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国家发展中潜伏的一系列问题浮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共产党中央权威的弱化，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组织力控制力越来越弱，改革越来越偏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南斯拉夫改革失败、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弱化党中央权威的主要原因

南斯拉夫政治改革之所以走上弱化党中央权威之路，可以从当时的国际国内现实尤其是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1.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面临着外部种种压力

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在内外压力下进行的，从建立社会主义开始，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其进行打压制裁和渗透欺骗，虽然这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严峻考验，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使南斯拉夫面临的考验更多更大。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自二战开始，苏联经常为了本国利益而置南斯拉夫的利益不顾，将其当作“以货易货和讨价还价的对象”[1]，导致两国共产党之间出现矛盾；在战后领土归属的问题上，苏联和南斯拉夫又产生了新的分歧，这些分歧迟迟未得到很好的化解；在南斯拉夫建立政权后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问题上，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企图对其经济、财政、信贷、外汇等进行全面的控制，后又干涉南共的领导，甚至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猎取政治、经济等方面情报。可见，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暴露无遗。1948年南共与苏共决裂，苏联单方面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停止对其援助和支持，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进行了种种错误的指责并将其开除出组织，苏联和东欧国家单方面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

2.南斯拉夫民族状况的复杂性

一组数字可以概括南斯拉夫的国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是一个联邦，二是两种文字，三是三种语言，四是四个宗教，五是五个民族，六是六个共和国，七是七条边界，八是八个领导人，九是九个政府。[2] 其中，语言、文字、民族、边界问题产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立之前，是南共在建立政权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条件，而上述四个因素中，民族问题尤其棘手。从公元9世纪起，南部斯拉夫人不断地建立王朝，但没有一个王朝政权占有南斯拉夫全境，建立的王朝都不是强国，都是“短命王朝”，往往是一代雄主之后王朝分崩离析。在更长的历史时期里，南斯拉夫各民族处于分隔和受异族统治的状态，长期的“分而治之”导致境内的各民族在语言、文字、宗教、生活习惯、政治文化归属等方面的差异性显著。在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交往对象；在经济上，各民族之间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状况、生活状况更是参差不齐；在地理形态上，有天然的地理分界将这些民族相对隔开。这些阻碍因素一直影响着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南共对此不能无视。南斯拉夫解放后，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暂时掩盖了这一问题，南共对这一问题也有所忽视，甚至在1953年修宪时撤销了民族院。直到1959年，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重新关注民族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也试图采取一些措施重视并解决民族方面的问题，但随着政治上对中央政治权威的逐渐弱化，民族主义的影响逐渐增强，最终成为导致中央权威不断弱化的“催化剂”。

3.南共未能正确认识现实与实践，未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南共对当时现实与实践的误判，是其政治改革弱化党中央权威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斯拉夫改革肇始于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对立之时，南共与苏共决裂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施加政治压力，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无法实施。南斯拉夫经济上、政治上遇到巨大困难，随后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倒逼”南共找寻出路。当时，最明智、最有利的选择无非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依靠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此时与苏联决裂，尽管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是主要原因，但南共也没能充分发挥策略的灵活性，从而将自己国家置于不利的处境。另一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在关于“社会所有制”“国家消亡”和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引导”、联邦制等理论问题上，南共不顾自己的落后国情和严峻的国际形势，不顾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与本国现实的巨大差异，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党的统一性和组织性的极端重要性、民主集中之集中的重要性等重要论断，弱化党的领导和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误读误用给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这为南斯拉夫日后走向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弱化党中央权威的认识误区和实践偏差

在南斯拉夫政治改革进程中，南共采取较为激进的策略和方法将弱化党中央权威贯穿始终，从权威基石的摧毁到权威主体的撕裂，南斯拉夫改革沿着弱化党中央权威的道路越走越远。

1.自治利益多元：南共中央政治权威的基石被摧毁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指出，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3] 】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共同利益作为现实基础，在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南斯拉夫各地区、各民族已经形成了较为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在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又为其建立共同利益基础提供了现实条件。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到冷战的这段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国内有条件创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共同利益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共同利益的可能性也十分明显。

南共没有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论断，没能很好地认清这一国内国际形势与时代机遇，反而提出了“自治利益多元主义”这一主张，认为：

【“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必须是政治垄断主义的逐渐消亡，而代之以真正的自治政治多元主义，即自治主体个别和一般的真正自治利益的多元主义”。[4] 】

