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和捍卫者、毛主席的好学生、南开大学副教授刘晓铎（笔名笑多、迎春等）因心脏衰竭于3月15日晚去世，享年91周岁。刘晓铎，1932年1月28日出生，湖南衡阳人。1955年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亲历“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学习等，逐步与工农亲密接触，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离休后，勤于学习和笔耕，出版了针砭时弊的专著《社会主义本质探索》、《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
刘晓铎的父亲原是湖南衡阳县一个大家族的少爷，在五四时期受革命风潮的影响，后来参加共产党，与夏明翰、郭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很熟悉，担任过国民党衡阳县党部的代理宣传部长。马日事变之后他受到通缉，逃到武昌，最后去了上海，这样就脱了党，在租界里做事。刘晓铎出生在上海闸北，生日正是日本人炮轰闸北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七七事变”之后，他父亲决心不当亡国奴，带领全家人逃往内地。离开上海时，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坐火车通过浙赣线，大桥被日本飞机炸断，母亲带着刘晓铎与哥哥、弟弟和姐姐失散。那时他才五、六岁，但是这一段记忆极为深刻。长大后，刘晓铎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解放社，进行过护厂斗争。
解放后，刘晓铎的父亲在湖南省参事室和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解放初期，他父亲曾去华北革大学习，毕业时在自我鉴定中，用“封建叛逆、革命逃兵”做结论。实际上他父亲长期与党保持联系，而且做了不少工作，却对自己严格要求，给自己做的结论很苛刻。这“逃兵”两个字对刘晓铎的刺激很深，他时刻注意以父亲的经历为鉴，决心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工农群众共命运，不当“逃兵”，更不投降！
参加“四清”
刘晓铎1955年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入学以前就已工作了5年，是“调干生”。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申请去艰苦地区锻炼。1959年分配去了青海，在计委系统的省成套局工作。1962年天津市派人去西北调人，他被调到了天津，分配到市计委综合处。到计委之后，还没有熟悉业务，就赶上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运动，把他抽调出来参加“四清”工作队。
1961年在西宁
经过3年“四清”，感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干部的判断也很准，逐渐体会到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逐渐理解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四清”的实践，让他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农民，懂得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认识到不发动群众，运动根本就搞不起来，生产也搞不好。经过“四清”运动，他再读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文章，就觉得特别亲切。
右起第二人为刘晓铎同志，时任四清工作队队长
五七干校炼红心
文革期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原市直机关的干部编成五个大队，刘晓铎被任命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按照中央精简干部的精神，正式建立的市革委会只保留200多人，原市委和市人委剩下的人统统下放“五七干校”。市五七干校建在东郊的大片荒地上，当时他立下了一个雄心，要把那一片荒地改成万亩水田。由于原来是荒地，连住房也没有，第一批去干校的干部还要脱坯盖房，工作非常辛苦、非常累。但他认为，这对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是非常有益的。刚去干校时，刘晓铎和大家一起盖扬水站。后来从外地转来材料，说他是潜伏特务和现行特务，变成了审查对象，不能参加群众活动了。审查一段时间后没问题，就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劳动了，在干校，他牵马犁过水田，开手扶拖拉机，拉过大车，修过沟渠等。通过锻炼，几年之后，他在干校学会了大部分农活。在干校劳动的这几年，他明白，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民成年累月这么干，知识分子比他们又高明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是很正确，通过3年“四清”运动和4年干校生活，刘晓铎对此有很深的体会。虽然“四清”和干校学习这两段经历，他只是随着运动大潮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但是确实让他懂得了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老老实实地为工农服务才是康庄大道。
在大学从事经济研究
1972年对他的审查结束，组织上征求他意见，问他愿意去哪里工作，他说去学校搞政治经济学。这样，他被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73、1974年，当时经济研究所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要确定研究方向，有人提出天津是老工业城市，天津自行车厂是个典型，是不是总结一下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经验？于是与天津自行车厂联系，得到李新民厂长同意，说可以去，但先别忙着写书，让他们这些大学的老师下车间担任兼职，取得经验后再写。
1965年在天津，右为刘晓铎同志
刘晓铎他们下去时，正好碰上自行车厂大搞技术革新，很多工人都积极参与。有一位老工人没有文化，连圆规都不会用，就用墨水瓶盖子画个圆圈制图，厂里领导也大力支持。书记深入到每个车间去，工人非常受鼓舞。许多工人吃住在工厂里，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出了140多项革新，把年产量从60万辆提高到100万辆。他在那里当了两三个月的“学徒”，看工人们搞革新。那时人们真是敢想敢干，有一个中专生提出搞“震动镀锌”，厂里很支持，有的老师傅也去配合他，取得了部分成果。
不到三个月，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只有刘晓铎和另外一个老同事在那里坚持。后来他被派到零件车间当支部副书记。
在天津自行车厂工作一段时间后，加深了对工人的理解和感情。刘晓铎离开车间时，在召开的欢送会上，有工人就说：“别忘了回娘家。”车间党支部还写了感谢送往经济研究所，表扬并肯定了他做出的成绩。1979年天津市召开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他还被选为先进代表出席。
1976年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要确定科研课题。这一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周总理生前曾到经济研究所视察，说过“你们要研究人民公社”。所里就成立了一个农业组，让刘晓铎任组长，从此他开始了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1979年国家农委、农业部组织调查组，去江苏总结集体农业经济发展的经验。刘晓铎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跑去农业部要求参加。征得农业部同意后，他就参加了调查组，开始接触到包产到户的争论。社科院农经室主任也是调查组的成员，是人民大学的同学，说人民公社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刘晓铎说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就这样他们争论了一路。
开始带队调查的是钱正英，她是国家农委委员、水利部长。到江苏之后，江苏省委书记主持汇报会，然后调查组分头下去。他们下到无锡县的一个公社，蹲点大概十几天时间，刘晓铎看到人民公社体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
正在这个时候，安徽开始大量宣传包产到户。随后，包产到户之风席卷全国。刘晓铎去山东调查，安丘县石家庄大队搞得很不错，不仅集体经济发展很快，村子规划、社员住房建得也非常漂亮，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很适合农民需要，开辟了一条农村生活建设的道路。尽管解放后村子里增加了很多劳动力，但是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些都是农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经验，本来是应该好好总结，坚持下去的。但是，在那个标榜“实事求是”的年代，却被强行推广“包产到户”，而且硬说是集体经济的性质“没有改变”。
刘晓铎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一去农村就是一个月。他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一个生产队先进不先进，关键在于干部有没有公心。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实事”是不能随便“求是”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求是”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他们一起调查的社科院同事，后来还真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尽管他在苏南看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但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由于1982年之后不再容许公开讨论“包产到户”这个话题了。刘晓铎他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
继续奋斗立新功
1993年从南开大学教学岗位离休后，刘晓铎一方面继续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进行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斗争。陆续购买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传（1949—1976）》等书籍，学习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对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进行了斗争。开始是在《天人古今》等杂志上发文章；网站出现以后，又用“笑多”、“迎春”等网名，在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上发文章，捍卫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泛滥，并在我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反对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条重要战线。刘晓铎也开始读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包括美国最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批判。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结合经济危机的事实，他揭露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本质，并对在我国重又兴起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复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