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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96」前传

  01

  十月革命一声响,为中国送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00年前的四月,在北大教书的李大钊将自己的住所安在北平西边的文华胡同24号,白日他交友会谈,夜晚笔耕不辍。

  这年「五一」,他曾任职的《晨报》发表了他的一篇《五一节杂感》,文章殷切地呼唤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他提到:

  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李一语成谶,“五四”运动波诡云谲地流淌出另外的潮水方向,翌年五一,李在北大的二院大讲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俄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加以宣传。

  而他的学生们则走上街头,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沿途散发小册子和传单。

  其实,俄国工人取得的八小时工作制,是窃取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果实。1886年5月1日,美国发生过一起35万工人的大罢工,有18万人成功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制。

  那个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刚刚冒出来,资本家的工厂里,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通常每日12到14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到20小时,而第一代小白领的工作时长也不遑多让,堪比后来的富士康,和今时今日的996。

  要让民族资本家一夜之间跨越完成从工业革命到工人运动的历史跨越,原本还有点儿难度。

  但幸运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成了进步知识分子扇动的翅膀,即便有些不情愿,但谁也挡不住民间权力觉醒的势头。

  1921年的五一,两年前火烧赵家楼的参与者邓中夏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通过了《劳动法案大纲》,提出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

  此后直到建国前,历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都坚持实行 8小时工作日制度。甚至,在彻底“撕破脸皮”之前,国民党亦通过《工人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要制定劳工法,主张8小时工作制,禁止10小时以上的工作。

  至少在反对996这件事上,积贫积弱的祖国没有落后世界潮流太晚。

  02

  建国之后,“以俄为师”的旗帜继续飘扬,工人阶级也成为核心概念。

  1949年9月,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会上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理所当然地提到要将工作时间限定为8至10个小时。

  三年后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严格的限制。

  1953年,毛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说:

  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并要求青年如果“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

  五十多年后,还真有些企业的领导同志犯了这种错误,把压榨当成了福报。只不过,原本一句顶一万句的青年们都忙着加班,根本硬不起来。

  当然,这是后话。不过,即使是这样的九小时睡眠,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享受太久。

  事情的变化要从1957年暮秋说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一位衣服笔挺、内向稳健的年轻人向柯递交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随后,人民日报将“乘风破浪”这一标题用于1958年的新年社论。

  三个月后,中央明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示,这标志着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的开始。

  在理论家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积累阶段全面开启。

  在农业上,鼓励“比资本家拿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在对待工人上,则是“比资本家用的更久,而不是更少”。

  在大炼钢铁的高潮期,全国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投入人数超过了一亿,工作时间更是五加二、白加黑。宋庆龄也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只为完成当年钢铁总量的全民KPI。

  刘少奇说:

  搞不赢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

  有些青年人一讲理想,就是工资多、级别高、地位高。这不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

  随后,或许是意识到了问题,这样的无限加班很快得到了修正,重新确定了被称为「8-4-2-10」的人民公社每日组织规则,即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2小时学习、10个小时工作。

  03

  1966年盛夏,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大操场,一场旨在针对该院副院长韩克树的“辩论会”正在举行。

  这年夏天刚拿到毕业证书的二系61班学员柳传志,正代表学校的“造反派”担任这场“辩论会”的主辩人。

  对管理层的革命,很快从校园蔓延至厂矿企业,工厂里的工人们分裂为不同派系,反复进行着辩论和斗争。

  在武汉,工人们意外取得了新的成果,迫使工厂实行了“789”制度,即早上7点来报个到,8点就下班了,9点厂里人就都走光了。

  这些插曲并没有改变大环境已经改变的事实。

  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禁欲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成为对产业工人的至高要求。这导致这一时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水平比以前都低,这等于是光提倡加班,不给加班费。

  物质激励被打入另册后,决策层认为是公众思想教育程度不够,才导致了工作中的懒散现象,作为“单位人”的工人们,参加的学习会议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直至覆盖了工作时间之外的一切时间。

  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套思路直到今天你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群中介的小伙子们要在朝阳中伴着歌声喊口号。

  当公与私的界限被打破,讨论是八小时工作还是十小时已经失去了意义。

  那段时间里,除了例行“早请示”外,工人们还需在“天天下班后学习”,主要内容是读报纸,当天的总结,计划次日的任务,有时还须在星期天参加“业余学习”。

  陈云在下放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时,面对厂里天天开会进行学习的场景时,都忍不住提出:

  你们能不能抽点时间,研究研究生产?。

  后来做大做强海尔的张瑞敏,曾在山东省青岛建筑五金厂做了八年普通工人,后来他这样描述过工人的这种对于无休止工作(学习)的“软抵抗”:

