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何以形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济学理论命题，既涉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又涉及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延展。长久以来，公共选择理论流派掌控着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权，难容其他思想置喙。作为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美国当代思想家艾伯特·赫希曼试图探讨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联，同时也为学界铺陈出一个新的问题域。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围绕这一问题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不仅能够对“失望情绪—集体行动”逻辑给予更为深刻的理论解读，而且能够为现实分析提供支撑，以之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具体而言，阐释赫希曼提出的问题，并给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法国“黄背心”运动，这些构成了本文的旨趣所在。

一、赫希曼的发问：如何严肃对待失望情绪，并以之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

作为涉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思想家，艾伯特·赫希曼获得了“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Sen，1998）[1]、“入世哲学家”（Adelman，2016）[2]等称谓。赫希曼在青年时期曾阅读过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随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期间又深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3]。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他凭借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受到了该领域的普遍关注。但是，他在1982年出版的富有经济学色彩的《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为》一书，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显得“这部著作不如他的其他著作”（Frank，2002）[4]6。然而，正是在这一著作中，赫希曼探讨了公共选择理论聚焦的“集体行动何以形成”这一核心命题，通过将“失望”范畴植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来探讨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赫希曼看来，“失望”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中心要素”[4]9，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严肃对待。赫希曼认为，“失望”之所以不容忽视并且理应予以严肃对待，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经济行为密不可分——人们从事任何经济行为之前都会存在这样做的计划，其中又涉及关于其性质、将产生的满足感的类型和程度的预期，同时经济行为一旦发生，总是呈现为不同于其预期的现实，使得要么出现失望情绪的可能性，要么出现相反情形的可能性[4]10。易言之，失望内生于那些存在过于远离现实的预期的经济行为，源自于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别。于是，赫希曼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失望”与“效用”联系起来，认为“失望”源于“效用差”，从而巧妙地将“失望”范畴植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价值论基础上。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通常体现的是正向的，因消费或参与活动而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负效用”作为“效用”的延展性概念，指的是消费或参与某种活动不仅没有带来满足，反而造成了损失或不满。赫希曼认为，“失望”并非指的是单一的正向或负向效用，而是实得效用与预期效用之间的“效用差”。这种“效用差”既可能存在于正效用的经济行为中，也可能存在于负效用的经济行为中[4]4。

在此基础上，赫希曼从“在商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中容易发生的失望”出发，试图通过对消费者失望情绪的分析来把握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赫希曼认为，消费者通常会在具体的商品消费和体验中陷入失望：虽然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有用、也能够支付得起，但是这些商品又并未产生他们希望从这些产品中得到的满足。这些失望情绪的生成，会使得消费者开始放弃对这些商品的消费，转变为对其他商品的消费[4]23-32。赫希曼进一步假定，人们能够区分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并且作为“消费者公民”（consumer-citizen），自身的精力和时间在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之间存在着竞争。那么，如同从商品A的消费转向商品B的消费一样，人们也会因失望情绪的牵引，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在赫希曼看来，这是一种相较商品消费转变而言的“更加伟大的转变”，即人们从私人事务的消费者角色转变为公共事务的公民角色，从私人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4]58。

围绕这一“更加伟大的转变”，赫希曼作出追问：“如果将来被特别看作假定幸福影响者的重要私人消费经验给他们留下了失望和受挫的痕迹（印象），如果同时对幸福的完全不同追求——比如政治行动——对失望的消费者是有效的，那么在某些有利的情形下这种追求将可能出现吗？”[4]58对此，赫希曼认为，按照他在《退出、呼吁和忠诚》一书中提出的“退出—呼吁”理论，“失望的消费者”主要存在着两种有效反应。一种是因失望而选择退出，这通常是经济分析所关注的，而且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另一种则是因失望而提出呼吁，这是与退出完全不同的一种选择，往往被经济分析所忽略，体现为“从严格私人的抱怨（要求退款）到为了一般利益的公共行动”。一般情况下，“退出是一种反应，呼吁是相当不同的另一种反应”，但是在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的情形下，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将导致相同类型的行动[4]59。具体而言，一方面，退出是从通过私人消费寻求幸福的失望经历中退出，并且这种退出经常采取转向公共行动的方式；另一方面，呼吁本身作为一种公共行动，源于失望的消费经历而产生的呼吁反应将强化退出反应，从而提升了转向公共行动的可能性。申言之，在这一特定的问题域下，失望情绪引致的退出反应与呼吁反应相互强化，朝着相同的方向推进，使得“失望的消费者”比以往更倾向“质疑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促使他们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于是，失望情绪被赫希曼比喻为“梯子”，让人们“能够用来逐渐爬出私人生活进入到公共舞台”[4]60。

