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于：2014-05-30 14:26:47
众所周知，树立先进典型(注意!是先进典型，而不是落后典型)，用先进典型引路来推动工作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重要工作方法。这个方法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对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觉悟，纯洁党风，淳朴民风，团结人民，鼓舞斗志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就是毛主席所树立的典型，无论是个人如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还是集体如大庆、大寨、人民解放军等等，都是从实践中产生亦即都是“从群众中来”的，都是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干部、实绩等各个方面都过得硬的，因而都令人信服，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样的典型一经树立，便会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巨大而长远的教育、示范、激励与带动作用。毛泽东时代党风正、官风清、世风好，整个社会团结互助、积极向上，与这些先进典型的教育、示范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一个榜样一杆旗”就是这个意思。
精英掌控党和国家最高权利后，他也树立典型，用典型引路。然而，他不是从先进中选先进作典型，而是从落后中选最落后的作典型，结果选了全国最落后的村庄即所谓“二十三年的‘三靠村’”小岗村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关于小岗村的极端落后，和因选取小岗村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而导致的种种恶劣后果，30年来先后有不少媒体和正义人士作过披露。在这里，我只从中选择几个事例加以证明。
(一)自然条件优越的村庄，成了连续23年的“三靠村”。
所谓“三靠村”，按小岗村“血手印”英雄们的解释，就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无论是从历史记载，还是“血手印”英雄们的自述，从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起，直到分田搞单干止，在23年中，小岗村一直(所谓“一直”，就是中间不曾有间断)是这样的“三靠村”。换句话说，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小岗村不仅没有向国家作一粒粮、一分钱的贡献，而且还要别的人来供养它。因为，那些返销粮、救济款和贷款(贷款到了小岗村，从来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即只贷不还的)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人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
也许有人要问：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持续地保持“三靠村”的状态，那是不是因为小岗村如同大西北、大西南的某些村庄那样自然条件太恶劣了，因而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事实上，小岗村地处皖东平原亦即江淮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墒情好，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特别是小岗村当时拥有人均耕地4.29亩，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山地多而平原丘陵少、人平耕地只有一亩多的国度里，是全国都极少有。关于小岗村自然条件的优越，在下面将要引用的，“血手印”英雄之一的，现任村委会主任关友江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反映。以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作基础，小岗村完全应该像全国绝大多数村庄那样，不仅自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温饱日子，还能为国家多作贡献。然而，在长达23年中，小岗村不仅没有给国家作过任何贡献，反而要国家年年为他们作贡献。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于是有人又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小岗村整个村庄从干部(这是主要的)到群众，思想都太过自私自利，太过落后和狭隘保守。这是它成为“二十三年‘三靠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从下面几个部分的分析中将可清楚地看到。
(二)签“血手印协议”源于极端的自私自利，目的是确保不再“吃亏”。
在精英们向全国农村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高调推出小岗村这个“先进”典型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制造了一个神话：“血手印英雄”们之所以签订那样一个协议，是他们都先知先觉地知道了农业集体化的弊端，因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分田搞单干;也因为如此，他们才堪称全国农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由于当局控制了所有的宣传舆论，又众口一词，且不厌其烦地进行着重复宣传，因而许多人都相信了这样的神话。即使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精英们仍然不改初衷，继续将神话进行到底;许多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就一直被这样的欺骗宣传所迷惑而不知就里。
事情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真实情况是，他们18个人，都是当时生产大队和部分生产小队的干部，是该村党员的主要部分。23年的“三靠村”，主要就是由他们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所造成的“杰作”。但是，他们并不思悔改，更不思进取，而是顽固不化地要将极端的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进行到底。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才背着全村绝大多数社员，也背着上级党组织，私下里签订了那个所谓的“生死协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今后的农活只为自己干，今后的收成全部都由自己得，不再让任何人(比如劳动力少的人家、患有疾病需要扶持的人家、五保户军烈属等等)占自己的便宜，不再为他人“吃亏”;同时对外仍然保持“三靠村”的“光辉”形象，不必为国家作什么贡献。
在签订那个“协议”时，“英雄”们心中难免有惴惴感。因为他们虽然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决不肯做拔一毛而利他人、利国家的事。然而，他们毕竟是党员和基层干部，多年来参加过一些上边的会议，了解党的政策，基本的是非对错还是知道的。他们那样背着绝大多数群众，更背着上级党组织，公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相对抗，擅自分田搞单干，既没有经过群众民主讨论，更违背了党的组织纪律，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是大逆不道的。因而，他们酝酿和签订协议的过程，都只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逝世后，精英们为了变天，他们要找实际事例作支持，小岗村因为最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于是被发现了，并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就连“血手印英雄”们也意想不到，他们不仅一夜之间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的背叛者、党的组织原则的破坏者变成了名噪全国的“英雄”，他们的那个所谓“生死协议”也成了稀罕物，被精英所控制的国家博物馆所收藏。这样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事，竟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要讲“神奇”(关于“神奇”，下面还将说到)，这难道还不“神奇”么?
