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自18大以来，最得民心的事情是什么?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动“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斗争。要问当今人民群众最忧心的事情是什么?无疑是怎样把习总提出的“反腐”斗争进行到底，搞好党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反腐”的成败，决定着党建的命运，而党建的命运又决定着国家的命运。由此，习总才先后提出“刮骨疗毒”和“自我革命”的命题!
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23日发布的消息：
201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60.9万件;立案31.5万件，处分25.4万人。其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20人。
这还只是今年上半年的数字，看了以后让人惊心。“反腐”高压已持续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敢于藐视党纪国法、“顶风作案”?
回顾2011年以来历年纪检“反腐”的情况：
18大前的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5万件;立案13.7万件，处分14.2万人;查处了刘志军、张家盟、刘卓志、宋晨光等一批省部级的大案要案。
2012年，接受信访举报130.6万件，立案15.5万件;处分16.0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有薄熙来、黄胜、田学仁等一批案件。
2013年，接受信访举报195万件;立案17.2万件;处分18.2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干部“大老虎”18人!
2014年，接受信访举报272万件;立案、处分23.2万人,比2013年增长近三成，其中省部级以上干部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40人。
2015年，接受信访举报281.3万件;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
2016年，接受信访举报253.8万件;立案41.3万件;处分41.5万人;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6人。
2017年,接受信访举报273.3万件;立案52.7万件;处分52.7万人;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8人。
2018年，接受信访举报344万件;立案63.8万件;处分62.1万人;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1人。
从上列数据中可以看出，2012年纪检部门接到的信访举报数为：130.6万件，2013年增加到195万件!猛增了49%;2015年又达到281.3万件，比2012年增加了130%。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央主持的“打虎、拍蝇”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它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揭发、斗争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按照正常逻辑，经过三年雷厉风行“打虎、拍蝇”的“反腐”斗争，贪腐之风应该受到有效的遏制。想当年，毛主席办了一个“刘青山、张子善案”，就基本上解决了“贪腐”问题。可如今，“反腐”“肃贪”已形成了史无前例、持续的“高压”态势，为何“老虎”、“苍蝇”反而越打越多?且“老虎”越打越大(“老虎”中动辄显现“亿”量级的贪腐分子!)、“苍蝇”越拍越壮(小官大贪)?请看：
2015年，打掉的“老虎”、“苍蝇”(受处分)33.6万人;
2016年打掉41.5万人;
2017年打掉52.7万人;
2018年打掉62.1万人;
2019年全年还不得而知，但仅1——6月半年，已达25.4万人。
“反腐”斗争未能使“贪腐”案件逐年减少，反而是逐年大幅度增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值得深思。笔者以为，不外乎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是“反腐”惩处的力度还不够大，贪腐分子犯罪的成本低(再大的贪腐分子，未见有处死刑的)，远不足以震慑那些贪腐分子的“贪婪”，这就改变不了“前腐后继”的状况。
如山西巨贪、原环保厅长刘向东，任内长期受贿贪腐;2013年任省委巡视组组长后，成为“反贪”巡视检察“御史”，仍不知收手，照样枉法贪腐，继续顶风作案。2015年12月案发逮捕时，仅从他身上、车上、办公室、住所等多处起获的巨额人民币，以及各类外币、银行卡、存折、黄金等等，光这些真金白银就有1.5个亿，还有大量字画、玉器、古董和多套房产，涉案金额不下两个亿。
按现行法律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然而，2017年12月刘向东案宣判：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执行无期徒刑。看来，当今“反腐”对贪腐分子的量刑，还是“法外留情”的。——连对“亿”量级“巨贪”也能网开一面，基本上也就没有死刑了。
二是“反腐”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只能随“反腐”斗争的深入不断揭露。检察机关专业办案，人力、物力有限。这就决定它不可能在一年或几年的时间段里，把所有贪腐分子都清查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长年积累的案件不断地暴露出来，这才是这几年“贪腐”案例不减反增的又一原因。
三是“反腐”惩处只是治标，尚未能有效地治本。“贪腐”分子为什么会“贪腐”?归根到底，是“贪腐”分子的思想有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只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三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思想问题、“三观”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诸多主、客观条件，更需要有一个过程，这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句话，“贪腐”的“治本”问题远未解决，这也成为近几年“贪腐”案例不断增加的再一原因。
“反腐”斗争，无疑是一场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早在2013年1月，习总书记就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因为是大事、急事，必须立即行动，狠抓大案要案，诉诸党纪国法，这就得掀起“反腐”风暴，此谓“治标”;但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则须从制度上、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才是“治本”。
在开展“反腐”斗争同时，习总主持的中央制订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其后又提出了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制订、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这些无疑都是“反腐”的重要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实践证明，完善的规章制度，对“反腐倡廉”是不可或缺的措施，但它又不是万能的。真正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解决共产党员内心究竟为谁“掌权执政”的动机问题。
要取得“反腐”斗争的胜利，必须解决当今“贪腐”案件不减反增的问题。
怎样才能综合地解决这一问题?其实，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已经开出了“刮骨疗毒”、“自我革命”的良方：
“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怎样落实习总的这些重要思想呢?唯有在结合当前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时，进行一次“开门整党”!
整党，就是要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整党，就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刀刃向内、“洗手洗澡”(配之以相应的政策措施);整党，就要落实群众路线，有群众评议，吐故纳新，清洗腐败分子，完成党的自我革命。
在党的历史上，1942年的“延安整风”就是一次成功的整党。正是这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才完成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保证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苏俄历史上，1921年也成功地进行过一次整党，为其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列宁在那次整党工作中，特别强调了两条：
一是“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因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在否定‘混进党里来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了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为谋生而辛勤劳动，没有任何特权也不会‘讨好上级’的人们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二是“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62——564页)
早在1939年1月，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把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总结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斗争的武器，而“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可见党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毛主席在文中总结前18年党建工作的经验教训时着重指出，以往中国革命所以会遭受挫折，问题就出党建上：
“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理出去。”
“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干革命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而奋斗的。显然，党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也是两条：
一是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保持“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性”;二是纯洁组织，清洗“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坏人”和“敌人的暗害分子”。
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最好办法什么?就是靠“开门整党”!这才是落实习总书记“刮骨疗毒”、“自我革命”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