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了张维迎教授的《自由是一种责任》之后，始终没有释疑：自由与创造力以及体制有着怎样的联系?

　　虽然是旧文——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国发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然而，雾霾仍然在毒害着青年们的肌体，因此，便觉得仍有着探讨的必要。

　　先谈自由与创造力。

　　虽然，张维迎教授洋溢着对自由的崇敬与向往，然而，自由尚未成功，同学仍须努力，便只有将责任殷殷的嘱托给弟子们了。

　　何谓“自由”?经典的解释是“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与自由相对的，是奴役。罗斯福就曾将自由定义为：表达、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四个方面。

　　对于自由，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认知。在自然界，吃羊是狼对于自由的认知。在人类社会，奴役与剥削，是奴隶主与地主对自由的认知，在受奴役与剥削者的抗争中，这种自由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才认知到了享有自由的途径——革命。

　　摒弃阶级定义的自由一定是虚假的，有了奴役与剥削的自由，劳动者必定丧失自由，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大众民主，人民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于此，邓小平对“自由”加了一个“化”字并解释为：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一旦入了党，你的言论与行动就要受到纪律与党章的约束，如果你要自由化，就不如干脆脱党。

　　张教授说：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从国发研究院姚洋院长的“直觉理论”到张教授的“心灵自由”这一系列理论的创新，实在令我惊叹不已，便又恬不知耻的为他们创造着一个新的定义——伪自由，虽是班门弄斧，而在历史与现实中，却是大量的泛滥着，有着成灾的势头。

　　难道这样的伪自由还少吗?那些在讲坛上高谈阔论着自由的教授们，将青年们搂抱在怀中，喂养着自由的心灵鸡汤，而内心中却包藏着扼杀着人民自由的祸心。

　　那些戴着共产党人面具，研究着社会科学的专家与学者们，在高台上唾液横飞的欢呼着自由，心底里却暗藏着剿灭人民自由的杀机。

　　信仰与自由最多的莫过于蒋介石，除了信三民主义，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儒教、信佛的教徒。民国年间，明令公布以孔子生日为“国定纪念日”。故而才有了鲁迅先生《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的文章，有了“一到求神佛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的文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领袖，在教堂里诵读圣经后，为着为中国人民带来福音，就去履行着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动的自由了。

　　张教授说：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确实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以孔、老、庄、墨等诸子百家，丰富多彩的学说，百家争鸣的繁荣。创造了传世的儒、道、法等斑斓纷呈的学派。

　　而历史总是会跟人们开着荒唐的玩笑，就是这些思想最自由、最具创造力的出现着众多的诸子与百家的诸国，最终却被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创造力的秦国大一统了。到了儒学全面复兴思想最自由，创造力最强的大宋，最终亡于既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创造力的蒙古族人的手中，成为了中国封建史中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至于诸子百家的学说，虽也被后人冠之于灿烂的文化，终只能成为为着帝王将相统治人民出谋划策的证据罢了。这就是张教授的“这不是偶然的”一个佐证了。

　　接下来再谈“创造力与体制”。

　　张维迎说：

　　【“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于此，我们就非常必要看一看自由与体制对于创造力的作用了。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因为提出了“日心说”，撰著了《天体运行论》，否定了教会的权威，直到临终前才冒险出版。1633年被宗教法庭宣布为禁书。

　　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由于批判《圣经》并坚决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

　　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因改进望远镜和其所带来的天文观测，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于1616年被宗教裁判所宣布为异端邪说，处以终身监禁。直到1992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决定为其恢复名誉。

　　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与布鲁诺都不是为了利益而激发出创造力的企业家，在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发展的500年间，我们既没有看到自由对于创造力的激发，更没有看到体制对于企业家们创造力的激发，恰恰相反，创造者们面临的是压制与迫害。而生于1818年的马克思，而正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考证，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了新纪元。

　　张教授认为：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且不说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也不谈“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五笔字型输入法、数字机械化、青蒿素等之类的独立自主的创造。稍微读一下国史，就不难看到中国的发明创造浩如烟海，有着在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冶金、陶瓷、纺织、冷兵器、地震学、计量与测量、农耕与农具、气象预测、中医中药学、针灸学、文字与史记、音律、航海、诗词曲赋等等的创造，有着辉煌文字与典籍，有着长城、兵马俑、大运河、都江堰之类的恢弘的建造，与西方相比，中国就是发明创造的“银河系。”

　　为了佐证中国是“套利者”张教授说：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同时，他又说：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将上述两段文字叠加，我们真的不仅可以嘲笑这无知的文字，更可以嘲笑这种逻辑的悖论了。既然承认冶金、陶瓷、纺织的根在中国，那么，西方在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岂不是也“套”了中国的利?火药是中国的发明，显然，西方的洋枪火炮岂不也“套”了中国的利?历史的因缘就如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开花结果一样。中国做了几千年西方的老师，由于五百年间中国政府丧失了防人之心，一味的腐败与自大，坐失了历史发展的机遇，使得中国的发明创造的根却在西方开花结果，并用来对于老师的烧杀抢掠了，于此便猛然醒悟，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西方俯首称师了。而如今，为了发挥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创造力。那些“伪自由”者们还喋喋不休的呼啸着要将“师夷长技”改革为“师夷长制”。

　　中美贸易战打破了中国的“师夷长制”的迷梦。宣告着伪自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破产。因此，我们热切的期望着张教授能够下一届的毕业典礼上，对于怎样的体制才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作出一个具体的明说，否则，便是一剂蒙汗药。

　　二0一九年八月四日

　　【本文原标题《自由、创造力与体制》，发布时有删节。】

　　附：

　　张维迎：自由是一种责任

　　【题记】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的发言。张维迎教授表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以下为演讲全文：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