借此机会要说一说“血手印协议”的另外一个版本，即事后伪造的版本。曾经有多家网络媒体报导，对于那个协议的真实性，有一位叫王东影的人到小岗村的干部群众中和向上级相关人员进行过深入调查。所得的结果是，当时18人分田搞单干是确有其事的;至于协议，只有口头协议(互相赌咒发誓)，却根本没有什么书面协议，更没有什么“血手印协议”;那个所谓的“生死协议”，是在小岗村被树立为全国典型的过程中，一些当事人根据来自高层的授意，出于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而事后补订补签的。因为是事后补订补签，由于人事的变化，已经无法将18个“英雄”聚集到一起，上边又催得急迫，于是多个人的名字是由一人代签的，手印也是模模糊糊亦即伪造的。对此，不要通过什么专业手段，只要拿出原件用肉眼仔细进行分辨就完全可以辨别出来。据媒体说，当上边得知有王东影这样一个人在对“血手印协议”的真相进行调查时，立即慌了神，害怕底细被揭穿，于是立即着人找到王东影对其进行政治威胁，晓以厉害。在此情况下，出于个人和家庭安全的考虑，王东影只好洗手不干，并从此销声匿迹了。这个版本说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至于其真实性究竟如何，也许只有若干年后才能真相大白，现在则只能存疑了。
(三)“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贪污捐助款。
事情是这样的：“自小岗村成为典型以后，社会各界纷纷以资金或技术的方式对小岗伸出援助之手，而这，通常都是由村干部去接受办理的，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北京某集团无偿支援小岗村现金十万元人民币，严宏昌打了收条收下后却没有下文了。做了无名金主的北京某集团十分诧异，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笔款子没有被用于小岗建设，而是‘落入了严宏昌(“大包干”带头人，分田单干时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血手印”协议的执笔人)私人的腰包’。做了冤大头的北京某集团自然不甘心，便和严俊昌(分田单干时小岗村生产队队长，18名“血手印”英雄之一)取得联系，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并要求‘村委会及上级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
“自私自利思想的严重程度比任何人都不差的严俊昌当然不能容忍从前的搭档严宏昌私吞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得知情况后，他立即去向严宏昌讨要。可是，‘鱼刺’既然已经进了‘猫儿’口，如何肯吐出来?!在无法让严宏昌归还援助款的情况下，严俊昌转而向县检察院检举，可惜检举信犹如石沉大海。在县的上一级检举机关也无人受理的情况下，严俊昌带着材料去了省会合肥，希望能在那里的检察机关讨个说法。先后上访多次，最后他得到了这样一番劝解：‘老严啊，你也不要再折腾了，你和严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我哪个都惹不起。他拿了十万块，你心里不舒服，如果是你拿了我们也不会去找你的!’严俊昌被这样一个答案噎得说不出话来，他于是灰心了，不再检举了，这件事于是就这样不了了之。”(见2008年10月16日人民网，材料源自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陈某某的调查报告《小岗调查手记》。那个调查是该生根据任课老师陈某某布置的《社会学论文写作》而专程前往小岗村进行的)
(四)“人不为已，天诛地来”，“血二代”严德友脱口而出的信条。
上一代人的基本观念，常常要通过多种途径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小岗村也不例外。18个“血手印英雄”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的那一套观念，也必然要传递给其后人。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这里举一个实例。2008年当局大规模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小岗村原任党委书记、时任所在小溪河乡党委副书记的严德友于当年的10月10日下午13时应邀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作嘉宾访谈。