赫希曼认为，相较经济学界推崇的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理性选择模型而言，借助失望情绪分析来探索集体行动逻辑的解释框架更能贴近现实。他在评价曼瑟·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时说道：

【“奥尔森的著作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其分析的清晰性，但是这个成功的理论与随之发生的反抗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却没有引起注意”[4]73。】

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评价说，赫希曼并非第一个抛弃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约束的社会科学家，但是作为一位富有技巧的社会行为分析家，

【“当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坚持人们将不会自愿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作出贡献时，他已经指出成千上万的人们多次作出过这种贡献，并且通常要自己承担更高的成本”[4]3。】

但是，如果说奥尔森的论证枉顾西方世界各种游行、示威、罢工等现实的话，那么赫希曼的阐释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现实的拷问，并使得自身陷入另一种尴尬——西方世界从未消停的公共运动和集体行动中，有多少是因商品消费失望而起的呢？即便有些公共运动和集体行动充斥着商品消费的失望情绪，又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动因呢？况且，如果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在竭力为消费者连续的消费刺激，消费者也伴随着这种消费刺激不断地处于情绪波动之中：失望—兴致—失望。随着新的商品消费体验覆盖旧的商品消费体验，新的兴致替代旧的失望，消费者仅在消费体验层面是难以察觉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所在。即便存有消费体验的不满和失望，也是针对个别的、具体的商品，而不会针对所处的整个社会[5]。质言之，在列斐伏尔看来，商品消费体验中生成的间歇性的失望情绪，还不足以促使人们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

对此，赫希曼有过不甚充分的说明，强调自己之所以“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在商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中容易发生的失望”，是因为“我们社会中的工作主要被看做赚取收入的方式，而收入反过来又用于支付消费，消费经历的质量或一般的生活经历的质量，可以容易地通过工作经历的质量反映出来”[4]22。然而，工作和收入不仅用于支撑和支付消费，而且决定消费的水平和质量。同时，工作和收入体现的是具体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其中分配关系又决定于生产关系。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失望理论无法触及这一深度，从而使得赫希曼对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的关联分析仍然停滞在表象层面，对现实的解释力也受到限制。

赫希曼试图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约束，这或许是其相关思想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毕竟，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充分接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赫希曼对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逻辑的探讨存有局限，但是它为学界铺陈出一个新的问题域。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从这一问题域出发展开解读，以之探求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不仅能够反衬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性，而且能够借助这一逻辑阐释来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为何普遍失望，如何集体抗争？

海尔布隆纳说，我们求助于马克思，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6]。探求集体行动何以形成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物质动因，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来探讨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性，那么失望理论也不再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价值论，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同时，作为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的发生场景，也将突破赫希曼设定的资本主义商品消费领域，而被延展至更广阔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在此基础上，需要在新的理论视域下回答如下两个问题：（1）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相较商品消费失望而言更为普遍和强烈的失望情绪，即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望情绪；（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这种更为普遍和强烈的失望情绪，如何引致出频繁和有力的集体行动。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望情绪何以形成：最基本的希望难以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但不排斥心理学与心理分析，而且还是心理学与心理分析的方法论基石。这是因为，心理学只有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其哲学方法论，才能正确地规定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才能科学地掌握人的心理发生和发展的规律[7]。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乏心理分析的相关论述，其中就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失望情绪的分析，并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紧密结合。

