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为任正非在谈及人才时，表示有4万华为海外员工不愿回国。谈其原因，和教育有关系。

　　海外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并不一样，尤其是模式和理念，更有很大的差别。员工的孩子们在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之后，再来接受国内的教育，不很容易。究其原因,这里有教育的差异问题,有教育的优劣问题,也有教育环境的适应等问题。为了人才不会流失在海外，任正非决定打造一所华为学校。运用新的教育模式和理念，让海外员工放下顾虑回国。

　　对于国内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著名专家与学者充分肯定，如认为“为了快速脱贫，现行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最有效的”、“ 中国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不是‘之一’”等等。

　　也有很不认可，甚至“深恶痛绝”的，如“中小学十二年的教育就两个字‘刷题’。学生的创造力被扼杀，天性被扼杀，学生的自由，应该享受的少年的童趣，青春的快乐都没有了，就是为了刷题”、“我们国家的科学素养，或者说科学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超过20年”、“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人才、思辨型人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等等。

　　当然，这些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资深媒体人、企业界领袖对中国教育的评价，都有一定的语言环境，而且也有着随教育形势与局面变化而变化的可能。国家领导及教育界人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教育改革。但中国教育改革在困境中蹒跚前行，举步维艰,改革效果远远不够理想。

　　我们翻一翻诸多指点教育的激昂文字,有几点应有共识;一、新中国的教育适应中国的国情并与发展同步，它支撑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承认。二、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前进，中国在发展。与国际先进教育相比，我们的教育弊端渐显，必须改革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且，中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时不我待。三、这个改革既非全部否定现有教育，也非全盘吸收西方教育，要形成适合国情又与时代同步的自己的教育。

　　因此，教育要改革，为大家所公认。如何改革，大家又很茫然。教育的题目太大了，太复杂了，以至于许多人都骂教育，但找不到谁是该骂的对象，也没有人能提出改进的方子，更没人能系统提出有效的改革意见。

　　本次话题“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非教育的全部，但也是非常核心和有着代表性的问题。钱学森之问的实质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如何发掘和发挥创造性人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如何从知识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新发明型人才培养方式转变?”从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上分析，“创新发明型人才培养”已经涵盖并跨越了“知识技能型人才教育”。因此，此转变具有总领意义，是教育改革的牛鼻子。

　　这个难度同样很大，也是一个在教育改革实践的路上综合的、开放的、动态的问题。我们不能采用简单的对策去触碰复杂的体系,也不能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而一筹莫展。中国人有想做什么都能将其做到极致的能力，我们需要不断用改革和完善的实践过程来回答，我们应从可行的改革开始。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多多，我们不妨对纷纭的众说，做一个归纳与分析。

　　第一、大学功利化问题。如何去大学行政化的问题，如何改变被功利化扭

　　曲的大学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由什么样的教育家办学的问题。 “去行政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重大改变，改变很难，主要来自全社会对它的认识还不足。”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以至于有人说, “是政治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教育家能解决的问题”。这也同时说明，教育的问题，有些是需要顶层设计的问题。

　　第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问题。大学应具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教师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不分专业、身份，出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的景象。大学有给学生“破格”的权利，发展其最擅长的科目，进而专门研究。基础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与思考精神为目标。基础教育需要和高等教育贯通，因为受着高等教育目标的制约。就这个问题来说，国家教育部一直在进行的高考制度改革、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给学生个人兴趣的培养有更大的选择权等措施正在完善之中。

　　第三、教师问题：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传授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调动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进而发掘培养学生勇于质疑的精神。课程目标与课堂目标的设定，大学教学重视学生讨论，有特色，有学术交流;基础教育关注学生本身，以生为本。让传道、授业、解惑达到最佳的统一。名师出高徒，培养杰出的人才，关键是教师。教师的问题一是师德问题，一是素质问题。前者是社会价值在教育上的缩影，后者又与客观存在教育模式相关。二者的提高非一日之计,唯有正确舆论导向的助推与科学管理的实施,才能形成多出名师,广出良师的局面。公安部对于醉驾问题,交通部对于占座问题的处理,宣导有方,治理有力,效果明显。对于大学和中小学教师中一些有损于教师形象的现象的处理,教育部门或许很难简单的借鉴,但应该受到很好的启发。

　　第四、教师的教法问题。首先是课标、课程、考试等问题。这几个问题都决定着教师用什么样的教法去落实，去完成，其次才是教师的教学能力问题。现行的考试很大程度的决定教师的工作成绩,领导们都在如何取得考试成绩上下功夫。于是有人指责,所谓中国基础教育好，不过是培养许多缺乏创造性的解题高手，能到各类学科奥赛中拿国际金牌而已。此语虽然过激，却也难辨。

　　中国的教育，从善背诵到会解题，在背负着“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的恶名中成长。客观的说，这种我们习以为常也有过成就的教学方法，与西方鼓励“探究、质疑、反思”特别强调思辨能力培养的教法相比，确实低人家一筹。从培养杰出人才的制高点来看，他们这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法，比我们更能接近培养杰出人才的目标。因此，我们有时也嘀咕自己，教育的问题固然大，但我们借鉴这个教法又有何难?

　　第五、考试问题。中国的高考，广为人们诟病，但又找不出代替的方法。高考是对公平原则执行最严格，但也是从最初设计就含有不公平因素的做法。它包含了中国人对公平的向往，以及现阶段无法完全实现公平的无奈。

　　检验高考的试金石有两块，一是公平，二是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要找到一个切合点，使二者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平衡。人们批判高考曾继承了八股文考试的衣钵而摧残了年青一代，而推荐制度又体现了极大的不公平。于是高考改革进入一种简单也并无它法的循环。现在，人们都希望改革再高考，让它在有益于现代人才培养上得到注重，要走出一条新路子。当然，当人们做着各种精心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它的另一块试金石---公平，或者尽可能公平，否则，其经不起社会的考验而命运一定不会长久。

　　有人提出，“如果高考的试题只能让综合素质高的人拿高分,而不是仅仅会解题的人拿高分”，“高校应该研究能使‘公正、诚信、优选’达到最大值且能‘零投诉’的自主招生方案”，“综合评价在考试的筛选中不好操作,但作为导向,在教育过程中予以强调,予以浸润，其作用还是明显的”等，都是在为突破高考围城出谋划策。因此,对于高考，我们不能徒叹无奈，也不能心急火燎。如同社会发展，对待最复杂的问题，要用最耐心、最科学的办法去解决。不指望一锹挖一口井，也不做率性一刀砍下去的蛮夫。我们相信，下一轮高考改革，不应匆忙，应有一个比较符合规律的呈现。

　　以上问题，有社会问题，有系统问题，有具体问题。有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几步之遥的宏观问题，也有可以一步步走来，一个个落实的具体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是有阶段性的，都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而在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面临的教育“主要问题”或“主要矛盾”一定不一样。教育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教育的问题很难通过孤立地改良教育来解决。但这并不意谓着在教育系列就没有要反省和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教育有慢慢可以解决或有些可以先行解决的希望和曙光。

　　作者单位:广东当代民办教育管理研究院

　　20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