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还有人比索罗斯更不可信，那就是索罗斯本人了。”

在香港大公报曝光老索罗斯二度“袭港”失败后，网上又有人把那个“金句”翻了出来。

2015年1月，年近85岁的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晚宴上宣布“终极退休”，不再管理投资。大鳄容颜老迈，言之凿凿，但很多金融观察家反应谨慎：索罗斯真会退隐吗？毕竟，这样的烟雾弹早就放过不止一次，但只要市场渗出丁点腥味，他又总是闻风返场。

在达沃斯告别中，一辈子都在梦想成为哲学家的索罗斯撂下一句警句：“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港媒曝光他趁着香港乱局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命后，不少人又想起这句话，发觉他好像早就为后来食言“谋港”埋了伏笔。

20年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时任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的陈九霖正在新加坡，亲眼见证了索罗斯的做空手法。“从索罗斯一直以来的言行举止看，”陈九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断言，“他的确仇恨香港且做空香港之心不死。”

潜伏

港岛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是香港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一处著名地标。2010年11月，这座摩天大厦35层一片大约400平米的办公区域，在长时间施工后终于撤掉围板。楼层电梯旁出现一块新指示牌：SFMHK Management Limited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香港办事处）。

这就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的办公室。开张当天，老索罗斯的二公子乔纳森亲自到场主持仪式。但不少人还是感觉，索罗斯这事儿办得“悄无声息”，有些鬼祟。

媒体注意到两个细节，一是知情人透露索罗斯筹建香港办事处用了整整10个月时间，但却一直未事声张。二是办事处选址，就在“老对手”香港金管局楼下，很有“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的意思。1998年，正是这家香港金融体系最高监管机构，力挫索罗斯等国际炒家。

有些人说索罗斯到香港开公司只是顺应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普遍加强金融监管，尤其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大批对冲基金公司被迫“东迁”，前往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拓展亚洲业务。但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主因，“索罗斯就是在密谋复仇”。

SFMHK开门后这些年，香港金融市场甚至内地股市每有巨额热钱流入，都被怀疑背后有索罗斯操作。2015年A股和港股同陷股灾，更有传言说老索罗斯当时曾现身香港。

“大鳄索罗斯在香港都干了啥？”新浪财经香港站时任站长彭琳当年写了一篇观察文章，标题就提出这个问题。文章追溯索罗斯香港公司成立5年间的运作，说SFMHK始终保持低调，股市和外汇市场操作有得有失，总体上看不出有啥出格行为。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潜入港岛并埋伏下来后，索罗斯暗地里一直在寻觅时机。

在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陈九霖似乎有意提供“内情”：“2015年，一位朋友告诉笔者，索罗斯曾邀请他一起做空香港，但他没有答应。”陈说，一心谋求做空香港的索罗斯，“总是在寻找机会”。

大公报的报道与陈九霖的回忆遥相呼应：港岛上持续百日的动荡，显然成了索罗斯渴求的那个“良机”。

报道梳理近三个月的市场数据，发现国际炒家6月起就开始筹集弹药，大举买入空单建仓。但港府缓和局势和维持市场稳定的努力，让他们愿望落空。“索罗斯一伙”9月5日最后一搏，大笔抛售空单，却遇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故障暂停交易，出货逃命不成而被“关门打狗”。

1992年狙击英镑一战成名，1997年制造亚洲金融危机，2012年做空日元，2013年参与“黄金大屠杀”......一些媒体历数索罗斯投机生涯中的“传奇之战”，以此反衬为何他对1997年狙击港元惨败耿耿于怀。

但老索罗斯22年后卷土重来，真的只是为报当年的仇吗？

“慈善”

事情显然不止这么简单。在达沃斯解释为何彻底退休时，索罗斯说，他想全力投身慈善事业，“慈善与管理资产不可兼得”。有人统计，1988年介入“慈善”以来，索罗斯“捐赠”数额高达80亿美元。

