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暴徒9月21日在屯门焚烧路障法新社

有人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其实只不过是在重复历史。香港的街头政治已超过一百天，从最初的“反送中”演变成全面的“反中”运动，烧国旗、污国徽、嘘国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事件已司空见惯。“港独”不再是一些人遮遮掩掩的政治诉求。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角力成为这场运动的主线和底色。”

“颜色革命”这个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特指21世纪初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以颜色和花朵命名、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运动。在香港则表现为以黑色为主色调，以反修例为导火索、以反特区政府为表象、其矛头直指中央政府管治权的一场政治运动。

美四处播种颜色革命 套路相似

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和平演变专指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的、旨在颠覆其政权的意识形态革命。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后，美国独霸世界的“巅峰孤独”让其忘乎所以。如果说南联盟战争体现为美国的恣意妄为，那么阿富汗战争则是911惊恐和惶惑中的战略冲动，而伊拉克战争更是替父报仇，私器公用。美国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仍深陷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形成了打不赢、走不了、拖不起的尴尬局面，近东、中东正成为“埋葬帝国的坟墓”。

颜色革命的代价小、成本低，且易操作。为了打击全世界的异己政权，美国不再热衷于打热战，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发动颜色革命，其范围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面向全球。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敏感区域，颜色革命的频度明显增加，中亚和中东地区最为突出。

美国资助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如雨后春笋，成为颜色革命的播种机。社交网络既是平时的宣传队，也是战时发动颜色革命的最好指挥平台。而在当地刻意培养的政治精英则成为关键时刻的“特洛伊木马”。哈佛大学爱因斯坦和平研究所所长夏普的所谓“非暴力革命行动指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21世纪初政权更迭的教科书。这就是为什么放眼全球，人们看到的颜色革命都是按照同一剧本在上演，其动作、手势、口号、符号及打击强力部门的套路如此惊人相似。同一个导演很难导出另一种风格的政治剧。

颜色革命第三阶段：钳制中国

在过去的20多年间，颜色革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至2005年在前苏联地区出现的颜色革命，旨在进一步压缩前苏联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普京上台以后，大国复甦的决心与意志凸显，美国加快在这个地区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在前苏联地区相继出现了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乌克兰的第一次“橙色革命”。

2011年前后，颜色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以中东“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国家相继出现政权更迭运动。有人认为，中东颜色革命是一场内生性的革命，但外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小布什时期推出的“大中东改造计划”在奥巴马时期终于开花结果。由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向世界外溢，在中东表现出物价飞涨、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12月，以突尼斯大学生小贩自焚为导火线，引发了席卷整个中东的政权更迭运动。由于谷歌在这次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动员和指挥平台的角色，将暴力与非暴力手段交替使用，所以，茉莉花革命也被称为“网络革命”。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颜色革命进入第三阶段，目标是进一步压缩中国生存空间。一是针对中国内地。在中东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些人叫嚣“金字塔倒下了，木乃伊活过来了；现在要沦到长城倒下，让兵马俑站起来”。二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先兆。例如柬埔寨的“莲花革命”，差点让洪森阴沟翻船。缅甸的“番红花革命”经过多次反覆，民盟终于修成正果，但亲西方的昂山素姬上台后，大幅度修正了民盟过去的反华路线，中缅关系越走越近，是美国的意外失手。三是利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问题，策动“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2019年以反修例为名的这场政治风波，很快演变成身着黑衫的“黑色革命”，其本质是“占中”运动的延续，通过五大诉求中的最核心要价，以争取双普选，旨在与中央争得管治权，实现香港的完全自治，或“半独立”甚至是完全独立。

乞美制裁 恋殖心理作祟

如果说2014年“占中运动”时美国的支持还偷偷摸摸的话，那么这一次则直接跳到了前台，香港的示威者以高举英、美国旗、唱英、美国歌为荣。这些人不断举行集会，到美国游说，乞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取代美国对香港政策法。在全世界乞求别国对自己制裁的人真的找不到几个，这种屡屡突破公民底线的行为，反映了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认知的混沌，去殖民化的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恋殖心理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均有所体现。

香港既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地带，也是两大制度交汇点，美化街头暴力、美化殖民统治的文明性是香港社会的较普遍行为。随着中国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张力进一步显现，中西价值观和各种力量的对立与撕扯在香港越来越激烈。随着美对华和平演变政治幻灭感的强化，美对香港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美密谋乱港阻中国崛起

