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按：作为北京五道口的居民，读到这篇五道口老邻居的文章，心情非常激动。心中响起了一个自己年轻时非常熟悉的旋律：“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理想主义的雨露滋养了我呀，干起那工作劲头儿足。”

作为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所有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看到如此热爱生活（life，不仅是生存，more than survival）的年轻人，确实受到鼓舞，感到安慰，看到希望。

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人类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才读懂了老先生的话，才理解了老先生的话。这是东亚道儒文化的精华，这是与卢梭-马克思所主张“所有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的条件”很接近的一种主张，是与拉丁文化相通的一种文化，这是与洛克-哈耶克所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很不同的一种主张，这不是一种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死”的文化，这是与盎萨文化很不同的一种文化。

道儒文化和拉丁文化能否抵御住强悍的、进攻性很强的盎萨文化的围剿？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可能做的事情，拼力做好。

本文转载于《幸运工具箱》微信公众号。

题图：2020年10月于朱利叶斯·尼雷尔大坝前的

我曾尽可能地想象了在非洲长期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什么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各种传染病，生活无聊，等等等等。

但现实永远比我想象的更简单，也更真实：所有我想的这些，其实都没啥艰苦的，唯一的也是最令人头疼的艰苦，永远都是工作本身。

应当承认，我们干的确实是一份相当光荣的工作。我们目前建设的水电站，建成后将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水电站。

坦桑尼亚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国家，政局稳定，人们吃苦耐劳，且十分爱国，只是和其他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一样，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压制，难以汇聚财力进行工业化推进。

为了建设这座水电站，坦桑尼亚政府倾尽全力，让坦桑尼亚的工业迈出从零到一的最艰难一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有过顶着全世界的敌对和打压奋勇前进的年代，看到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怎能不叫人热血沸腾。

只是到了具体工作时，画风就变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碾压混凝土仓面没有清理干净，需要安排人把之前没刷掉的塑料皮刷干净；排水管堵了需要通开；夜班卡车司机喝了酒要怎么处理；两列拉材料的火车同时到了，应该先拉水泥还是火山灰；廊道出了个裂缝，这个裂缝要不要紧？这个不要紧的话，那对面那个裂缝要不要紧？

当然“大事”也有，比如为了钢筋保护层的厚度到底应该是5厘米还是10厘米，我们和监理单位扯了一周的皮，双方唇枪舌剑，连会议室桌子的螺丝都被拍松了。我们探索出了一百种委婉的说法，用来替代不够礼貌的“你在教我做事？”还有朋友问我在非洲寂不寂寞，笑死，我这觉都不够睡，哪有时间寂寞。

这还是理想主义吗？咱就不说理想了，所有这些工作，好像和任何一个“主义”都搭不上边。

“但这正是理想主义，这才是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者的本质是一种人类，而不是神，不能用血肉之躯徒手搬起两座大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理想主义者在绝大多数的早晨醒来，需要面对的并不是“临危一死报君国”，也不是走到台上振臂一呼“不许跪”，而是谈判桌上永无休止的扯皮推诿，是繁杂琐碎的财务问题，是连篇累牍的制度设计，是与形形色色的人合作，斗争，再合作再斗争，是日复一日不见天日的思考与劳动，劳动与思考。

甚至，掰着手指头算日子，被动地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光，也算不得什么本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辛与失败中，不停息地思考如何工作，如何解决现实中不停涌现的既不酷也不豪迈的千百万个问题，永不停息，这才是理想主义者。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匹夫一怒，三分钟热血，谁人皆可，并不难，可也无用。真正难的，是“勿丧”，是坚持着把一件事做成，是让一切的付出和牺牲都有价值。

有点浪漫的事情，往往是快乐的。而特别的浪漫，往往意味着特别的艰辛。但也正是这种特别的艰辛，成就了特别的浪漫。

工业化是一个尴尬的过程。要想获得电，首先你需要有电。

在一个水电站工地，施工现场，材料加工，运输，个个都是时刻吞噬电力的无底洞。每一粒碎石到达它的指定位置，都至少要经历五只电老虎的嘴。

甚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按照坦桑尼亚的标准来看，个个都是行走的电老虎。我们随便开几天空调，就是一个坦桑人一年的用电量。

我的营地使用的，是坦桑尼亚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电力。停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每天都要来上个十次八次。开会时停电甚至不能打断发言者一秒钟的思路，否则如果每停一次电就要愣一会儿，那这会就永远开不完了。

要命的是，供应生活用水的水泵也是要用电的。有时洗碗洗到一半，洗澡洗到一半，水和电同时消失。束手无策，等吧。有时中国工长们疲惫地下了夜班，浑身机油，满脸水泥，发现没电，也没水。那就等等吧，等等也许就来了。

这已经是坦桑尼亚能给予我们最好的条件。

工业化是一个屈辱的过程。每次我全身涂满泡沫却突然停水时，我都忍不住在想，如果这座大坝不能顺利建成，我们这座工地外面上千万个坦桑尼亚人，那些住在草棚里没有电灯、没有井甚至没有玻璃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知道被泡沫涂满全身是什么感觉。

进而我就更忍不住去想，有的国家把国力透支到极限，挣扎着迈开苦难的第一步，有的国家却可以动动手指就割下全世界几万亿的劳动成果，让几亿人可以躺在24小时的17℃空调房里不劳而获，把玉米糖浆源源不断地抽吸到他们的胃里。

我回想起半年前的自己，龟缩在有层层叠叠文明屏障保护的温室中，会为了自己一点屁大的得失抱怨不休。在层层叠叠的现代科技的庇护下袖手空谈，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一件事。

工业化是一个荒唐的过程。要改变这套荒唐的秩序，需要的是钢铁一样的人们。

我希望这人们中能包括我。

有很多人劝我。他们说，我有“一手好牌”，没必要过这种身上涂满泡沫等水来的日子。

确实“没有必要”。但是，我那么努力地学习，考试，获得了这“一手好牌”，原本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把路越走越窄，进而只能走那条对于个人利益的“最优路径”的。那样无趣而无光的生活，于我如炼狱。

既然我已经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那么我想，我有权利把我多出来的精力，不用来吃得更饱，穿得更暖，而是做一些我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走一条风景更加壮丽的路。

那就是理想主义的路。它或许比其他道路更崎岖，也更危险，但我坚信这绝非一条死路，它也是走得通的。

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那些同样怀有理想，拥有过人才能，但却被外界规训“世界上只有利己主义一条路走得通，别的路都是死路，所以你必须抛弃你的理想，走这条锱铢必较的利己主义道路”的青年们：

世界上不是只有利己主义一条路可以走。

理想主义的路，是走得通的。

后记：也许以后，清华年度候选人物会被忘记，清华博士生的身份也会被忘记，网红的烙印也会被刷掉。

但坦桑尼亚矗立着的水电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运转下去，从高处一跃而下的浪花带着电机转动进入电网输送到非洲挨家挨户，世世代代用清洁水电的坦桑尼亚人民会记得某个从五道口来到异国他乡建设水电站的年轻人。

穿着绿马甲、带着安全帽的曹丰泽，在我看来比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更值得珍惜。

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就是从现实的泥泞中挣扎着向上，用力擦拭遮挡太阳的灰尘，让那束光照进来。曹丰泽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一直向上。

最后，以鲁迅先生的话与大家共勉：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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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带来进步，带来更好的生活，也带来对自由的压抑，带来对天性和本能的束缚。科技进步为自由的文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仍需思考：构建怎样的文明可在维系共存生活的同时使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在追求文明的同时如何追求身心的舒展？如何避免对本能的不必要压抑？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