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一个拉美的石油重镇，最近的一系列动荡引起世界的关注。就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开启第二任期不到半个月，当地反对党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起大规模游行，抗议马杜罗连任;反对党领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多则在当天宣称，自己为“临时总统”。美国火速对这位“总统”予以支持。而后，马杜罗政府宣布与美国断交。
这一系列的政治动荡是怎么来的?委内瑞拉的老百姓怎么办?
作者 | 瑟瑟发抖
编辑 | 默默然
美编 | 太子豹
微信编辑 | 侯丽
瓜伊多——一位代表美国利益的总统，与他制造的“民众恐慌”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六节
胡安·赫拉多·瓜伊多就是这样的一位卫士，只不过在他的总统之名上要加个双引号而已。为了奖励他的表演，在2019年1月24日美洲国家组织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宣称美国或将向委内瑞拉提供2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瓜伊多所代表的盘踞在委内瑞拉国会的反对派势力此前提出大规模私有化的“施政方案”，瓜伊多的政变若取得最终胜利，那么疯狂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对劳工权利的反攻势在必行，这对受制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国际资本及敏感的各大证券交易所而言确实是一大利好。于是乎，美洲的政治阵营版图的裂痕进一步明晰了：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有“世界警察”美国政府与听话的加拿大政府，以及拉美的右翼或极右翼政权(利马集团当中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等等);支持马杜罗政权的则有“世界警官”俄罗斯政府(包括土耳其和叙利亚)，以及墨西哥、玻利维亚，等等。
反对派鼓吹其是为了民众利益而反对马杜罗政权的。为了将自己伪装为道义的化身，他们当然需要拿一些社会问题标榜自己的纲领。委内瑞拉境内外的一些主流媒体近乎僵化地将委内瑞拉群众运动渲染为“人民需要食物、提高工资和减低物价，但腐败无能的马杜罗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仅如此，还大肆镇压。所以瓜伊多的反对派是在代表人民发声”的画像。但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媒体刻意将事情过分简单化，那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市场卖点，而不是要去接近事情的真相。苦劳网在2018年8月26日译介了一篇标题为《委內瑞拉的食物政治》的文章，可以有助于我们看清对委内瑞拉局势的刻板印象。由于篇幅很长，这里只能摘录和国民议会反对派势力真实有关的一些要点：
• 根据主流媒体的常见论述，暴乱是由油价暴跌导致的食物匮乏以及政府管理的失效与不作为导致的……“人民”正在崛起以对抗“专制政权”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这还为一些人谋财提供了契机，地下经济成为了人们获得食物的另一种渠道……一些个体以及私人企业也将这样的行为视作商业机会，他们或者囤积居奇或者将这些商品从哥伦比亚边境走私进来。这些日常可见的囤货行为进一步说明，这些商品是被有目的地从超市的货架上转移走的。
• 今天的委内瑞拉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智利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美国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来破坏当地社会的稳定，包括经济封锁，并且支持右翼势力的反革命活动，这其中包含宣布食品短缺，让人们排长队购买食物，街头抗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智利的主要经济来源外汇以及铜价遭遇严重下跌，这与委内瑞拉下跌的石油价格类似。然而，直到多年之后，随着一些重要机密文件被解密，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在智利反革命活动中所扮演了重要角色。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实行的越发严重的经济制裁以及全面的经济封锁，导致了政府在购买进口食物以及处理国家债务上举步维艰，这显然是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公然侵犯。
