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博主@陆锡鑫 昨天发微博称，自己打开某App的视听环节，想听听长征组歌，发现很多歌词被“篡改”了：

　　今日，博主@成都双爷(即知名历史学者双石)针对@陆锡鑫的指责进行了回应：“《长征组歌》 自1965年诞生后经过了多次修改，产生了不同的版本……1965年版本《长征组歌》，歌词恰好就是@陆锡鑫 指责篡改过的更原生态的歌词。”

　　双石老师的这段“科普”做的比较到位，基本事实都讲到了。但结尾来一句“革命小爷甭象没头苍蝇一样满世界乱找目标去怼，增加一哈学养，学习射击学原理，三点一线的瞄准基线构成了，再去找目标，是不是会少闹不少笑话? ”笔者就感觉有点过分了。双石老师知识面广、治学严谨，这是值得大家钦佩和学习的，但每每出言咄咄逼人，@陆锡鑫同志的说法有误，纠正即可，完全不必一口一个“革命小爷”、“没头苍蝇”式的嘲讽，这种风气已经完全不是同志式的批评了。

　　双石老师作为一名严肃的历史学者，掌握的史料当然是具体而充分的，这一点是大多数网友所不具备的。虽然@陆锡鑫 同志因为对《长征组歌》改词的这段历史不熟悉而指责的不准确了，但不是说@陆锡鑫同志所指责的问题一点都不存在。

　　正如双石老师自己所言：“1975年版流传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观众最为熟悉”。1992年又按照1965的版本重排了一次，删掉了1975版的改动，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群众最喜欢的、传唱的仍然是1975年的版本，以致于大多数人都认为1975版才是正版，这说明什么呢?现在都在讲市场经济、自由消费，为什么这个APP上就不能把观众喜欢的版本放上去呢?

　　1964年11月，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被称为“红小鬼”的肖华将军，写了一组长征题材的新体格律诗，交给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晨耕，指示要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还说“不必每首诗都谱曲，也可以创作一首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曲子，把诗句往里一套就能唱。如有需要，你们可以大胆地修改词句。”

　　1965年的春节刚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来到歌舞团作动员，动员会结束后，主创班子正式成立：由团长晨耕总负责，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担任作曲，唐江担任指挥。至此，战友歌舞团正式拉开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序幕。1965年8月1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这就是《长征组歌》的首演版。

　　实际上，当时为肖华《长征组歌》谱曲的，有两套创作班子。除了上面说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唐诃等人，另一套班子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时乐蒙等人。经过周恩来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的审听和比较，认为各有所长，因此，也就给它们派上了不同的用场：“战友版”的《长征组歌》，作为普及作品，由战友文工团排演、推广;“总政版”的《长征组歌》，作为经典，由总政文工团排演，向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汇报演出，并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电影艺术片。但文革开始以后，“总政版”的《长征组歌》也就搁浅了。

　　197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让战友歌舞团重排《长征组歌》。在1975年的这一版《长征组歌》中，第三曲《进遵义》、第四曲《入云南》分别被更名为《遵义会议放光辉》和《四渡赤水出奇兵》;在65年版当中，《告别》与《大会师》两首歌用的是同一首乐曲，所不同的是在节奏上前者舒缓、后者欢腾。为了把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壮观场面和热烈气氛表达得更为真实准确、饱满辉煌，在这个版本中，作曲家们在曲调上进一步地加工修改，加快了速度、拓宽了音域，还将原先的中西混编乐队改为交响乐队，民族器乐吹奏的乐曲只作为其中的特色乐曲出现;在舞美布景上，此版还将原来《大会师》中天幕上的三面红旗改成了会宁城会师的场景，把组歌的情绪推上了最高潮。

　　当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在审看后，还亲自将第二曲《突破封锁线》中的歌词“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句词不仅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更使第二曲与第三曲自然地衔接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同时，1975版还加进去了“王明路线滔天罪”、“全军痛斥张国焘”这样的真实、准确反映我党路线斗争历史的歌词。

　　1975年的10月15日，新版《长征组歌》以更悲壮的基调、更磅礴的气势再次唱响在首都舞台上。那次，战友歌舞团在北京展览馆一连演出了40余场，场场爆满、场场轰动。

　　1992年，北京军区有关领导提出对《长征组歌》再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修改，去掉了“王明路线滔天罪”、“全军痛斥张国焘”等在1975版加进去的词，恢复了很多1965版的内容。92版公演后，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一部经典的合唱音乐作品太过强调舞蹈元素无疑会“喧宾夺主”，削弱组歌原有的艺术本体。事实上，这次修订是失败的，92版并没能在全国流行开。以后演出的，直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组歌，基本上是1975年和1992年的综合版。观众“用脚投票”，最终还是选择了1975版的《长征组歌》，恰恰说明1975版的生命力所在。

　　80年代以来流行起一股改词潮，很多经典的歌词都被认为是“时代产物”、“不合时宜”。92版《长征组歌》的改动，恰恰也是这股潮流的产物。

　　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把“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劈荆斩棘奔向前方”改成了“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队伍，劈荆斩棘奔向前方”;胡松华将自己创作的《赞歌》歌词中的“感谢伟大的共产党，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改成了“美酒飘香鲜花怒放，欢乐的歌声飞出胸膛”;《金瓶似的小山》把“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改成了“东方升起的金太阳”;《为伟大祖国站岗》把“毛主席就在我身旁”改成了“五星红旗就在我身旁”;《红太阳照边疆》，把“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改成了“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将毛泽东的名字挖掉了，连“挖断了苦根翻了身”也挖掉了……

　　1957年发行的忆苦思甜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在新时代演绎的时候就只剩下前面主歌部分的反复吟唱，歌曲高潮以及精华所在的副歌部分完全听不到了，副歌部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恰恰是对青少年儿生动的历史教育，是对旧社会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深情控诉，笔者搞不懂，这些内容怎么就“不合时宜”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后来演绎的版本有一些根本不去唱“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染成。火映红星哟星更亮，血染红旗哟旗更红。高举红旗哟朝前迈，革命鲜花哟代代红”这段副歌部分。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宋祖英版、韩红版还是黄英版的《映山红》，在编曲和歌唱技巧上都作了大量改进、提高工作，但反复对比，完全没有邓玉华原版的满含斗志的革命气息。但是，这个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网友不妨自己去对比听一听。

　　当然，并不是说新版的都不好，也有一些例外。2009年，重庆地方政府联合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推出了电视剧《江姐》，王莉为该剧重新演绎的《红梅赞》和《绣红旗》，笔者认为比歌剧原版都要饱含深情。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能够真正打动普通工农群众的艺术作品，恰恰是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反映工农群众的情感。并不是经典红歌都不能改编、翻唱的更好，而是大多数改编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完全站在“非毛化”、“非党化”、“非无产阶级化”的立场进行改编，普通的工农群众又怎么可能喜欢呢?

　　经典红歌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人民群众及音乐工作者对毛主席、共产党及新中国深厚感情的凝结，因此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级立场。红歌不是不能改编，正确的改编反而会增强红色经典的生命力，正如1975版的《长征组歌》。我们反对的是背叛历史、背叛立场胡乱改编，这是文艺领域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将，打着恢复65版旗号的92版组歌，又何尝不是一种逆向“修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