他在回答网民关于当时搞分田单干的思想动机的提问时，竟脱口而出地说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虽然那是一句大实话，却又是一句历来不受社会道德待见的混帐话。因之，此语一出，网上一片哗然。在那次访谈中，他还说了许多雷人语。比如，有网民问，你现在流转了村民的许多土地来搞大棚，你是不是地主啊?他回答说，“就算是地主吧，我认为地主没有什么不好的。”有网民问，你原来当小岗村的书记，现在又当了乡党委副书记，这与你的爸爸过去是村干部有没有关系呢?他回答说：“应该有关系吧，年轻人要成长进步，难免要靠关系。”那次嘉宾访谈，严德友几乎是语无伦次，笑话百出，因之有网民跟帖评论说他“掉尽了小岗村年轻一代的底子”。为了为小岗村这个“尊者”讳，人民网在访谈结束之后立即对访谈实录作了整理，删除了访谈中严德友的那些雷人语。网络是删除了，可是许多“好事”者却似乎有先见之明，在人民网“整理”之前对访谈的原始记录作了保存，致使访谈的原貌被保留了下来。而严德友何许人也?他是18个“血手印”英雄之一的严俊昌的儿子，是一个正统的“血二代”。说实在话，以严德友的德才，连当个合格农民都够呛。可是，因了父亲的那份“荣光”，他却先后当上了村、乡领导干部。从这“一滴水”中，世人也不难看出精英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
(五)“还把耻辱当光荣”，“血手印英雄”们的共同秉性。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18个“血手印英雄”之一、现任村委会主任关友江的《小岗村的明天更美好(亲历者说)》的文章(2009年9月24日该报)。该文不长，只有420余字，却是一篇难得的不打自招的自供状。其中最精彩最传神的是第二段，现将其照录如下——“想想过去，干的不够吃，夫妻俩和4个孩子住的是两间破茅草房，家当只有锅和用棍子和绳子绑成的床。当年干活大呼隆，每天挣十个工分，大家都磨洋工，可就是不准‘单干’。最后大家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议，签字画押按手印：队长要是倒霉了，大家帮照顾家庭。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奇怪：18个“血手印英雄”私订分田协议，却要“全队社员共同负责”，这算不算侵犯他人的权利呢?)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一‘单干’，我当年就收了5000多斤稻子、1000来斤花生，还有豆子等杂粮，一下有了很多的余粮，可高兴了。”
从关友江这180余字的回顾中，人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三点：一是当年小岗村确实贫穷到了极点。就关友江家而言，“吃不饱”不说，“夫妻俩和4个孩子住的是两间破茅草房，家当只有锅和用棍子和绳子绑成的床”——那状况确实是够惨的啊。二是小岗村的自然条件很优越。因为关友江说他家“一‘单干’，我当年就”如何如何。如果没有好的自然条件，这可能吗?也正因为如此，“一单干的当年”关友江家才能有那样多的收成。三是小岗村当年的落后和贫困，与集体化(关友江所说的“不准单干”)根本无关。因为当时全国农村都是“不准单干”的，却没有一个村庄像小岗村那样的一副惨状。小岗村的贫穷落后完全是由他们的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所造成的。这从他们“干活大呼隆”，“大家都磨洋工”可以清楚地看出;也可以从关友江“一‘单干’，我当年就”如何如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友江以为他这是在为农村集体化抹黑，殊不知却恰恰是在当众揭自己的丑呢。听了关友江的这番话，不禁让人想起来了革命样板戏《红灯纪》中李玉和斥责叛徒王连举的场景：“还把耻辱当光荣。”看过那出戏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当王连举被李玉和严厉斥责时，王的脸上显示出了些许的愧色。而小岗村包括关友江在内的“血手印英雄”及其后代们，30年来，在叨叨唠唠地向世人讲述他们的那些落后思想和丑恶行径时，却从来都是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的，仿佛是在讲一个英雄救美人的有趣故事。由此可见，他们的人格操守，连叛徒王连举都不如。
