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概括，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当前时期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中，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香港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三个理由：
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的强国复兴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香港是我国与世界联系特别是对外经贸联系的主要窗口。改革开放后，香港作为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窗口的地位逐渐降低，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联系方面，具有上海、北京等内地金融中心城市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方面完全融入了世界金融体系。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上海、北京等内地金融中心不可能(至少当前时期不可能)做到像香港这样完全开放，于是香港就成为中国与国际金融联系的重要渠道与“防火带”。此外，香港还是我国打破国际封锁与制裁的重要渠道，例如“辽宁号”航母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通过一家香港公司买回来的。
其次，香港是我国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首例，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示范效应。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搞成功了，将非常有利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第三，香港是国际斗争的重要战场，在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目前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持有人实行免签证或落地签入境，人员进出非常方便，因此，香港还是著名的国际间谍之都。据媒体披露，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香港派驻有情报机构和人员，有的是以外交机构的名义，如美国在香港的总领事馆就有上千名常驻工作人员;还有许多是披着商业的外衣，仅台湾军情局就在香港注册了20多个公司。因此，香港既被国外情报机构利用来搜集中国内地情报，我们也可以利用香港来搜集外国的情报，香港就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战场。
特别是在美国推行的对华遏制战略中，由于香港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香港问题被美国用作对付中国的一张牌，美国企图通过支持香港的反共势力来控制香港，使香港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甚至是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桥头堡”。所以，香港也是我反霸斗争的重要战场，在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可见，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人认为“现在香港对中国来说不重要了”的看法是不对的，那种讲“香港就是变成烂港、臭港也没有关系”的说法就更是错误的。
二、今年香港发生的社会动乱是两个矛盾和一种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
今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为什么会发生?香港反对派的运作和外部势力的插手都是毫不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香港民众卷入其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认为，今年香港发生的反修例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部分香港民众与中央及特区政府的矛盾，实际上则是两个矛盾和一种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个矛盾，是中国政府及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与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矛盾。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一直企图把香港变成为完全独立的不受中央管辖的政治实体，而中国政府及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则坚决反对他们的这种企图，并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统独”矛盾，即维护国家统一与制造国家分裂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个矛盾，是香港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即香港民众特别是劳动阶级与垄断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香港回归时保留了原先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必然会继续发生作用，而香港特区具有明显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特区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很弱，结果，资本主义自由和野蛮地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基本被垄断大资产阶级所把持，社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非常突出，青年人就业不易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也比较严重，因此，许多民众怨气很大。这一矛盾可简称为 “劳资”矛盾，即劳动阶级与垄断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种情绪，就是亲西厌中情绪。由于香港回归时基本保留了原先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香港的法律、教育、新闻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亲西方的精英阶层所控制，因此，香港的学生从小就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教育和影响，香港的新闻媒体也极力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此外，香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建国初期和历次政治运动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内地跑过去的，部分居民以及教育、法律、新闻与公共服务界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对中共存在着较深的误解甚至偏见，有的人甚至仇视中共，这些人也时常通过课堂、媒体等渠道发表批评性言论，甚至抹黑丑化内地。结果，在香港社会特别是青年与知识阶层中，不仅长期存在一种亲近西方而不信任甚至厌恶中共的情绪，而且这种亲西厌中情绪还一直在不断滋长。
正是在这两个矛盾和一种情绪的共同作用下，导致香港今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香港反对派在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下，抓住和利用修例这一事件，积极谋划、组织和发起反修例运动，同时利用当前香港社会存在的突出的“劳资”矛盾和亲西厌中情绪，编造谎言，极力煽动民众参加反修例运动，并将矛头直指特区政府及中央;而许多香港市民特别是一部分青年学生因为长期积累的怨气和亲西厌中情绪，便在香港反对派的欺骗和煽动下，加入了反修例运动。
由此可见，香港今年发生的这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政府及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与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长期以来政治斗争的继续，是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及亲西厌中情绪滋长蔓延的结果。
三、着眼战略全局，积极稳妥地解决香港当前的问题
目前，对于如何解决香港当前的问题有多种意见：有的主张中央尽早出手，有的则认为目前中央还不宜出手，主要应靠特区政府来平息动乱;有的主张动用武警或解放军来平暴制乱，有的则主张尽量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制止动乱;有的主张应抓住机会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即现在就取消两制，有的则认为平息动乱后香港应继续实行“一国两制”。
我认为，对于香港当前的问题，必须着眼战略全局，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来解决。
首先，应尽量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通过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香港当前的动乱。
实际上，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平息动乱，与通过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动乱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平息动乱，才能实现通过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动乱;如果中央出手，主要的还是要靠动用武警或解放军来平息动乱。
