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8月18日下午，尽管警方仅允许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但香港反对派仍然煽动示威者从维多利亚公园到遮打公园进行“流水式集会”。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对于这次以针对警方的口号举行集会，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遗憾。集会后，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虽然集会期间大致和平，但由于参与者占用了港岛多条主要干道，路面交通大受影响，对市民造成不便。发言人重申，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当一切平静以后，政府会与市民展开真诚对话，致力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

从香港反对派8月18日组织的集会，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反对派在前一阶段暴力施压的企图没有得逞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乱港夺权的企图，而是改变了策略。

第一，香港反对派前一阶段暴力施压的企图没有得逞，反而在国内外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6月下旬以来，香港反对派为了向特区政府及中央施压，频繁制造极端暴力事件，如冲击打砸立法会、冲击涂污中联办、组织煽动罢工和堵塞交通，以及在香港国际机场阻拦乘客登机、围殴内地记者与游客，等等。我认为，香港反对派暴力施压的主要企图，一是逼迫特区政府及中央接受他们的要求，二是诱逼中央直接干预，从而使中国政府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可是，中央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既不退让，也不轻易出手，而是大力支持特区政府、警队和香港平乱止暴。结果，香港反对派暴力施压的企图不仅没有达到，反而由于频繁制造极端暴力事件，特别是组织煽动罢工和堵塞交通，以及在香港国际机场阻拦乘客登机、围殴内地记者与游客等行为，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香港反对派的这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不仅在香港和内地引起了公愤，而且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不少媒体也纷纷予以指责，就连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和媒体也看不下去了。这就叫做“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

第二，香港反对派为挽回在国内外的影响，今后将主要采用非暴力方式进行对抗

由于前一阶段暴力施压的企图没有得逞，反而在国内外造成负面影响，香港反对派于是改变了策略。这次他们在维多利亚公园组织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流水式集会”，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并没有放弃乱港夺权的企图，而是妄图继续与特区政府及中央对抗下去；另一方面，也表明香港反对派为了挽回在国内外的影响，正在改变策略，在今后将主要采用非暴力方式，以便继续与特区政府及中央进行对抗。

第三，香港反对派将主要矛头对准警方，企图攻破香港最后一道防线

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在通报中央关于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时指出，“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多次说，“警察是香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香港反对派8月18日以针对警方的口号举行集会，将主要矛头针对警方，说明反对派认为目前香港警察是阻碍他们控制香港的主要障碍，也是特区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香港反对派企图通过举行大规模集会，向香港警方施加压力，迫使警方主要负责人下台，瓦解警队的斗志和士气，从而扫清影响他们控制香港的主要障碍。

第四，“大专联盟”是香港反对派依靠的基本力量，我与香港反对派的斗争将长期持续下去

种种迹象表明，香港反对派依靠的基本力量是所谓的“大专联盟”，即大学生和专业界（包括法律、教育、新闻传媒、社会及公共服务等）的“白领”。据有关资料，香港每年高中毕业生约10万人，其中参加高考约6万人，被香港大学录取约1.2万人。在香港，富人的子女一般都送到英美等国去上大学，穷人的子女上大学的比较少，香港本地的大学生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人。而香港法律、教育、新闻传媒、社会及公共服务等专业界的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主要是从香港本地大学毕业的。由此可见，香港反对派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并不全是社会下层的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和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这部分人衣食不愁，但由于其从小就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教育与影响，加之不少人的父辈或祖父辈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因此，他们的思想是亲西方的，是不认同甚至反对共产主义的。

8月5日，台湾自由撰稿人雁默发表了《台湾人给香港人的一封信》。雁默在这封信中说，在台湾搞西方式的民主，“那就是一个自困的开始”，导致“台湾二十多年来沦为意识形态战场，社会撕裂，空转”。雁默认为，

【“台湾民众是在生活条件高与收入相对平等的优越环境里，吃饱了撑的，贪食所谓‘参政权利’而误入了歧途。大家以为政治是依循自己的意志決定的，其实根本不是，在利益挂钩的政媒环境下，人民的投票意志被看不见的手所遙控，而政客为重要的专長，就必须是‘綁架群众’。”】

我认为，雁默在这封信中谈的一些看法，实际上是许多台湾人这二十多年來的亲身感受。而一部分香港人现在所干的事，与台湾人二十多年前一样，也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正在走台湾人二十多年前开始走的老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那时，这四个国家和地区都是集权专制政权。现在再看“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台湾，其GDP由20多年前相当于大陆的40%下降为现在只相当于大陆的4%，少了一个“0”；而香港这些年政治风波不断，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有长期一党执政制的新加坡例外，其经济始终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发展。1990年，“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排序为中国香港（1.35万美元）、新加坡（1.19万美元）、中国台湾（8216美元）、韩国（6516美元）；而2018年“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排序则为新加坡（6.46万美元）、中国香港（4.87万美元）、韩国（3.13万美元）、中国台湾（2.5万美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4.336倍、3.61倍、4.8倍、3.04倍。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新加坡和韩国。

香港回归以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不变，而人的世界观一旦基本形成，则是较难改变的。因此，要改变香港反对派及“大专联盟”的思想，要让他们放弃“西式民主梦”，现在看来是很难的。也许要经过二三十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过客观现实的教育，有可能改变思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至死也不会放弃“西式民主梦”。由此可见，我们与香港反对派的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