谈到“血手印英雄”们“还把耻辱当光荣”的嗜好，另一件事也值得一说。纪念建党90周年时，《人民日报》组织了“追寻·纪念建党90周年大型主题活动”，分赴多个红色纪念地进行追寻。其中有一路“从合肥直奔凤阳县，来到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参观大包干纪念馆和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2011年05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大包干’纪念馆”里，解说员对追寻者们讲解道：小岗村在“30多年前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看来，集体化确实是使小岗村陷入贫穷落后的罪魁祸首。然而，且慢，如上所述，当时全国农村都是实行集体化的，如果集体化果真那样的糟糕透了，那么，全国的村庄就都应该是“三靠村”，那些自然条件不如小岗村的还应该是“四靠村”、“五靠村”……才是。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里不说别的，就说那些“返销粮”又来自何处呢?莫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或者是城里人在他们住房的楼顶上种出的不成?抑或是美国帝国主义支援的不成?人们都知道，当年国家发展工业、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和国防等事业，其粮食的全部和资金的大部都来自农村，而农民缴纳税赋的主要方式是缴公粮，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式是多卖余粮(口粮、种子、饲料之外的部分)。在那个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的年代，“踊交公粮，多卖余粮，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亿万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心声。然而，小岗村却是一个例外：它在合作化后长达23年中，不但没有向国家交一粒公粮、卖一粒余粮，反而年年都要靠国家的反销粮(国家向遭受灾荒的农村返销的救灾粮)来养活。尽管如此，按照他们(如上述关友江回忆文章)的说法，他们当时还经常携儿带女地外出要饭。而今他们竟把这些原本十分可耻的思想和行径当作光荣来炫耀，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六)一根扶不起又不能不扶的“猪大肠”。
如上所述，在小岗村群众特别是干部们心里，他们过去之所以成为连续二十三年的“三靠村”，全都要怪农业集体化;看来，农业集体化确实是该千刀万剐、遗臭万年的。然而，千刀万剐先慢些剐吧，毕竟，农业集体化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后来小岗村不仅“大包干”了，还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村”，“神奇的小岗村”了，政治上的极度荣耀自不必说，上上下下的关怀、支援(网民将其称为“输血”)纷至踏来。据众多媒体报导，20多年中，外边和上边通过多种途径给小岗村的“输血”早就超过了亿元;仅为迎XXX到村视察，上边就一次性地给投资了千万元之多。总之，小岗村这回总该富起来了吧?总该富甲天下了吧?然而，事实却不然。因为上文所提到的那位讲解员向“追寻·纪念建党90周年大型主题活动”的追寻者们介绍道：分田单干后，小岗村又陷入了“‘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的困境”。看来，就是实行“大包干”了，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村”了，又接受外边和上边源源不断的“输血”了，小岗村也仍然无法摆脱“20年没过富裕坎的困境”。无数的事实都证明，这样一根自己没有站立能力的猪大肠，光靠别人扶持无论如何是不中用的。
(七)省派“扶贫干部”沈浩的被打和因劳累与郁闷过度而亡。
是一根扶不起的“猪大肠”也要扶，因为它是精英亲自树立的典型，是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大标志。它不仅在全中国有重大影响，还被吹向了世界。因此，是决不能让它倒掉的;倒掉了，不仅活着的精英们，就连死去的精英的灵魂都将很难堪。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它的有效扶持呢?看来，小岗村的根本问题是干部问题吗。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是给它“输血”那也无济于事。而鉴于小岗村村民的思想素质普遍低下，要想从他们中产生出能带领他们致富的干部看来是不可能的。为此，地方当局就以“扶贫”为名，从党政机关干部中派人去充当村书记，由其带领“手印英雄”及其后代们改变困境。