纵观南斯拉夫的形成发展史，一直“没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受周围强国的统治”[5] ，这导致民族利益的不一致性、民族发展的不同步性、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等阻碍因素的存在，但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特殊的时代任务、崭新的社会制度及发展方向为实现民族高度团结、民族共同发展、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共同繁荣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时的南共应该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代表这一正确方向。但南斯拉夫共产党从1948年批判“斯大林国家主义”开始，使中央政府不断向企业、地方、共和国、自治省放权，而下放的权力大多被共和国、自治省截留。结果导致尾大不掉，把南斯拉夫统一的市场分割成八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形成共和国、自治省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逐渐摧毁了树立党中央权威所依赖的国家共同利益的基石。

2.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引导”：中央权威力量的弱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南斯拉夫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要求，它还是正确应对当时面对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维护国内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6] ，这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根据革命与建设的经验，越是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时期，越是在任务比较艰巨的时候，越是取得重大成功之时，越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不是放弃党的领导，为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需要加强而不是弱化党中央的权威。

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引导”的转变表明了南共领导弱化党中央权威的态度和观点。南共错误地认为，过于强化党的领导会造成“共产党的变态，变得与国家机器、甚至与警察机器等同，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变成了一个人独裁或者围绕他的机关的独裁的原则”。[7] 在具体的改革中，1952年南共六大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那时起，在党的领导方面的去权威化改革使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领导力、控制力、管理力逐渐削弱。那次会议更改党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南共“联邦化”的滥觞。在组织上，该会议提出要进行适当分权和党政分工，在行政单位和社会团体内不再建立基础组织支部，位于其中的党员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在工作中贯穿党的纲领，基础组织建设的取消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在具体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决策和解决上，放弃了先由党组织决定再交给人民阵线批准执行的做法，而是越过党组织，直接交于人民阵线讨论决定，这使党的领导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大事务并没有决定权。这时候，少数人提出了“民主就是一切”的观点，否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作用，认为先锋队不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决定的，而应该“由讨论决定”。发展到这里，南共的党建理论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原则，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严重地侵蚀了这个政党。实际上，它也逐渐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性纪律性，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领导和掌控，这种去中央权威化改革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失去政权成为必然，也使南斯拉夫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成为必然。

3.国家在消亡中：中央权威源泉的移除

关于“国家消亡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8] 】

鉴于此，南斯拉夫提出了自己的国家消亡论：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立即开始消亡；二是国家消亡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三是国家消亡首先从经济职能开始；四是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9] 恩格斯论述国家消亡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而南斯拉夫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前，经济比较落后，生产方式陈旧，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统一在历史上不占主流。因此，国家不但不能够消亡，还应该增强其职能，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但南共领导人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是、而且必须是特殊形式的国家，即日益消亡的国家。它的社会作用和它的组织必须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将有可能不以国家作用的具体体现着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随着社会主义的加强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确立而改变”。[10] 】

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一开始就呈现出或多或少的无政府主义特质。以“国家经济职能消亡”为例，1951年南共对中央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先是撤销“国家管理委员会”，紧接着又撤销了“联邦计划委员会”和大部分联邦-共和国的经济部和总经理部，与此同时，制定了一些放松消费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农产品“统筹”的法令。[11] 1954年颁布关于工资的法令，把控制工资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同年开始建立“垂直联系的自治组合的梯级系统”，上述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同时也导致了新的问题，即在联邦中央去权威化的同时伴随着共和国及自治省的权威化，在经济上开始形成分裂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为国家的分裂解体在经济上留下了隐患。[12]

4.联邦制：中央权威的先天不足

列宁在1913年前对联邦制持完全否定态度，

【“我们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因为它削弱经济关系，它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合适的形式”[13]。】

斯大林也认为联邦制不利于解决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的论断也符合南斯拉夫的国情：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再加上较为复杂的民族关系，联邦制也不利于南斯拉夫的稳定和发展。在十月革命前夜，列宁第一次承认联邦制可以作为“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形式，但同时需满足许多重要的条件。1918年列宁第一次决定建立“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14]。斯大林认为，到十月革命时，俄国各民族处于完全分离、完全隔离的状态，采取联邦制可使这些民族由分散趋于接近、趋向联合；民族问题比十月革命前预料的复杂得多，联邦制可以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武器。而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很显然比俄国要棘手得多，南斯拉夫境内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更为分散化的特点，决定了联邦制对建立团结、统一、强大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自治制是我们建立民主国家的计划。分离绝对不是我们的计划”[15]，但在实施联邦制之后，南斯拉夫的政治方向应该是一体化而不是分离化。