回顾历史，美国当年在举行香港政策听证会时，美方就曾认为，“香港与大陆的密切经济往来必将推动中国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事实证明，中国在政治上非但没有融入西方，相反却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北京共识”的形成对“华盛顿共识”构成重大挑战，这一切迫使美国重新思考香港的定位。既然香港起不到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目的，那美对香港政策的调整方向，即不能再让香港为中国崛起助力，必须让香港变成了一个动荡区，使之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巨大阻力。

把贸易与人权挂钩不是新鲜做法，而是贯穿克林顿总统八年任期的始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都就拿人权说事，把最惠国待遇的延长与人权问题挂钩，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页才算翻过。美国把中美贸易协定与香港人权问题挂钩，无疑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羁绊，终究是作茧自缚。

香港虽是国际都市，但国际视野有待扩大。年轻一代人的宏观思维和分析框架存在致命的短板。看问题往往是点式思维，缺乏面的支撑。譬如，前段时间在示威人群中热传的《凛冬烈火》纪录片，许多年轻人看到热泪盈眶。且不论这个纪录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的宣传片的制作动机，但就其内容而言也极具片面性，更不用说，这场死伤千人的颜色革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血色革命”，革命过后的乌克兰是一地鸡毛、国破家亡。乌克兰这个曾经的大粮仓成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但香港年轻人居然把这样的国家作为样板，凸显了香港部分青年人对国别知识的浅薄认知。

社会矛盾激化 青年易被煽动

中美的战略博弈是持久战，注定了香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结全球颜色革命发生的共性，无疑需要诸多要素的相互激发和催化。社会矛盾激化是首要条件。而政权内部出现分裂，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主流意识形态遭到严重削弱，政权内出现反对派，新兴媒体串联成势，强力部门的倒戈以及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都是颜色革命发生的重要条件。香港这场风波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尤其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居发达经济体的首位。香港的失业率虽不高(2.9%)，但是高收入行业明显缺乏，许多年轻人从事着“养不活自己”的工作，这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一支力量。

香港执法与司法机构的断裂客观上不利于打击暴力犯罪，甚至是纵容犯罪，出现体制性断裂带。但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警察作为防范颜色革命得逞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力量仍在发挥先锋作用。正因为如此，从运动开始以来，示威者很快把矛盾指向了警察。所谓五大诉求中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政治动机就是把警察推向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审判台，从而彻底摧毁强力部门的意志，这恰恰是当前这场斗争的一大焦点。

综观这二十年来的颜色革命特点，轮番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暴力化程度也呈梯度上升。吉尔吉斯“逢春必闹”，乌克兰以及香港地区都是反覆折腾。第一次乌克兰“橙色革命”没有一个人死伤，而第二次革命数百人死亡。尤其是反对派从格鲁吉亚僱来枪手，对警察和示威者进行无差别射击，造成警民进一步对立，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香港这一段暴力升级趋势看，香港离这一天或不会太远。

必须向垄断动刀

香港虽已回归22年，但如今许多香港人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一部分青年人甚至认为，“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沦为中国的殖民地”。每当中国节日到来，他们不是欢庆，而是闹街，把祖国作为生活不如意的替罪羊。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强调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香港的外部性和依附性特点尤其突出，且英国深度参与了今日香港制度之设计，“西方因素”已经嵌入到香港的体制运行之中，所以在他人看来的外因在香港其实是内因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不加以改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多次变革。西奥多.罗斯福把1891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斯法》装上了牙齿，肢解了洛克菲勒等商业巨头，让中产阶级基础迅速扩大。上个世纪末展开的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促进了其他科技公司的崛起；而眼下正在展开的对美国四大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体现了美国政府反垄断的决心和政策导向。

虽然贫富分化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但香港基尼系数(0.539)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资本主义尤其需要通过改良，方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敢于向垄断产业动刀，不能放任“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是香港必须面对的问题。

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香港部分青年对中国内地制度有本能的排斥，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与内地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值得深思的是，全世界都期待与中国发展关系，搭乘中国的快车，而香港部分人却刻意拉大与内地的距离，这种取向正把香港推向历史的对立面。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一部分人对内地制度的认同还需要时间。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如今，我们正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自信地踏上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之中，香港人心回归既是伟大斗争中的必修课，也是一门补修课，如何让中国变成“使人可亲的现代化国家”，需要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参与和建设，而不是仅仅当一个旁观者、指责者和破坏者。

【察网摘自《大公报》9月23日第A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