按照安徽省的文件，只有那些“经济困难，组织薄弱”又长期无力自已解决问题的村庄，才被列为“扶贫”对象。而小岗村是“改革开放第一村”，是“神奇的村庄”，怎么竟成了扶贫对象了呢?难道“第一”和“神奇”就表现在这里不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么?别管笑话不笑话，这不，上边果然以“扶贫”名义从党政机关先后给这个“第一”和“神奇”的村庄派去了三任党的书记。可是，他们皆因所派机关级别较低、财力物力有限的限制，被“手印英雄”及其后代们认定为“不给办事实”，先后都被轰走了。不得已，省里吸取“教训”，只得提高所派干部机关和职务的级别，遂从省财政厅(全省的“财神爷”)抽调处级干部沈浩参加全省“扶贫工作队”，定向地派到小岗村当书记。于是，就有了沈浩与小岗村的联系。
即使是省财政厅派出的沈浩，刚到小岗村时也并不一帆风顺。因为小岗村人是最讲实际的，无论谁被派到小岗村，他们不看别的，就盯着你跟不跟他们谋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一开始“手印英雄”们也怀疑沈浩不办事实，在干部和群众都有不满情绪氛围中，有村民借故狠狠地打了沈浩一顿。可怜，沈浩丝毫不敢有所声张，只得忍气吞声，更加勤勉又更加卖力地利用省财政厅的有利地位，为小岗村不断地办着一件又一件的实事。于是，“手印英雄”们感到沈浩身上有油水可捞，在他三年“扶贫”期限届满时，又鼓动全体村民再耍按血手印的流氓手段，将他“挽留”了下来。眼看第二个“扶贫”期又快满了，当“手印英雄”及其二代、三代们正策划用按血手印的办法再次将沈浩“挽留”下来时，沈浩却终因6年的过度劳累加郁闷而孤苦伶仃地，半夜里一个人死在了他的那间清冷的住屋里。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个村民找他办事却一直不见人影，引起注意，喊人破门而入，发现他已经死在了床上，时间应该是上半夜，即他躺下后不久。而那一天，他先后接待了县机关和乡政府的三拨领导和工作人员。身体已经很虚弱，又没有酒量的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图表现，接连陪了三餐酒，这是他过早死亡的直接原因。
家中上有九旬老母，下有尚未成年的爱女，还有正需要与他共同生活的妻子的沈浩，竟于“扶贫”的过程中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按说这是应该追究死因，给家人也给党组织和群众一个交待的。然而，大大出人意料的是，当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沈浩死后，立即将他树立为全国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又是发文，又是开座谈会，号召全国的党员干部都向他学习。还先后为他制作了一部名为《第一书记》的电影，和一部名为《永远的忠诚》的30集电视连续剧，对其进行无以复加的颂扬。于是，小岗村又多了一个“全国第一”的光环。当局的良苦用心，当然是要借沈浩的先进事迹为这个名声狼籍的村庄的脸上贴些金箔，挽回些面子。然而，沈浩是沈浩，小岗村是小岗村，沈浩也并不生长在小岗村——试想，在小岗村这样一块充满着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思想氛围的恶劣土壤上，何以能够产生道德模范?因而，纵然他是楷模，又能给小岗村带去多少光环呢?如果说沈浩是一朵鲜花，又硬要把他和小岗村扯到一起的话，那么，正应了那句名言：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牛粪上。
但是，“血手印英雄”及其后代们却不这样看。他们的为人处世哲学是，只要有利可图，就一定要抓住不放。他们从中央对沈浩的高度颂扬中，看到沈浩人虽然死了，其身后仍然有油水。于是，经过策划，他们再一次(第三次)耍弄全村户主按血手印的流氓手段，要将沈浩的骨灰留存该村。这也正合了当局的心意。于是，此后在小岗村的村头，竟高高地耸立起了一座沈浩的墓碑，并“光荣”地成为了尔后前去该村朝圣的人们的一个朝拜景点。当然，以上一切真实情况，无论是在村中的“‘大包干’纪念馆”里，还是在“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里，从省会合肥远道而来的年青幼稚的“追寻”者们，他们都是听不到讲解、看不到陈列的。