  所有干的事情都是假的,上级假装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假装工作。

  对这种公私不分的恐惧,埋进了普通人的血液里。数十年后,当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深夜收到老板的微信,或者突然被接入一次钉钉电话会议时,他们总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

  谁都不想活在父辈曾经遭遇的命运中。

  04

  改革之初,惯性犹在。虽然已经告别了全民运动,但人们仍无法判断这次是否只是短暂喘息,崔健唱过一段歌词:或许是因为过去的精神压力如今还没得到释放。

  在当时,有的国营工厂管理者面对消极怠工者不敢动真碰硬,理由就是怕遭到对方的打击报复。但国人是敏感趋利的,尽管所有人在8小时内都懒懒散散,下班之后却如鱼入手、如虎归山。

  张五常回忆道:在家里,这些人会一扫懒惰怠慢,忙于养鸡或者制造家具或其他工艺,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给亲友。

  但改革的大潮来袭,没有留给中国人太多可以倦怠的空间。

  很快,假装懒散的大陆工人遇到了内外两路改革军的驯服。1978年8月,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大进制衣厂在顺德成立。

  在外资大都犹豫观望的时候,港商们敢为天下先,率先到内地投资办厂,他们把香港相对先进的的管理、技术及营运经验都一并引入国内。当然,也包括了996。

  最早敢于去外资工厂上班的员工,多来自民间底层,与体制内的国营大厂天然绝缘,决心告别贫穷的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剥削,成为第一代血汗工厂里的打工者。

  今天如果从工人权利视角看,中国第一代敢于加班敢于奉献血汗的打工者,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意义,应当不亚于小岗村的农民们。他们展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并借助资本的力量,成为中国民间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基石。

  除此之外,原来国营工厂里的改革者也渐渐涌现出来。

  在山东青岛,张瑞敏面对“上班8点来,9点就走人,10点时随便在大院里也炸不死人”的工厂,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严惩迟到早退者;河北石家庄,一位叫张兴让的厂长计算过自己厂里的员工每天只有2小时40分在工作,随后他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在湖北武汉,一位外籍管理者被聘为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后来被人誉为“洋厂长的三斧头”管理经验之一就是要求工人遵守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

  至此,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再从“领导一切”回归“职业本质”的历史演变。

  此刻堪称劳资关系中的罕见蜜月期。不管是“满负荷工作法”还是“8小时工作制”,都是对职业本质的回归。

  05

  1988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一家办公室里,两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前,他们是这个近百人的单位里唯一在周六上班的职员。

  这家单位是国家科委下属的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初,年届退休的中心主任胡平在一次会议上,私下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想做一个五天工作制的课题,该设想得到了宋健的大力支持。

  但也有人觉得胡平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说:七天都干不完,你还五天!

  1987年底,课题组完成了总体报告和21个分项报告,得出了“我国具有缩短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的结论,报告中指出,人们对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普遍要求强烈。

  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两者的选择中,80%以上的人选择了后者。随即,课题组便选择在自己单位进行双休实验。

  度过了类似1976-1977徘徊的两年后,1992年春天,再度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并在当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而落实一周双休自然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这是为了展示中国向更文明方向前进的可能。

  于是,报告中本提出的设想是力争在2000年以前在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但1994年,“隔周五天工作制”就在全国开始实行,即大礼拜和小礼拜。

  一年后,在邓的支持下,《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正式发布,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在讲述关于改革开放的叙事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双休日和八小时的意义。

  改革是将资本作为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引入中国社会,但在南海边画圈的老人,此刻心里似乎已经明白,资本的力量倘若没有适度的规训,也会成为吞噬中国人幸福感的野兽。

  这是可贵的先见之明:在中国即将迎来创富浪潮之前,将属于普通人的权力、生活和幸福归还给普通人。

  2009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罕见地提出了“不折腾”三个字。这正是对上一个年代的总结与回响。

  几年后,中国进入了新的超级企业时期。互联网巨头纷纷涌现,资本成了主宰普通人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年轻员工们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新的权力博弈。

  博弈的结果,是深夜的中关村上挤满了掉头发的程序员。

  在马云、刘强东等企业家对996或明或暗的支持之中,我们或许仍可窥见那些火红年代的幽灵。

  权力希望员工成为效率机器上的精巧一环,但别忘了,对于折腾了一百年的中国普通人来说,他们已经厌倦了被别人的梦想绑架。

  年轻人在沉浮中百般挣扎,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暴富或者权力,只是一种“不折腾”的安全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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