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现在，我们离“潘晓来信”的讨论已经过去了40多年。今天的青年人，不也面对和潘晓一样的困惑吗？在潘晓来信所催生的个人主义浪潮中，青年人的路是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呢？今天，也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大讨论，需要一个新的“潘晓来信”。本公众号欢迎各位青年人向我们投稿，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考，一起讨论当代青年人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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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疫情班”学生的压抑、困惑与思考
我生于中国最北的小县城，父母是诊所医生，小资产阶级。2019年六月我结束了压抑的小初高生活，刚上大学的时候和身边的人关系融洽，也不必每天都神经紧绷的学习，专业也是我感兴趣的心理学，一开始大学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可经历了长期社会排斥的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各种人际关系，我表现得很讨好，特别恐惧被拒绝。人际关系的困境使我远离人际关系，甚至认为和人交流毫无意义。大一下半年居家上网课，大二返校。除了大一一开始我集中读了一些书以外，剩下的时间几乎一直在打游戏，这种情况大二开始时加剧，有时甚至从早起打到睡觉，除了吃饭以外不停。大二学期初的时候我又一次发热，被拉到校医院隔离。学期末我室友，同时也当班长，发烧的时候，辅导员说算了吧，应该也没什么事，没去隔离。
我想在本科期间积累一些科研经验，但学校的专业发展很一般，没有什么机会，而且当时跟人表达请求对我来说异常困难，在想做这件事之前就特别焦虑，在躯体上的表现也很严重。有一个老师看见我成绩好，说我可以去听他给研究生讲的高级心理统计，但因这个问题错过机会。后来大三就该准备考研了，我几乎学不下去什么，看书时也经常走神、记不住东西，这让我不停地恶性自我批判，甚至看书的时候就开始心跳加速到非常快的程度。因此我开始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学校的老师没能帮到我，所以我接受专业机构的线上咨询。在学校接受线上咨询是非常困难的，我需要找一个没什么人打扰的地方，而这种地方在大学里非常难找，所以在校期间我几乎一直在开放环境做咨询，非常艰难，且在校的冬天没办法咨询。
咨询没有让我在大三下到大四上这段期间努力学习起来，我几乎每天在打游戏和同时进行的恶性自我批评中度过。大四上开始实习，实习期间非常煎熬，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有一个半小时以上。在实习学校里我总能想起压抑着生活的日子，身边也没什么认识的人。那年十二月疫情管控全面放开，考研的那两天我感染上新冠，在寝室里呼吸不畅，吃饭行动都成问题。父母在南方联系了一个朋友带我去看病，第一家医院说我需要住院但没有床位，在外边折腾了一天也没找到能住院的医院，实在没办法在小诊所打了个退热针，晚上的病情比白天还要差。我父亲托关系才找到医院，一天后坐飞机赶来照顾我。后来看见有因流感新冠而死的年轻人，我想当时如果没住院现在也死了。
大四下学期同学们都参加招聘会，做简历找工作，我想我还是要考研的，用考研当做逃避找工作的借口，但也没学下去。毕业结束后我和咨询师聊了半年多，我仍然没努力学习，但通过回顾大学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如何和人建立关系，对关系的态度也不再那么不屑一顾。可是我的大学生活，即便不是一直是快乐的享受的，但也让我觉得是美好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咨询结束于今年年初，长期逃避现实的我想面对现实，但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能做什么呢，我本科期间薄弱的履历能允许我做什么呢。我还是想读研，今年我想去考了，虽然估计考上的可能性不大。
县城逐年没落，大一以后，父母去南方打工，从没在大城市生活过的父母经常和我说在南方生活工作见闻，比如大城市机会多、先进、不能随地吐痰。最影响我的是他们对工作的描述，大城市工作太累。开始我觉得累是正常的，后来又听到别的描述，让我对劳资关系有了初步了解。在别人诊所工作，老板一刻也不让人闲着，地上有污渍需要清扫，甚至狗饿了都需要喂食，老板提供的伙食有时甚至是夹生的，更别提食材的质量了。上班需要忍受每天两个多小时的极端通勤，父母本就亚健康的身体，经过几年折腾，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了。后来母亲在一家理疗机构学技术，我问她去医院养生的是不是都是有钱人，她说确实是，有人家里有管家，常年在国外居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普通诊所的另一幅景象，那里几乎都是打工人。
这让我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又因对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论有兴趣，一开始相信了卢麒元的理论，觉得按照他的说法做一切都会好起来。后来在一位高中同学的引导下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原文，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而且也明白卢麒元的理论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在生产过剩危机来临的时候寻求出路的资产阶级思想。最近我父亲的劳动合同到期了，他们又觉得身体不好，想回来自己干，但今天又和我说可能准备要回去南方继续打工。我因此而自责，如果我能养活自己，他们也不必这么辛苦。
和身边的朋友聊天，无不对工作怨声载道，干活多又没钱，有的朋友劝我别打工。身边的朋友对自己想做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清楚，有个同专业朋友当老师，现在正在准备考导演的研，有的人不想干现在的工作了，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打工人青年都面临着相似的情况。
不知道如果我考不上研我还能有什么出路，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吧。生产过剩危机就像无声无息吞噬一切的灾厄之雾缓慢的蔓延着，我没法想象我会迎接什么样的命运。由于我们专业和学校的特点，大多数毕业生都去当心理老师，有时和朋友聊起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情况，发现这些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也深陷困境中。解决无产阶级青年的困境的方法，恐怕只能从车间工厂里，马列毛的文章中寻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