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毛泽建1905年10月诞生在毛家祖居地湖南韶山的东茅塘。听父亲讲，姑姑的乳名叫菊妹子，小时候面目清秀，聪明能干。见过姑姑的亲属和邻居都说我长得很像姑姑。由于姑姑生前只留下一张集体照，从中裁下来的影像模糊不清。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10多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为姑姑塑像、画像都拉我去做模特。这段经历使我对姑姑的身世和英雄事迹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许多书刊上都说姑姑是过继给毛泽东的母亲做女儿的，但我听父亲说，姑姑没有过继给毛泽东家，可是从血缘关系上讲，我家与毛泽东家确实是没出“五服”的本家，父亲毛泽连和姑姑与毛泽东是一个曾祖父，泽字辈总计有兄弟10人。毛泽东排行老三，我称他为三伯父，父亲排行老九，女孩只有姑姑一人，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宝贝女孩。特别是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善良，非常喜欢姑姑，把姑姑作为亲生女儿看待。当时我家很穷，爷爷身体不好，奶奶患有严重的眼病，他们领着姑姑姐弟4个小孩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此毛泽东家时常接济我父亲家，接姑姑到他家去住。据奶奶在世时讲，毛泽东的母亲重病期间，曾嘱托毛泽东说：“你父亲四兄弟，就菊妹子一个女娃，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要让她读点书。”

　　1919年末至1920年初，毛泽东的父母和我爷爷相继去世，姑姑由于家庭生活极端困难，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1920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得知了我姑姑的情况后，帮助我姑姑解除了封建婚姻，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毛泽建，把她带到长沙，送进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从此，姑姑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秋天，姑姑前往衡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并改名为毛达湘。她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姑姑结识了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湘南学联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员陈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们于1925年冬结婚。

　　1926年夏，姑姑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三女师，到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

　　1927年10月底，中共湘南特委改组衡山县委，由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姑姑任县委妇运委员。除了领导妇女运动之外，姑姑还兼管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用土炸弹炸县政府，组织武装暴动。姑姑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

　　1928年初夏，在耒阳县下塘铺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姑姑和姑父都身负重伤，双双被捕。灭绝人性的敌人把姑父的头颅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一支部队袭击了耒阳县，救出了姑姑。但这时姑姑即将临产而且身负重伤，行动非常不便，为了不拖累部队，她坚持留下，隐藏在夏塘铺一个孤老太婆家里。没多久，姑姑生下一个男孩，起名艰生，取出生艰难的意思。敌人在搜山时，听到婴儿的哭声，找上门来，姑姑和照顾她的我姑父的姐姐陈淑元以及刚出生的小艰生一起被捕。陈淑元因为没暴露身份，不久就被保释出狱，同时带出了小艰生。可是因为无奶，小艰生不几个月就夭折了。

　　敌人得知姑姑是毛泽东之妹，如获至宝，妄图从她身上得到我党的重要机密。姑姑在狱中一年多时间里，被敌人从耒阳押到衡阳，又从衡阳押到衡山，受尽残酷拷打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在狱中写下遗书：“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在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了。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再增加，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姑姑还在狱中写下了“誓死为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等血书表达自己对党的赤胆忠诚。

　　敌人见从姑姑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恼羞成怒，决定对她下毒手。1929年8月20日，我的姑姑毛泽建昂首走上刑场。在衡山城南门外马庙坪，姑姑慷慨就义，成为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胜利英勇献身的第一位烈士。姑姑牺牲时年仅24岁。

　　毛泽东得知我姑姑一家3口为革命捐躯后悲痛异常，他把对革命烈士怀念的情感转移到烈士的亲属身上，对我们家格外关怀。当然，这种关怀既有对亲人的爱，也有对亲人的严格要求。1949年10月，刚刚举行完开国大典，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接见我父亲毛泽连和其他亲属。那时我家在韶山生活相当困难，奶奶年老体衰，父亲眼疾严重，基本双目失明，家里没有生活来源。同去的亲属想请毛泽东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给些照顾。但毛泽东亲切而严肃地对他们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光是泽连一个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一点。”那次在北京，毛泽东出钱为我父亲治眼病，还带了一些礼物和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

　　我奶奶收到这些礼物激动得热泪盈眶。1951年底，我奶奶因病住院，毛泽东知道后先托人带来100元(旧币100万元)，后又寄200元给我奶奶治病。1952年，奶奶病逝，父亲又摔断了脚，毛泽东得知后，又给我家寄来300元钱，并说明200元是给奶奶的安葬费，100元给父亲治病用。这些钱都是从他老人家稿费中支付的。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从这以后，毛泽东每年都寄二三百元的稿费给我家补贴生活，直至1962年湘潭县民政局开始每年发给我家烈士家属抚恤费。

　　毛泽东待我父亲如同胞兄弟。除了与姑姑的关系外，还因为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发动革命时，我父亲就给毛泽东当通讯员，为韶山党组织活动站岗放哨。16岁时在执行一次通讯任务时跌伤了眼睛，父亲的眼病就是那时落下的。眼病使我父亲无法跟随毛泽东走出韶山干革命。尽管有这些关系，但毛泽东从不利用职权为我家谋一点私利。父亲常对我和哥哥、弟弟提起，毛泽东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讲过：“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我们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是我的亲属，又是烈士的兄弟，在乡村中凡事都要带个好头。”父亲就是以此来教育我们为人、处事要守本分，决不给毛泽东、给革命先烈丢脸。

　　(摘自2005年第10期《湘潮》，原标题为《我的姑姑毛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