• 新的国民议会的第二副主席弗莱迪·格瓦拉(Freddy Guevara)公开呼吁“人民”（事实上是民主团结联盟的支持者们）上街抗议，“直至专政国家愿意接受更少创伤的解决方案为止”。
• 一系列的示威活动随之而来，其中既有和平抵抗也有暴力活动。虽然媒体将其描述成在全国范围发生，但实际行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中的富裕街区，具体表现为设置街道路障、破坏公物、静坐野餐或烧烤、肢体上的冲突以及投掷粪便。虽然这些“抗争”方式看起来不尽相同，但抗议者们却有着某些精确的特定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对于国营社会设施的系统攻击，例如焚烧提供公共交通补贴的公共汽车，破坏公共卫生设施。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农业食品机构的破坏，国家营养研究所被人纵火，生态农业生产实验室被破坏，本计划用于政府食品项目的物资及该项目相关的车辆被烧毁，物资中包括约40吨的食品。
• 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打击目标中还包括人，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典型的查韦斯的支持者——贫穷和棕色皮肤的人们，一位年轻的非裔委内瑞拉籍的超市工作人员被活活烧死，然而旁边无数的旁观者却没有实施任何干预行为。
• 暴力抗议活动极大影响了最贫困阶层人们的生活，他们无法承担放弃工作的代价，由于路障导致交通阻断以及对于暴力的恐惧，他们日常基本活动都变得困难重重。这种不便利对于从事家政服务工人的影响最大，他们每天必须往返富裕街区，而那里又是街垒最集中的地区。另外，超市也大多集中在富裕街区，这也进一步阻碍了穷人与劳工阶级获得食物，而由于食物短缺、排队供应以及国家食品项目遭遇袭击，他们获得食物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 ……事实上，和平抵抗与街垒暴力结合的唯一后果是使普通民众与反对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如果快速浏览一下弗莱迪·格瓦拉或是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你就会消除所有关于这些抵抗由民众自发形成的错觉。最后，街垒的目标与策略包括了焚烧食物而不是重新分配食物（这些食物实际上是专门为穷人准备的），以及针对穷人与深色人种的暴力攻击，而谎言却将街垒粉饰为由于饥饿导致的“食物暴动”。
这一系列的说法并非要为马杜罗政权开脱，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在看待委内瑞拉社会问题上，不能偏信于主流媒体的政治娱乐圈式报道——例如大肆渲染委国社会动乱的氛围，以及贴上很恶心的“民粹主义”标签。反对派拿食物短缺问题做文章，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不仅加剧了劳动群众的饮食困境，还造成了社会恐怖。这就有些类似于一边为饥饿现象大声疾呼、一边却将牛奶倒入大海的美国资本家。
最可恨的是，这场政变会为美国未来的进一步干涉提供了现成的借口，而美国正是委内瑞拉社会危机的重要凶手！真可谓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美国宣称的2000万元“人道主义援助”未必就是空头支票：如果反对派最终取得政变胜利，那么美国为了让反对派政权站稳脚跟，不仅会立即结束对“已经恢复了民主”的委内瑞拉的经济封锁，或许还会投放大量价廉物美的日用消费品给委内瑞拉民众解决燃眉之急。毕竟在帝国主义者的眼里：得先把牛羊哄回圈里，养肥了，才好宰。
从查韦斯到马杜罗——难道有更好吗？
然而，虽然反对派的叙事很值得怀疑，可现实当中确实有不少委内瑞拉民众在反对派身上看到了“希望”，前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反对马杜罗政权。
“通常病菌的活动不仅取决于自身毒性，更取决于人体抵抗力如何。为何「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帝国主义能找到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包括最高层官员)?”
