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申纪兰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也是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更是拒绝领导待遇，永远坚持在基层劳动，有着基层工作智慧的农村妇女干部。以申纪兰为代表的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妇女代表们正在告别历史舞台，她们质朴的精神呼唤青年一代能真正理解前辈经历过的经验曲折和历史沉浮，继续披荆斩棘，守护前人缔造的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
今天我们节选推出2009年马社香对申纪兰的访谈，对中国农民的女儿申纪兰表达深切的怀念。
申纪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人，1929年12月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主任、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她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申纪兰与农民在一起
马社香：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从年轻时就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当了十一届。从这个角度，您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申纪兰：1954年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才25岁，2008年我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已近80岁。
解放前在山区农村，我和千千万万劳动姐妹一样，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我是解放初期扫的盲。1952年西沟村成立了灯下扫盲小组，每晚四五个人围着煤油灯学认字，学读报纸。我就是这样打下的文化基础。我常常想，没有共产党，我和祖祖辈辈山沟妇女一样，只能围着锅台转，难见外面的天。有了党的培养，才会有我这个大山沟里的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再往深一点说，没有社会主主义，没有农业合作化，也不可能发现和培养我这个女社员当全国人大代表。
马社香：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和乡亲们的介绍，您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带领女社员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在全国影响很大。能谈谈整个过程吗？
申纪兰：好。我们西沟属太行山革命老区，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都比较早。1943年，共产党员李顺达带领村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模范互助组。那时候我还是平顺山南底村的小女孩。我是1946 年嫁到西沟的，丈夫张海良是革命军人。西沟是1951年12月成立的初级社，入社的共26户。李顺达被选为社长，我被选为副社长，是社员们用放豆子的办法，一人一颗放在我身后碗里选上的。
西沟合作社刚成立时，男劳力只有22人，女劳力24人。如果不发动妇女干农活，整地、增产、广开门路増收，都会成为一句空话。村党支部要求我这个副社长把妇女带动起来参加劳动。西沟媳妇几千年都是“好女不出院”，不离锅台、炕台、碾台“三台”转。成立互助组后虽有所改变，但由于没有从同工同酬上考虑，开始动员妇女下地干活尽碰鼻子。我进东家门，东家媳妇说妇女干活从互助组到合作社都是老五分，不如在家纳鞋底。进西家门，西家提意见，干活都记在自己男人工分本上，妇女怎么劳动都显不出来。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妇女下地劳动，应和男人一样同工同酬。
那一年李顺达随中国农民参观团到苏联访问去了，我把妇女们的这些意见向党支部委员宋金山作了汇报。宋金山一听有道理，说党支部应该支持。可男人不谈体力，光农活技术就比妇女高得多，怎么同工同酬呢？
我建议，能不能派几个技术好的男社员教教妇女，县里新技术培训班，也让妇女参加。正好平顺办支农新技术学习班，村党支部就派我和吕桂兰等人到县里培训。回来赶上锄麦，社里分配35亩麦地由妇女负责。一鼓动，有7位妇女愿意参加。人不够，我又到从不参加开会的李二妞家，二妞正为丈夫没有好脸色而烦恼。我说下地干活可以多分粮食，丈夫就会待见自己。二妞一想有道理，第二天拿着锄头上了地。当天她就被推选为妇女劳动模范，吃晚饭时，村里广播员播送了这个事，全村都震动了。第三天，就有19个妇女下地，35亩麦田3天就锄完了。
社里紧接着发动老年妇女成立农忙托儿组，解决有孩子妇女的后顾之忧。妇女一心扑在下地 上，劳动技术提高得也很快。社里最反对男女同工同酬的人也服了气。这样一来，男女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收工回家后一个烧火，一个做饭，夫妻关系融洽了许多。西沟女社员人人都成了香饽饽。
在西沟合作社社章上，特别新增一条：
【“妇女月经期间五天不上地。”】
社里还添置了新法接生箱。我担任义务新法接生员，宣传推广新法接生、新法喂养。过去给娃娃只知喂清米汤，现在改喂稠米汤还加一个鸡蛋煮成羹，娃娃吃了长得结实，妈妈也能抽时间下地了。男女同工同酬，改变了西沟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
马社香：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次受外界关注，大概是什么时候？
申纪兰：1952年12月初，长治地委召开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平顺县委书记李琳鼓励我把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讲一讲。我从来没有在大场合讲过话，心里害怕。可一想实话实说，就请李琳书记站到会场外面，以免自己讲砸了害羞。李书记理解地笑了笑，走出去了。我抬头一看，满会场都是生面孔，放开胆子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将村上男女同工同酬经过讲了出来，掌声如雷。
过了几天，记者到村里调查了解男女同工同酬的事。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长篇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我记得记者叫蓝邨。报道发表后，全国妇女界展开了讨论，我的名字也一下子传开了。
1953年4月15日，我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紧接着又被选派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 前往丹麦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一个大山沟里的女社员获得这么多的荣誉，这里面的政治意义可不是一个人的啊！
马社香：后来您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能谈谈接到通知时的感受吗？
申纪兰：1954年，我光荣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们西沟农业合作社当时又叫金星农林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是1952年农业部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获得者。金星奖章全国就评选过这一次，共四个人，第一个就是李顺达。1949年10月，李顺达被邀请到中南海见过 毛主席。1950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全国著名的老劳模。金星奖章的第二人叫郭玉恩，也是我们平顺川底村的老劳模，全国试办第一批农业合作社10个老社的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他们两人都是山西推选的在全国有影响的代表，我和他们比起来差得太远。
所以，在接到开人代会的通知以前，我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一个县怎么可能有三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们一个只有二百多户的农业合作社，怎么可能有两位人大代表。自己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才知道，我是全国妇女界推选的农民人大代表。接到通知时，我的心嘣嘣直跳。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非常重视革命老区的农业社，希望全国女社员和男社员一起同心协力办好农业合作社。
马社香：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妇女代表多吗？
申纪兰：不多，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中女代表最少的一次。
山西代表团26名代表中仅有4位女性，一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一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还有就是革命老区临汾的妇女干部李辉。
我和胡文秀住一个房间。她从报到第一天就念叨想见毛主席。我是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见到的毛主席。这次会上我和胡文秀见到毛主席时，都很激动，胡文秀还高兴得哭了起来，党和毛主席对我们这么重视和关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为了这个英雄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党。