1、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基本的希望所在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实现了资本与土地的结合，而且为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大量的可供雇佣的劳动者。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劳动者既“是自由人”，又“自由得一无所有”[8]197，使得自身的劳动力成为了买卖对象，成为商品。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劳动者而言，出卖自身劳动力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作出的行为。同时，这一行为的背后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怀揣的最基本的希望，即与“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9]37般的资本做一场交易，以自身的劳动力来换取生存与延续。

劳动力既然成为商品，就同其他的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8]198，其大小取决于生产维系劳动力所有者生存与延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维系劳动力所有者本人正常生活状态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为了实现劳动力代际接替而维系家庭成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费用。在这里，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的规定，指向的正是劳动者渴求生存与延续的基本条件，即“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9]38。而这些基本条件，从另一面反映出劳动者在出卖自身劳动力时，所怀揣的生存与延续的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和希望所在。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劳动者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体现一定价值量的工资。然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并非始终与劳动力价值保持一致。在劳动力价值既定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仍然受到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劳资斗争状况的影响。可以认为，劳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应然状态，实然状态则是由于资本家“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8]621而出现的不等价交换。易言之，劳资等价交换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的“常态”，而现实中往往会大量存在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不等价交换情形[10]。在这些不等价交换情形下，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而产生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层面的“价值差”。这种“价值差”是客观存在的，显然与赫希曼提出的基于主观感受的“效用差”截然不同。作为这种“价值差”的直接后果，劳动者最基本的希望注定无法得到满足，失望情绪也必然接踵而至并萦绕着他们。

2、劳动者最基本的希望为何难以实现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深刻阐述的那样，

【“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9]38。】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商品必然要受到市场竞争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使得劳动者必然背负着竞争的重重压力，并不可避免地陷入失望的境地，具体而言：（1）劳动者成为资产阶级内部竞争的受害者，

【“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9]40；】

（2）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者与机器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9]40；】

（3）资本积累产生出相对过剩人口，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8]733。】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的劳资不等价交换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劳动者即便能够获得工作，也常常只能得到低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水平。对此，马克思引援了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的语句，即“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来描述这些劳动者的失望情绪。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曼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8]710。】

这种“从属关系永久化”，又使得萦绕着劳动者的失望情绪持续不散并不断积重。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失望情绪则更为强烈。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

【“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11]】

（二）从失望情绪引致出集体行动：战战兢兢的尾随者如何成为资本主义丧钟的敲钟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列举了诸多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具体例证，并以之勾勒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贫困、窘迫、苦难的生活场景。按照《资本论》的相关描述，即便在当时被称为“工人的乐园”的比利时，也“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8]773-77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根本没有所谓的“工人的乐园”，而只有“资本家的乐园”。而且，“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8]774。毋庸置疑，生活资料价格提高使得劳动者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落差进一步扩大，加剧了劳动者的生存压力，并逼迫着他们在个人的失望境地中一步步走向死亡和犯罪。

如果借用赫希曼“退出—呼吁”理论的术语来表述，那么死亡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退出，而犯罪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呼吁。然而，不管死亡还是犯罪，都主要表现为个体性抗争。与这些个体性抗争相对应，另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退出抑或呼吁——从个人失望境地中退出，为阶级利益而呼吁——则表现为集体性的阶级抗争，即“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8]874。马克思深刻认识到，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501。】

身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之间，会在种族、血缘、利益、情感等各个层面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13]，成为不同形式集体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在最根本的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经济地位的个人之间，比如同处于被雇佣被剥削地位的劳动者之间，就会在交往中逐渐意识到彼此共同的利益诉求，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14]。于是，随着劳动者之间认同感的不断强化，个人的失望就汇集成为群体的失望、阶级的失望，个人的利益诉求就汇集成为群体的利益诉求、阶级的利益诉求。一旦外在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劳动者就会将普遍的失望转化为联合的行动，形成集体行动。

