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业和农民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过去六十五年的农村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发展取向问题。简单的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选择了两条相互联系，又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也取得了相互联系，而又截然不同的结果。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在农业发展中所选择的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争论不多。本文想根据自己在中国农村生活多年并进行过二十几年农村调查的经历，谈一下自己的心得。
共产党上台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天灾不断，饥荒不断的时代。这一点在海外学者的著述中，镜头里有大量的记载。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怎样让全国人民吃上饭。中国是一个可耕地匮乏的国家。当时我们的可耕地面积，只占我国国土的百分之十五。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却要养活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国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很少人认为中国政府能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美国政府的官员当时就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毛泽东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国政府把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毛泽东时代是全民办农业的时代。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依靠农村的党组织和分到土地后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在广大农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利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一步一步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农业的集体化，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一九五零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之初，中国的农村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农村基本建设，整修土地，改造土壤，打井，修水渠等水利设施，到大跃进年代，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达到高潮。一九五八年冬天，到一九六零年，全国各地都在修水库。全国著名的十三陵水库，就是五八年修建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修建。世界闻名的红旗渠，就是在大跃进年代开始的。河南林县十万农民，自带工具，自带干粮，用锤子，铁锹，大干十年，最终修成总长为两千公里长的红旗渠，是名副其实的当代的愚公移山，彻底改变了林县的自然面貌。我的老家山东即墨县，在大跃进的一九五九年的一年中，修了三座水库。至今还是我们县的重要水源地。
一九四九年，我们家乡的农业产量亩产只有一百多斤，通过集体化十几年的奋斗，一九七五年亩产已经达到五百多斤。个别生产队，如北阁大队，因为化肥充足，亩产已经达到千斤，并受邀到烟台专区去介绍经验。[1]组织起来的农民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到七十年代，中国人成功的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我们用世界百分之七的可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奇迹。一九五二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预期只有三十五岁，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寿命预期，达到六十九岁，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几乎翻一番，这是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奇迹。一九五二年，印度的人均寿命预期也是三十五岁，但一九七六年，其人均寿命预期只有五十岁，落后我们中国近二十年。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最有效的标准，就是人民的人均寿命预期。中国的人均寿命预期在短时间内翻一番，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成功的，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只有少数精英能上的起学。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上过学。我的父亲是在工厂办的夜校里学会认字的。我的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大跃进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我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农村考察发现，几乎每个村子到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我的家乡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每个村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我们县七十五万人口，却只有一所高中，七所初中。农民的孩子要考上初中，难上加难。后来，初中教育大发展，我们县由七所初中，联办发展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农民的孩子不需要考试，就可以直接在本村或邻村上初中。文革中我们县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一九七二年我上高中的时候，班上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能直接免费上高中。到一九七三年我妹妹上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百分之百的可以免费上高中了。