但此“慈善”非彼慈善。BBC中文网去年5月刊文，标题是“亿万富翁索罗斯的争议慈善路”。

“迄今为止，87的索罗斯已花费数十亿美元支持全球人权及自由民主类的项目，”文章说，他因此被一些人称为“民主操作大师”，或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

一直希望成为思想家的索罗斯，有着强烈的个人政治倾向。

旗下量子基金在对冲基金界名声大噪的同时，他在1979年成立号称要覆盖全球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持续支持全球人权运动，宗旨是“建立有活力、有包容的民主体制。”

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有37个地区办公室，项目遍及包括香港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欧剧变，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索罗斯和这个基金会的身影。

2015年宣布退休后，索罗斯罕见地没有食言,真的加大“慈善投入”。BBC说，他把个人财产的80%都注入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但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却越来越藏不住。过去几年，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土耳其等国，都把这它列入了非法组织。

知道了索罗斯对颠覆政权事业的执念，就明白了他对香港“贼心不死”，绝不只是“报仇”的事，而更多是如他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中所言，出于“打败中国的兴趣”。早在九七回归前后，香港就已被索罗斯锁定，作为“打败中国”的突破口。

在这次揭发索罗斯“通过黎智英支持乱港行动，出人工、出装备，煽动青年上街”的同时，香港《大公报》还细数近几年索罗斯在港活动，清晰勾勒他的“乱港路线图”。

早在2015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已活跃在“占中”发起人戴耀庭任职的香港大学法学院，以及他任副主席的港大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基金会出席和赞助港大法学院活动，借港大法学院运作人权奖学金等。与索罗斯有关的机构，还屡次帮戴出书。

2018年，支持“港独”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被曝曾向开放社会基金会和壹传媒黎智英寻求资助，FCC还向基金会提供工作报告。

今年6月，开放基金会在香港的负责人托马斯·克洛格撰文，抹黑“修例”是“绑架合法化”，当时正是这轮香港动荡开始之时。这个克洛格，还曾扬言要制定计划，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港媒的跟踪揭发，使“索罗斯在香港都干了啥”这个问题，有了再清楚不过的答案。

执念

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今年已经89岁。年届耄耋之年，为何他仍处心积虑搞乱香港，甚至幻想打败中国，执着于以“慈善”之名煽动颜色革命呢？

一个原因，可能与他早年经历有关。索罗斯的父亲蒂瓦达是一名犹太律师，1930年代纳粹占领匈牙利期间，蒂瓦达·索罗斯一家通过伪造身份掩盖犹太人身份，侥幸逃过屠杀。1947年索罗斯17岁时，一家人移民英国。9年后，年轻的索罗斯又移民到美国。

在后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索罗斯写道：“我出生在匈牙利，先后经历过纳粹和共产党统治，因此我从小就知道，国家施行何种政治体系是何等重要。”

这番经历使索罗斯对“威权社会”充满敌视，早早就对东欧国家“转型”产生兴趣，那也是他“慈善”生涯的开端。

另一方面，则是受犹太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影响。

1947年移民英国后，索罗斯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在二战后持续呼吁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批判马克思主义等对所谓“开放社会”构成威胁的思想主张。

波普尔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索罗斯的意识形态和金融生涯，“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得名于此。通过基金会，索罗斯四处宣扬和推广“开放社会”理念，资助一些国家内部反对派势力推翻政权，“增进民主政治”。

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也是当代最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英国《卫报》回忆起一段与索罗斯共进午餐时的对话。席间，索罗斯问起如何评价马克思，接着又自问自答：“这个人150年前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一些东西。”

这句话充分展现了索罗斯的政治倾向：他极度信奉资本主义，但又时常尖锐批评这套制度内部的“一些东西”。批评的目的当然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埋葬它，而是对它进行补救、完善和巩固。颠覆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然也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巩固。

一些崇拜“索罗斯传奇”的人，喜欢用强烈的“救世主情节”来解释索罗斯的政治倾向。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