从失望到抗争，劳动者逐渐懂得如何借助集体行动来获取抗争资本、抵制失望的强大力量。一开始，当资本者购买劳动力商品后，“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并且“战战兢兢，畏缩不前”[8]205，“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8]815。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劳动者会“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2]571。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9]40。于是，对现实生活的失望情绪不断促进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阶级觉醒，使得他们通过集体行动转向来实现凸显其历史使命的角色转变，从战战兢兢的尾随者变为坚定果敢的敲钟人，并最终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8]874！

三、法国“黄背心”运动：从普遍失望到集体抗争的当代例证

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因普遍失望而集体抗争，无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巨大威胁。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存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自我调整。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诸如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各种资本主义改良模式不断出现，企图消解劳动者的失望情绪，规避劳动者的集体抗争，进而缓和阶级矛盾。但是，这些自我调整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矛盾还将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来。因此，即便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劳动者“失望情绪—集体行动”逻辑仍然发生作用。而作为当代的典型例证，法国“黄背心”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再一次呈现。

2018年11月17日爆发的法国“黄背心”运动，已经成为法国最近50年来的最大骚乱。在“黄背心”运动的首日，有超过28万的法国民众参与示威，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这场运动自爆发后便持续发酵，不断蔓延。截至2019年2月16日，法国已经在短短3个月内连续爆发了14次“黄背心”示威游行。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2月14日，法国警方因“黄背心”运动共抓捕8400人，其中7500人被警方审讯；判刑案例共计近1800起，另1500个案件正在等待审理，此外法庭审理了1300起立即出庭审理的案件，316人收到关押传票。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法国“黄背心”活动已经对法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5]。

在这场运动中，不断弥漫着法国示威民众浓重的普遍的失望情绪。对于这种失望情绪何以产生，以及何以引致出如此激烈的集体行动的问题，赫希曼的失望理论无法予以解答。显然，“黄背心”示威民众的失望并非因燃油消费的“效用差”而起，也就无法归于赫希曼所强调的商品消费失望。而更为恰当的解答是，这种失望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利益受损的心理产物，是其生存与延续的最基本希望难以实现的必然反应。因此，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认识这场活动。

如果仅仅考察工资方面，那么当前法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不低。2018年，法国最低工资标准（SMIC）已达税前每月1498.47欧元，高居欧盟国家前列。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差”而非单方面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劳动者普遍而强烈的失望情绪生成。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力价值“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易言之，劳动力价值并非固定不变，“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8]199。因此，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差”，不会仅仅因单方面的工资水平上升而得到消弭。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8]742并没有改变，劳动者仍然不同程度地处于生存与延续危机之中，仍然无法摆脱生活困境带来的失望情绪。特别是对于身处边缘地区、边缘部门的劳动者而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带给他们难以招架的挤压和冲击，使得他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威胁。法国ELABE民调机构通过调查发现，虽然法国“黄背心”运动的主战场在巴黎，但是“黄背心”运动示威民众中来自巴黎地区的仅12%[16]。

而且，经济萧条的影响、失业问题的困扰、税收负担的压力，这些因素相互叠加，进一步加重法国民众的失望情绪：（1）经济萧条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法国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92万亿美元，到2017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降至2.58万亿美元[17]。2008年至2016年间，法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户减少440欧元。低收入家庭房租和电费等支出约占一般家庭支出的30%，最低收入家庭占比甚至高达80%[18]。（2）失业问题的困扰。2017年法国失业率接近于10%，其中年龄25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率接近25%[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7年法国经济调查报告指出，“许多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被排斥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特别是当他们生活在贫困地区时”。在法国贫困地区，15-29岁人口失业概率高达30%以上[19]。（3）税收负担的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7年法国经济调查报告专门提及法国的税收负担问题，指出高额和复杂的税收对法国就业和生产率增长带来了压力[19]。法国一直实行的是高税收制度，2017年政府税收收入创下新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4%，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二，并且超出平均税负水平11个百分点[20]。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些生活难以为继的法国民众中不断形成。而且，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运动，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有着革命传统的法国民众懂得借助集体行动来获取抗争的力量。于是，从普遍失望到集体抗争，就只需要一个外部冲击来点燃导火索。提高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正好扮演了这个角色。2018年，法国柴油和汽油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3%和15%，每升达1.46欧元和1.55欧元，均超过欧盟均价[21]。作为民众必要生活资料的燃油价格上涨，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他们压抑已久的失望情绪，并催生出集体行动。