直到六十年代，我们县的高中，只毕业了一千五百个高中生。其中八百人上了大学，其他的当兵当了工人。大部分村子，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随着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大大的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村就有一百多名高中毕业生回村。到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公社就有历届高中毕业生一万二千多人。这些回乡的高中毕业生，对农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农村的合作医疗的发展离不开这些高中毕业生。一九七七年，我们县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站。每个医疗站都有三到六个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都是本村的高中毕业生。村子给他们记工分，送他们去附近的医院接受三到六个月的基本训练，然后回村为本村社员服务。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预期的增长，跟农村教育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农村的教育发展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科学种田的水平。大量的拖拉机，脱粒机，播种机，和灌溉机械得到了推广和使用。回乡的高中毕业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农用卡车和拖拉机的驾驶员，保养和维修员。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增加了产量，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又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我的家乡山东省即墨县村村都有一个到几个社办企业，整个烟台专区，整个山东省，都是如此。我高中毕业后就到我们村办的工厂学开车床。我们的厂子有一百七十多个工人，每年产值上百万元。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之前，我在我们村办厂子里当了四年厂长。我们村子，在我们公社，在我们县只能算一个中下游的村子。但社员的生活在逐年提高，工分价值在逐年提高。一九七五年我们队的工分价值达到一毛多，到一九七六年达到一毛三，一九七七年达到一毛五。社员一个工作日的收入是一元多，已经超过国营企业工人的收入。当时我们村的年轻人，对我们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2]
六七十年代，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向第三十世界国家推销其绿色革命技术的时代。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西方的绿色革命技术。绿色革命技术在第三世界的推广，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的打击。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让许多靠给地主打零工的农民失业。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推广，提高了产量，也增加了农业投入。产量的提高，又造成粮食价格下降，让许多少地的农民破产，负债累累。许多农民只能离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到陌生的城市去谋生。许多成为无家可归者。印度有大量的贫民窟，有两亿多无家可归者，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每年都有几万印度农民因失去土地，还不起债自杀。尽管印度政府的粮仓了的粮食在慢慢腐烂，但每年却有五百万印度人死于饥饿。
中国因为实行集体经济，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绿色革命的技术。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领先印度。同时因为我们实行集体经济，绿色革命技术的成果被农民集体分享，没有让农民破产，或负债累累。我在美国讲课，说中国没有无家可归者，美国学生不相信，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更是不相信。连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国能没有无家可归者，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农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3]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农村发展，是以联产承包制为特点的。应该说，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发展的很好，有的地方发展的较好，有的地方发展的较差。按照美国的农业专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先生的估计。搞得很好的集体要占三分之一强，搞得较好的集体要占三分之一，而搞得较差的集体占三分之一弱。我在美国跟韩丁一起参加过多次学术会议，一起参加各种座谈会多次，历时达八年之久。根据我个人长期在农村考察的结果，我认为韩丁先生的这个各三分之一的估计是中肯的。而且那些搞得较差的集体，不是因为体制的问题，而往往是因为领导班子不团结等原因。改进这些集体的方法，应该是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
不幸的是，共产党内一些对农村集体经济道路过分悲观的观点占据了重要影响。八十年代初，竟然有人制作了一部滑稽的宣传片，叫做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全国放映。
其实，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作者是非常愚蠢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只是一种选择。还有其他更多选项。而三个和尚没水吃，绝对不是选项。三个和尚可以轮流挑水吃，也可以轮流抬水吃。也可以发挥人多的力量挖自来水管，让水流到家门口，就永远不需要挑水，抬水吃了。当然也可以分工合作，一个人挑水，另外两个人干别的，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片子的作者竟然看不到这一点。很难说，这只是因为认识上的问题。
据说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轫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的自发行动。按照官方的叙述，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因为对集体经济失去了信心，决定分田单干。据说他们还写下一个誓言，如果政府因此把他们当中一个抓起来，他们就会集体抚养被抓人的家人孩子。当年我一听到这个故事，就表示怀疑。这显然就是一个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一个精英编造出来的。当年的农村，确有搞得不好的农村，但都是因为社员不团结的原因。而这十八人却是如此团结，愿意立下誓言，并在上面盖上手印，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因此被政府抓走，其他的人会共同抚养其家人和孩子。这样一个齐心协力的十八户社员，却不能一起把集体的生产搞好，难道不是怪事？
其次，集体时期国家是不提倡单干的。但政府一般不会因为有人要单干，就抓人进监狱。即便是小岗村的农民决定要单干，那也只能是教育的问题，政府不会抓人进监狱。曾经，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因为两派不团结，要求分成两个队。他们已经分开干了一个冬天，但公社派人来做两派的工作。最后动员两派继续在一个队里。没有人受到惩罚。
