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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王忠新 | 《狱中八条》的核心:防止高层领导叛变

  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制造了重庆“11·27大屠杀”,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代表狱中党组织向党写出报告,特别提出“狱中八条”建议。今天重读这《狱中八条》,仍然有现实意义,可谓殷鉴不远。

  一、《狱中八条》应警钟长鸣

  1.血火中锤炼出的《狱中八条》。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制造了“11·27大屠杀”,仅15人脱险。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受狱中党组织之托,向党写出一份报告。罗广斌特别强调这份报告是狱中党组织集体写作:“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等,已经长眠地下。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被称《狱中八条》)。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2.《狱中八条》的核心是防止高层领导叛变。《狱中八条》直接剑指领导的有三条,既,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涉及领导的有四条,既,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严格整党整风。

  《狱中八条》为何重点警示领导干部?因这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总结给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位居要职的5个重庆地下党的核心领导叛变,这5个人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还有两个叛徒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

  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前后有133人被捕,一度组织基本瘫痪。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而这恰恰是革命先烈在用生命泣血相告,严防高层领导叛变,应从更广的视野来考虑。

  二、中共台湾工委再次用血印证《狱中八条》

  中共台湾工委遭国民党灭绝性血洗,最惨痛的教训恰恰也是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大多高层领导叛变,否则,台湾或已解放。

  1.蔡孝乾曾经辉煌的履历。1924至1925年蔡孝乾在上海大学读书,受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影响,加入进步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6年7月回台湾,成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8月,台湾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分子,蔡孝乾无以容身,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蔡和中共取得联系成红一军团政治部一员。1932年6月23日,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被选为总同盟主任。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是唯一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共产党人。抵达陕北后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

  2.蔡被任命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军队由美舰运送接收台湾,当时蔡孝乾是延安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籍干部,中共中央遂任命蔡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蔡等人抵达台湾,领导台湾民众掀起二·二八事件等大规模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浪潮,并迅速发展武装力量。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陆海空军都布了人,二·二八事件前两月曾组织台南空军机场炮弹仓库大爆炸。到1949年年底,台湾地下党发展了1000多人,当时台湾地下党设定1950年4月作为从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发起时间。

  3.蔡等叛变让台湾工委遭毁灭性打击。国民党情治机关加紧对台湾共产党人的搜捕,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等44人被捕。1949年10月31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副书记兼高雄市工委会负责人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蔡孝乾被捕。蔡借到波丽路西餐厅吃牛排逃跑,台湾地下党不知这是否是“捉放曹”,蔡再次被捕叛变。这时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和陈泽民都先于蔡孝乾被捕,只有省工委宣传部长洪幼樵准备逃亡大陆,因蔡孝乾出卖,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捕叛变,至此中共台湾地下党四位主要领导人悉数被捕,独张志忠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其它全部叛变。

  蔡孝乾在台湾地下党的地位决定了他的破坏力,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的蒋经国说,光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抓捕蔡孝乾的国民党特务谷正文,在评论中共台湾地下党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试想:蒋介石在台湾一个弹丸之地,就在党政军要害部门就清查出潜伏的几百名共产党人,难道蒋介石就没向中共打入情侦和叛徒等潜伏人员?中共的肃反就一概是多余?就一概是冤假错案?

  三、改革开放必须清洗党内的叛徒

  《狱中八条》不仅重点提出严防高层领导叛变,还在第八条提出:严惩叛徒、特务,这绝对有现实意义。

  罗广斌向党写出报告明确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改革开放后,“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不同样考验手握重器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量“大老虎”级腐败分子出现,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贪污、受贿,贪图享受和生活腐败,他们更是中共的大叛徒,他们的出卖给中共造成的破坏,无论政治、组织、经济、思想、信念、形象,都是空前的惨烈。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空前的力度反腐,至2019年5月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大老虎”就达178名,十八大以来,至少有9个在任或原任省级书记落马: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河北原省委书记周本顺、辽宁原省委书记王珉、天津原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王珉2009年至2015年主政辽宁期间,养虎为患(加张杰辉、谷春立)有“九虎”中箭,还造成辽宁一个省级人大政权垮塌。整个山西更出现“塌方式腐败”,令政策、申维辰、白云、聂春玉、杜善学、陈川平、金道铭、梁滨、任润厚等九虎落马(含4名省委常委),这比当年中共四川地下党和台湾工委遭毁灭性打击,其惨烈程度没有一拼?

  叛徒叛变革命后,他们破坏组织,指认同志,往往比敌人更可怕、更凶残,危害更大。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同样来自党内,就是那些背叛信仰,背叛主义,背叛宗旨,背叛人民,进行化公为私、巧取豪夺、买官卖官、拉帮结伙、里通敌国,甚至出卖国家核心机密的贪官污吏,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

  革命先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严防高层叛变!必须加大清洗党内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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