为什么说要尽量依靠特区政府和警队，通过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香港当前的动乱?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通过使用政治手段和与和平方式来平息香港动乱有利于我稳定当前的战略大局。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是，美国已把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和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胁，正在全面推行遏制封杀中国的战略，去年以来对华发起贸易战、封杀华为和退出中导条约等，都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而香港问题也是美国对我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一张牌和一粒棋子。
今年香港发生反修例运动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分别会见了反对派人士，并对香港的事表示“关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则说，香港近期发生了了“骚乱”，并表示“这是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事，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自己会处理这个问题，不需要建议。”美商务部长罗斯8月14日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也重申了特朗普之前的说法，“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其实，美国政府的头面人物都希望反对派在香港掌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商务部长罗斯之所以在香港问题上比较克制，主要是希望中国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做出让步，给特朗普创造政绩，从而有利于特朗普竞选连任下届美国总统。如果我们采取动用武力的方式来平息香港动乱，特朗普在国内反华反共政治势力的压力下，必然会对我国采取全面制裁等强硬措施。
此外，为了对抗和挫败美国的战略企图，我国必须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国际上充分利用矛盾，联合和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共同对付美国。香港反对派与欧盟等西方国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英国更是香港反对派的祖师爷，但由于香港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他们一般也不便说什么。但如果我们采取动用武力的方式来平息香港动乱，不仅欧盟等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会与美国一起来反对我们，甚至参加对我国的制裁。这种局面对于我们对抗和挫败美国遏制封杀中国的战略企图是很不利的。由此可见，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香港动乱有利于我稳定当前的战略大局。
其二，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通过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香港动乱，也有利于我稳定香港的局势。动用武力来平息香港动乱，难免会造成人员伤亡。特别是香港不同于内地，基本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政权组织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不仅动用武力平息动乱缺乏各方面的有效配合，而且各种善后工作也无法开展。因此，如果动用武力来平息香港动乱，不仅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也难以在平乱后很快稳定香港的局势。
另外，“自己动手收获的果实才会最珍惜”。我相信，当主要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平息动乱后，广大香港民众对于这得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会加倍珍惜与呵护。
当然，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平息动乱，并不是说中央和内地就可以不管不问了，恰恰相反，中央和内地还应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平息动乱，只不过是由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站在第一线，直接与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进行斗争，中央和内地不直接进行干预而已。
另外，在依靠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通过使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来平息香港动乱的同时，还必须加紧做好中央直接干预的各种准备。其作用，一是对反中乱港势力进行强力威慑，以辅助和支援站在第一线的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平息动乱;二是在万一特区政府不能控制动乱时，果断出手，在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民众的配合下迅速平息香港动乱。
其次，平息动乱后香港应继续实行“一国两制”。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认为，香港在平息动乱后仍应继续实行“一国两制”。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也是中国政府对全世界庄重的承诺。因此，在国际国内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应轻易改变。
其二，香港目前缺乏顺利向“一制”过渡的基本条件。目前的香港与解放初期的上海不同，那时全国都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实践证明，“打碎一个旧世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建设一个新世界”则要难得多。所以，即使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应采取和平过渡的办法。而目前从各方面情况来看，香港都缺乏顺利向“一制”过渡的基本条件。如果搞“硬过渡”，势必会造成重大损失。
第三，解决香港当前的问题要“先打鬼子，后搞土改”
所谓“先打鬼子，后搞土改”，就是目前要集中力量先解决第一个矛盾，即中国政府及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与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矛盾，然后再解决第二个矛盾，即香港民众特别是劳动阶级与垄断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是因为，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在香港制造动乱的根本目的是要分裂祖国、搞香港独立，因此，分裂势力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像当年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样，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粉碎国内外分裂势力分裂祖国、搞香港独立的图谋。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的大资产阶级是不赞成和反对香港独立的，我们应团结他们一起与国内外的分裂势力进行斗争。
毛主席是世界闻名的战略大师，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要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要“把敌人缩小到最少”。(《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7页)“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1957年6月10日《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706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不仅要求全党坚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还明确指示全党：“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1940年12月25日《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
为了团结地主阶级一起抗日，毛主席还明确提出：“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1940年12月25日《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
解放初期，在国家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毛主席也明确提出要“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1950年4月21日对《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修改)
由此可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各阶级的利益应服从于全民族的利益，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维护祖国统一也是全民族的利益，各阶级的利益也都应服从这一全民族的利益。
当基本消除了香港独立和国家分裂的危险之后，就应动手解决第二个矛盾，即香港民众特别是劳动阶级与垄断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改革。在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不是说不要改革，世界上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断进行改革，香港更需要改革，而且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我认为，香港的改革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强化政府治理控制能力，改变特区政府弱势的局面;二是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别，以缓和“劳资”矛盾;二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与反分裂机制，清除殖民主义与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消除香港独立和发生大的社会动乱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