在法国政府看来，“黄背心”运动似乎是一场没有固定诉求的社会政治运动。但是，法国政府在2018年12月10日对“黄背心”运动作出的让步措施，又足以表明他们懂得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所在。这些让步措施具体包括：（1）自2019年起，将把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0欧元。（2）免除对加班所获收入的一切税收。（3）不再对月收入低于2000欧元的退休人员提升社会普摊税的税率。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呼吁法国企业主积极向员工发放年终奖金[22]。显然，这些措施旨在能够平息“黄背心”运动示威民众对生活境况恶化的失望与不满。然而，这些措施有限的力度又决定了它们远不足以驱散民众的失望情绪。质言之，这类再分配措施即便使得劳动者“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形式[8]712-714，却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望之源。由此来看，法国“黄背心”运动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失望情绪—集体行动”逻辑的一次生动呈现，不过是资本主义摆脱不开的“幽灵”的再次游荡，并且一如既往地来得猝不及防。

四、简要的结论

赫希曼提出经济学应严肃对待失望情绪，并探讨了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联。赫希曼将“失望”与“效用”联系起来，认为“失望”源于“效用差”，从而将“失望”范畴植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价值论基础上。在赫希曼看来，人们能够区分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会因商品消费失望的牵引，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并形成集体行动。赫希曼虽然试图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约束，但是仍然不免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局限，使得理论分析与现实情况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罅隙，理论解释力也大打折扣。围绕赫希曼提出的问题域，马克思主义基于科学劳动价值论，能够对“失望情绪—集体行动”逻辑给予深层次的解读。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工资常常低于劳动力价值，并产生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层面的“价值差”。作为这种“价值差”的直接后果，劳动者最基本的希望，即生存与延续的希望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使得劳动者产生普遍而强烈的失望情绪。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望情绪正是其阶级利益受损的心理产物、阶级意识强化的具体表征以及阶级抗争展开的基本前奏。随着劳动者之间认同感的不断强化，个人的失望汇集成群体的失望、阶级的失望，个人的利益诉求就汇集成为群体的利益诉求、阶级的利益诉求。一旦外在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劳动者就会将普遍的失望转化为联合的行动，形成集体行动。可以说，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准确把握集体行动何以形成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物质动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自我调整，企图消解劳动者的失望情绪，规避劳动者的集体抗争，进而缓和阶级矛盾。但是，这些自我调整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仍然不同程度地处于生存与延续危机之中，仍然无法摆脱生活困境带来的失望情绪。同时，在当下法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失业问题的困扰、税收负担的压力，这些因素相互叠加，进一步加重了法国民众的失望情绪。因此，法国“黄背心”运动的爆发存在着深层次的物质动因。法国“黄背心”运动示威民众普遍而强烈的失望情绪，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利益受损的心理产物，是其生存与延续的最基本希望难以实现的必然反应。而作为法国民众必要生活资料的燃油价格上涨，成为点燃导火索的外部冲击，引致出集体行动。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可以发现，法国“黄背心”运动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失望情绪—集体行动”逻辑的一次生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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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孙海潮.法国“黄背心”运动反映出欧洲社会沉疴[N].北京：北京日报,2018-12-10(010).

[19]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France 2017,OECD Publishing,Paris,2017：10.

[20] 王文新.“黄背心”运动：马克龙改革的可为与不可为[N].上海：第一财经日报,2018-12-10(A11).

[21] 慕阳子.“黄马甲”运动:星火何以燎原[J].北京：世界知识,2019(01):38-39.

[22] 潘亮.马克龙妥协能否令“黄背心”收兵？[N].北京：环球时报,2018-12-12(002).

（注：本文已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其中标题和正文个别地方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