“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在“委员讲堂”节目中指出。

　　他认为，不同时期要实行不同生育政策，回顾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起于忧患、行于艰难、成于均衡。

　　6月13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委员讲堂”第六期节目在全国政协官方网站等平台播出，王培安演讲的主题是《新时代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

　　“说到计划生育，很多人都记得当时的一些标语，比如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王培安说，年轻一代可能会对计划生育嗤之以鼻，认为当年计划生育搞错了现在却让普通老百姓来买单。实际上，很多人对计划生育的历史不了解，偏见源于误解，误解源于不了解。

　　起于忧患

　　王培安在节目中介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区域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以空前速度持续增长，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人口压力在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逐步显现。

　　1952-1976年，我国年均增加的固定资产只有200亿，每年只能解决大约200万的新增就业，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均粮食占有量始终徘徊在两三百公斤左右，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吃饭要粮票、穿衣服要布票，甚至买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人均收入增长极为缓慢。

　　“这主要是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但人口增长太快、高素质人口太少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971年党中央国务院毅然决定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刚开始的口号是晚、稀、少，后来变成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整个70年代，计划生育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这是计划生育的第一幕，起于忧患。

　　行于艰难

　　王培安指出，我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口增长势头还是很迅猛，1978年全国总人口达到了9.6亿，10亿大关近在眼前。

　　当时中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十，但是人均GDP仅有156美元，排在世界倒数第四，人口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在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到2000年把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就进入了第二幕，行于艰难。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位我国基本国策，同年新修订的宪法中，有四处提到了计划生育。

　　“应该说明的是，我国的生育政策从来不是一刀切，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对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区别对待的。实际上一孩政策覆盖了全国35%左右的人口，一孩半政策是50%，两孩政策是10%。”王培安解释。

　　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顺利完成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历史使命，提前实现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巨大转变。

　　王培安说，计划生育有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创造了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较高的人口红利期。

　　他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全国总人口会多出4亿多人，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等都比目前要低20%以上。中国的计划生育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到来，树立了我国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也为减缓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消除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于均衡

　　王培安继续谈到，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成绩已经很明显，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也就是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过低，将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短缺的矛盾淡化，新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出生缺陷发生率居高难下、出口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历史重任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第三幕，成于均衡。

　　2013年底，我国开始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元旦开始全面二孩，至此，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

　　目前，我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王培安总结道，新时代中国人口的新特征包括：一是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育龄妇女数量逐步减少，特别是20到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下降比较快，少生优生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生育意愿明显降低。

　　二是人口总体素质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面对经济新常态，我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亟待提升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三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

　　四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同时对社会结构、治理模式、生活形态、观念习俗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五是家庭规模缩小，每个家庭户平均3.1人，传统的养老抚幼，互助互济功能弱化。

　　不愿生二胎最重要的两个原因：生出来没人带、养孩子成本高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开始实行，并未引发广泛婴儿潮。

　　王培安认为，现在很多育龄夫妇不愿生二胎，原因是多方面的，生出来没人带，养孩子成本高，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另外，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变了，他们崇尚少生优育，而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补短板、抓重点、强弱项，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公共资源的配置，重点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需求。

　　他呼吁，应落实育龄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将计划生育奖励奖、配偶陪产奖纳入生育保险，特别要落实新修订的个税法，依法做好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支出的扣除，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同时，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促进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王培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通过多生孩子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的。当前，在我国所有老年人中，年龄相对较轻的老年人占比较大，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加强制度设计，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有人认为由于缺少劳动力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王培安指出，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人力资源基础依然雄厚，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目前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到了2050年还有8.2亿。

　　因此，劳动力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反映的是我国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不匹配。他表示，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的强国。

　　据悉，“委员讲堂”节目由全国政协领导同志提议创设，旨在组织政协委员结合自身实际，全面深入地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阐述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认识与理解，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影响和带动广大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凝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下，共同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