——列夫·托洛茨基的讽刺，《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哲学》，1939年
无可否认的是，这次政变的推进离不开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咄咄逼人的干涉，但委内瑞拉民众不是依赖于摇摇欲坠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懒汉”，也不是容易被所谓“民粹”洗脑带偏的被动/自发力量。不管某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和新闻人士多么地自作多情，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忍饥挨饿，就要找饭吃;受寒受冻，就要找衣服穿;被统治者无理由侵犯，就要找对方讨个说法。1917年的俄国民众如此，1959年的古巴民众如此，2018年的法国民众如此，2019年的委内瑞拉民众也是如此。奴隶的思想与语言是被长期灌输进来的，从来就不在现代劳动群众的基因里。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病菌的毒性(美、俄与拉美右翼政权对委内瑞拉的帝国主义干涉)，还得看看委内瑞拉社会结构的“抵抗力”究竟是怎样地出了问题。
已故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一贯宣称要推行“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但首先，他的政权虽然在石油、钢铁、电力、通讯等产业部门大力推行国有化措施，但并未在委内瑞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器是由军人和脱产官僚组成的——大肆贪污公款，利用职权做投机倒把生意，而非由劳动群众直接掌控的政权形式(例如我们已经非常陌生的苏维埃政体)。国有化的步骤至关重要，但并不能直接和社会主义划上等号，因为委内瑞拉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并非工人阶级。
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每时每刻都民主地集体地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日常运作，并且在每一天的亲身管理中提升自身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力量、积累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反而仅仅是停留在 “参与”、“监督”的阶段，那么一旦发生了强烈的国家机器重组，国企私有化不仅仅是大势所趋，而且还会是灾难性的;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此外，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过分依赖于石油经济。如果说在委内瑞拉的周边，有数个强大的工人国家(例如假设美国爆发了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想象力还是要有的)给予委内瑞拉无条件的资金、技术和消费品，那么单一地发展石油经济恐也无大碍。但委内瑞拉是身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汪洋中，这种单一经济会极度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国际油价、汇率、国际资本的喜好评判，等等)的摆布。当面临国际油价下跌、本币贬值等问题时，委内瑞拉政府依然坚持要用日益缩水的外汇储备偿还外债给国际资本家，同时也不敢大规模削减政府的公共福利支出;单一的产业结构也使得委内瑞拉人的饭桌严重依赖于粮食进口和仅仅以营利为目的私营粮食与日用品企业。
这些都进一步暴露了“查韦斯—马杜罗”政权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即试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尊重国内外资本家友人之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福利政策拉拢人心。马杜罗上台后，面对日益显化的社会危机，加速了政权的军事化，并进一步加紧和外国大资本的联合。例如在2016年，马杜罗力邀加拿大大型金矿开采公司Barrick Gold进驻委内瑞拉境内的亚马逊丛林地区Arco Minero，而该公司在查韦斯当政时被以“可能破坏生态环境和侵害当地土著社区权益”为由拒绝进入。如今，马杜罗不仅同意向Barrick Gold提供10年期的免税优惠，并以政府出资的形式为该公司开展生产兴建相关的基础设施，还出动军队驱赶当地的土著居民，以便为金矿开采提供“足够的空间”。随之而来的还有生态损害(土地和河流的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此外，在马杜罗的操纵下，委内瑞拉军方控制了半数以上的内阁和各州州长席位。特别是在2015年马杜罗所在的执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丢掉对国民议会的控制权后，马杜罗加紧了对国家司法部门和军队的控制与依赖。
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所以，正如不少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拉美的La Izquierda Diario、Left Voice，欧洲的Fourth International)的评论所提出的：“‘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这种逻辑在社会解放运动中未必总是合理的。”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马杜罗政权一直和美帝国主义抬杠，就忽视其前者的阶级本质。反对这次政变，最终不是要保全马杜罗政权，而是要捍卫委内瑞拉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力/权利。同样，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道貌岸然的委内瑞拉反对派：胡安·瓜伊多不过是资本主义和美洲帝国主义的一条走狗而已，一条西装笔挺、玷污着优美的西班牙语的走狗。劳动群众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劳动群众自己手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坚持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
近几年由于马杜罗政权的腐败而走上街头的委内瑞拉群众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其中包括医生护士、教师、水泥工人、石油工人和公共部门职员等群体;并得到来自阿根廷工人左翼联盟、墨西哥工人党等左翼政党的国际性支持。而如今面对反对派的花言巧语和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阵营外部干涉，他们亟待团结起来。2019年注定是社会政治时钟加速运转的一年，往年的一个星期换算到今年，估计只相当于两个小时。面对这种状况，摆在委内瑞拉劳动群众眼下的课题是：以自身的力量保卫自身的阶级利益，但不要保全马杜罗政权，也不要寄希望于某个救世主的到来;进而提出一个逆转资本主义路线(无论是查韦斯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还是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