总之，在沈浩问题上，不管精英怎样做，都难以摆脱一种难堪和尴尬的局面——把沈浩进小岗村时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估计低了，就证明“分田单干，一分就灵”其实并不灵，尽管关友江吹嘘他“一单干的头一年”就如何如何，也无济于事，因为经过20多年的分田单干，加上外边和上边持续大量地“输血”，小岗村仍然并不富裕;如果把沈浩进村时该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估计高了，到是可以显示“分田单干”的灵验，可是，沈浩离世时小岗村的发展状况是客观地摆在那里的，它比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洪林村、韩村河村、周家庄乡等等众多先进村庄都差得老远，沈浩的贡献和他的“楷模”事迹因此就要大打折扣。请看，是不是无论怎样说，都难以避免陷入难堪和尴尬的境地呢?
(八)一只捧着烫手、弃之不可的“烂山芋”。
看了上面关于小岗村全国最落后村庄的事实介绍，有人会问：名为共产党的执政党，对于这样落后至极的村庄，理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落后，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它改进才是呀，却为什么还要树立它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呢?原来，树立典型不是为树立而树立，而是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的。毛主席树立的那些典型，都是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是服从和服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的，因而那些典型都产生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都是先进中的先进，榜样中的榜样。而精英们树立典型却是服从和服务于其复辟资本主义需要的。他们心里清楚，在农村集体化已经持续实行了近30年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否定它，光有已经到手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来自基层的群众自发地搞分田单干的事例才有说服力。而这样的典型在先进村庄的队伍里是绝对找不到的。于是，精英们就打起灯笼、瞪大了眼睛在全国各地的落后村庄中进行了仔仔细细的搜寻工作。终于，在安徽省当一把手的那位精英的心腹终于把这样的典型找到了，它就是小岗村。于是，精英如获至宝，急急忙忙地将它推向了全国，以此为由推动分田搞单干的农村改革。
于是，小岗村就这样“当仁不让”又莫名其妙地当上了全国农村的典型。但是，由于它严重的“先天不足”，因而虽然30年来它被套上“改革开放第一村”、“神奇的小岗村”等等光环，却像一个烫手的山芋，在往后的日子里着实给精英以太多的难堪和尴尬——将它宝贝似地捧在手心里吧，它确实像一筒扶不起的猪大肠，太不给当局争气了;弃置一旁吧，又是万万不可的。既然万万不可，那就坚持捧着呗，这就难免要为精英改革失去许多的人心。
尤其影响恶劣的是，精英在高高地捧起小岗村这个全国农村最落后村庄的同时，却将农业战线上世所公认的先进典型大寨村(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总理在向三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打入十八层地狱，罗列种种罪名长期对它进行打击和迫害，至今也不让它翻身。众所周知，大寨人，特别是大寨的贫下中农和共产党员们，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自觉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村庄，却如此地地受到迫害和打击，此种行径充分地暴露了精英们对农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刻骨仇恨，也暴露了他们封建专制意识(姓“社”姓“资”“不争论”意识)的浓厚和强烈。这正如社会上广泛流传的那副对联所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样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恶劣行径，严重地伤害了当时和现在全国农村一切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原则，对整个社会的公道与正义的打击和挫伤都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和耻辱，也是导致党心民心涣散，党风迅速且持续败坏，社会道德急剧和持续沦丧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