从列宁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联邦制对南斯拉夫而言不能算是一个错误，但这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不容回避，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应弥补这种先天不足而不是加剧它。但不无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在联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权力分散化。1963年南斯拉夫开始在领导制度上实施轮换制，在1967、1968年宪法修正案中对议会做出重大调整，撤销联邦院，在此之前不久，在共和国、自治省一级建成议会，这意味着各个共和国、自治省的自主权力达到顶峰。[16] 根据1974年宪法，由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政治利益共同体、地区共同体等社会、经济、政治基本自治单位的大量建立，国家管理职能进一步缩小，联邦的权力进一步下放，联邦政府除了国防、外交外，几乎将全部权力下放到地方，联邦与共和国之间，各共和国、自治省之间的重大问题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并经签订社会契约等方式解决[17] 。至此，中央政府对各个共和国、自治省的权威大大削弱，各共和国、自治省之间也出现了松散化、独立化倾向。

5.政党联邦化：中央权威主体的撕裂

列宁认为，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8] 。】

这种组织性首先应体现在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上。在俄国党的建党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就党章草案的第一条，发生了意见分歧。该分歧的焦点就是作为一个党员是否必须参加一个党组织的问题，马尔托夫认为，只要承认党章并且愿意在党章的指导下积极工作的人就算得上是一个党员，但是，列宁认为，党员和群众的明显的区别就是党员必须参加一个党组织，

【“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9] 】

列宁还十分重视党中央与下属党组织的关系，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郑重宣布：

【“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20]】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更需要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执政党。

然而，南共认为，

【“党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再也不能起发号施令的作用。党将继续决定总路线，但作为指导力量，要以说服的方法来为实现总路线而斗争”。[21] 】

随着南斯拉夫改革的不断推进，政治领域的去权威化倾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组织上体现出来，南共联盟中央对各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控制力不够，联盟组织对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控制力不强。自1968年起，在党政机构领导人的配置上，南共片面强调各民族“一律机会均等”，实行“轮流坐庄”原则，并把它推广到一切全国性社会团体的领导机构。南斯拉夫联邦中央领导人均由各共和国、自治省选派，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本民族的影响和牵制，一些领导人，往往只是从本民族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南斯拉夫如何克服经济危机，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全局性的问题政见不一，分歧严重。[22] 这时，南共联盟组织的非集中化、中央领导的权威弱化与南斯拉夫固有的联邦分散问题、民族矛盾问题、区域冲突问题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已经到了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的危急关头了。但是，由于1980年南共联盟内权威领袖铁托的去世，党中央随之形成了巨大的因失去超凡魅力型权威人物而出现的“权威真空”，党内没有人有能力、有资格、有条件建立新的超凡魅力型权威。南斯拉夫在长达近30年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没能建立起具有凝聚力的理性型权威以形成新的中央权威态势，这一缺失已经使南共处于解散的边缘，也导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逐渐走向解体。

三、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弱化党中央权威的教训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

虽然南斯拉夫的改革是在较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较为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的，但留下的深刻教训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党中央权威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苏共片面地讲权威而忽视自主、片面地讲集中而忽视民主、片面地讲社会主义阵营要求而忽视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需求，这些“矫枉过正”的理念和实践，是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复杂原因中的重要因素。因此，不管从南斯拉夫还是从苏联来看，对党中央权威的错误态度是留给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最大教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但唯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一枝独秀，展现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光明前途。中国之所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其重要原因就是自觉维护了党中央权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注意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坚持以按劳分配制度为主，通过公有制夯实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改革中能正确处理好民主、法治与党中央权威之间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思想文化建设中注意维护并增强党中央的思想理论权威，增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统摄力；在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的统一领导作用，发挥党在顶层设计、社会动员、群众组织、思想引领等方面的作用，并以此维护和强化党中央权威；在党的建设中，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提升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党中央权威不断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中央权威至关重要”[23] 。】

我们要汲取南共推行包括自治利益多元、从“党的领导”转向“党的引导”、消亡国家职能、联邦制、政党联邦化等一系列错误的改革措施致使党中央权威弱化，进而导致南斯拉夫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深刻认识到对党中央权威的态度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中央权威的共识，进一步凝聚人心，不断增强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四个意识”，秉持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作者：张海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注释：

[1]〔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04页。

[2]赵乃斌、汪丽敏主编：《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4]〔南〕爱德华·卡德尔著，邱应觉等译：《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5]赵乃斌、汪丽敏主编：《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7]〔南〕爱德华·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9]雷琳：《理论设计的超阶段——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失败探源之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0]《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页。

[11]宋萌荣、丛莉编著：《社会主义改革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12]宋萌荣、丛莉编著：《社会主义改革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13]《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1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15]《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16]宋萌荣、丛莉编著：《社会主义改革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239页。

[17]宋萌荣、丛莉编著：《社会主义改革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396页。

[18]《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19]《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20]《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21]〔南〕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杨元恪等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9页。

[22]雷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失败探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