马社香：在以后您参加的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基层女代表？
申纪兰：给我印象深刻的基层女代表还有很多。
像下乡女知青代表邢燕子，当时就很有影响。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开会时毛主席还请她吃过饭。
吕玉兰在人大代表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高小毕业回家务农，15岁担任农业社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社长。30岁时她被提拔为河北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她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
沈阳模范营业员李素文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担任过农村高级社副社长。第四届全国人大时，李素文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没有架子，朴实得很，听说后来又重新回到基层当了副厂长，干得很不错。
这些女代表的根一直都扎在基层，当党需要她们从领导岗位重新回到基层工作时，又高高兴兴回去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啊！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马社香：听说您曾经被选任山西省妇联主任。
申纪兰：是的，那是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以后。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接到县委组织部送来的通知，上面盖着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的红印章，要我去太原参加山西省妇联筹备委员会，出任省妇联主任。看着这个通知，我可傻了眼。我是党员，应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可这个省妇联主任和西沟副社长不一样，她是要脱产当干部的。
我当时怎么想都不得劲，自己能吃几碗饭还不清楚？我打定了主意，我是劳模不劳动不行，我是西沟人民代表，离开西沟不行。
我当选省妇联主任后，立即和省委谈了自己的想法：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省委很快答应了，说省里根据中央安排，正在培养一批不脱产扎根基层的领导干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批不脱产的高层妇女干部，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我坚决不当省妇联主任，这和上级安排也正好吻合，全国各地劳模就是劳模，不兼任什么领导职务。这也是我们党深化改革的一条有力措施吧，我认为很好。我坚决要求回到西沟，重新像过去一样天天劳动，继续发挥劳模的作用。
第四届全国人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次还是周总理作政府报告，他显得很吃力。晚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看不成，总理身体不好已住进医院。我心里特别难过。想起1958年12月参加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邀请我和其他五位女社长一起到西花厅他家里做客。那时候总理日理万机，精神百倍。十几年来，总理身体累成这样了，我心里怎么也舒坦不起来。
马社香：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会议也有了新的变化。
申纪兰：是这样。如1983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那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978名代表中，有76.5%都是新代表。过去一起参加历次代表大会的老代表已经很少了。就拿我们平顺县来说，第一届的三个代表，郭玉恩眼睛得了青光眼，第二届就没有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李顺达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没有能够参加，那时候对他进行了错误批判，1980年山西省委为李顺达平反，他担任了省农委副主任，离开了西沟。1983年他当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这一年的7月1日，李顺达不幸去世。
我刚从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回来，心情十分沉重，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我是党组织和老李一手培养起来的。西沟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多了。全国人大每一次大会，都有令我难忘的地方，说不完。
马社香：听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曾赞扬您“凤毛麟角”？
申纪兰：是的，那是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2000年3月）讨论中，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我们山西代表团。省委书记田成平介绍我时，江总书记笑着说，唯一的从第一届到第九届人大代表，凤毛麟角。江总书记对我的“凤毛麟角”的赞誉，从此传开了。
其实我哪里有什么突出的，新中国60年来，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都比我做出了更多更突出的贡献。我只不过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时比较年轻，那都是靠党的培养啊。就说我们山西，也有一些优秀的全国人大代表，像大寨的郭凤莲，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们的联系比较多，除了全国人大一起开会，她来过西沟不止一次，我也多次去大寨。全国各地的农村人大代表，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马社香：您是一位农民代表，我在西沟居住期间，看到不少农民都来西沟找您，请您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意见。
申纪兰：作为人大代表，反映群众呼声是应尽之份。
确实，每次开人代会时，我都注意将农民的真实想法反映上去，应该说有作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将农民放在重要的位置。历任党中央领导人，也都注意听取我们农民代表的意见。
因为我是一个老代表了，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会议时都特地过来，问一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我们也注意将农民的意见提交上去。
平顺紧邻河南，附近几个县包括河南林县经常有人到我家来送材料，请转达。我没有什么文化，但都耐心了解，有的解释，有的上下沟通，有的据情陈述。
比如退耕还林，上世纪90年代时有一条政策，就是25坡度以上全部退耕还林。我们西沟大多数土地都在25坡度以上。怎么退，退了农民吃什么？前几年在全国人大小组讨论时，我就提岀这一点，说了自己的看法。胡锦涛总书记说，作为山区来讲既要因地制宜，也要保证粮食自给，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中央下达的文件就强调因地制宜，25度坡地退耕还林不搞“一刀切”了。
党中央是非常重视我们农民代表意见的。
马社香：您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是唯一，我想在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您总结过自己一生的成功之处吗？
申纪兰：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
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从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天起，我的人生追求就同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连在了一起。现在这些说法可能在有些人中不时兴了，可我一直真的是这样想的，也一直真的是这样做的。
党给了我一切，西沟土地给了我一切。我只不过是认真按照党的要求，做一个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代表罢了。
如果说，个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那就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中国人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申纪兰与农民在一起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原标题《抚今忆往60年:担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和感受——申纪兰访谈录》，作者马社香老师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