再其次，农民绝不会书写一个誓言。那样做只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到时候，政府追查起来，执笔的人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这样的一个誓言，毫无用处。如果那些农民想履行其承诺，抚养被抓人的家人和孩子的话，他不需要这个协议，也会履行。如果他们不想履行，这个协议也毫无用处。政府，任何人也不会，强迫任何人去履行一个不合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只能是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为了哗众取宠，事后伪造出来的为所谓的联产承包制张目。
一九九八年我和几位美国教授到安徽合肥参加一个中国农村调查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人有安徽省社科院的研究员，安徽省的部分领导。在那个会上我第一次碰到安徽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邦虎先生。王邦虎先生跟我有相同的背景和经历。他比我大几岁，农村出生，农村长大。都是七七级考上大学。然后到美国留学。王先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选择回国工作。我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因种种原因选择留在美国工作。王先生回国后，一直从事农村研究工作。而我虽然留在美国，却每年夏天回国做农村考察研究。
王先生给我介绍了他的情况后，看来王先生对小岗村的分田的故事也是有怀疑的。小岗村当年肯定是中国农村搞得较差的那三分之一。作为搞得较差的小岗村，想分田单干或许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就是小岗这样一个落后的典型，居然成为促成在全中国农村进行分田到户运动的突破口。就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共产党人，通过三十年的奋斗在中国村建立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体系，被小岗村的一份可疑的分田协议书给瓦解了。那些当年跟随毛泽东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村劳动模范们愤怒了。山东省下丁家大队的张富贵，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黄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下丁家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在大队的扩音喇叭里喊，只要他张富贵在，集体的财产谁也不敢动一个指头。山东省烟台专区的十七个县的县委书记，不同意分田单干的做法，他们被撤职了。集体财产最终被分了，集体的大田被分成了小块，由一家一户单独种植。
集体时期的机井是靠集体的财力，集体的力量修建的。现在有的人的地离这些机井近，有的人的地人离机井远，大家再也不能平等的使用这些集体时代的设施了。有的人就开始破坏了。机井被用石头填满了。再也不能使用了。集体时代的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都是用集体的钱买来的，为大家服务的。现在，再也不能让大家都平等的分享这些机械带来的好处的。有的地方就把这些机器拆卸开来。一人分一个部件。当废铁卖了。我本人就亲眼见到有人推着分到的拖拉机水箱去废品站去卖废品。
韩丁先生对中国农村集体化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对陈永贵和大寨的一些科学种田的创新做法，如海绵田的概念，推崇有加。他把中国农村分田后形成的细长条农田，称作意大利通心粉地，他认为把地分成这样的小块，农业机械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为此感到痛心。
有人宣称，给集体干没有积极性，给自己干就有积极性了。小岗村的村支书在电视上公然宣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跟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所要宣扬的理念一样的。不知道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怎样入的党？为何入党？如果只有给自己干才有积极性，那么现代化的大工业又如何打败传统手工业的？稍有现代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没有前途的。
由于八十年代正赶上七十年代中期进口的大型化肥工业项目开始投产，农民能够买到更多的化肥，所以分田单干初期，中国农村的单位产量有所提高。但是这主要是大量使用化肥的结果，跟单干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集体时代，能够获得较多化肥的集体，单位产量跟后来的单干时期的单位产量不相上下。但是单干造成许多土地抛荒。单干后，农民个人为自己的土地负责。当农民选择到城里打工，他们的土地就会没人管，甚至抛荒。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单位产量增加，而中国从国外进口的粮食也越来越多了。到二零一二年，中国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已达到八千多万吨。占中国粮食总需求的百分十二多。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又重新凸显出来了。
分田单干后，靠集体经济支持的农村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集体时期，农村教育是以民办教师为主，教师不发工资，主要靠工分，农民子弟上学也不交学费。单干以后，不能再给民办教师发工分了。教师要发工资，只能让学生交学费来支付教师的工资。这样一来，许多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家长，就不让孩子上学了。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农村在分田单干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新一代的文盲，特别是女孩文盲。我在美国曾参加过一个慈善机构的工作数年。这个机构在美国募捐，支持中国贵州，云南等边远地区的农村女孩上学。但在这些活动中我了解到，这些边远的地区，在集体年代都有过村办小学，联办中学，和社办高中，农民就近上学很方便。分田到户后这些学校没有了集体支持，办不下去了，才出现农村女孩失学的情况。
农村的医疗事业，也跟农村教育事业一样，遭到严重破坏。由集体支持的农村合作医疗站，只挣工分的农村赤脚医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农民看病吃药，必须支付现金。得了大病的农民，往往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还有很多的农民因为高昂医疗费陷于经济困境。成为中国农村的重大不安定因素。
分田单干后，有些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慢慢落入家族势力手中。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民兵组织，妇女组织，共青团组织都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农村的管理，税收情况混乱。到九十年代末，农村的农民税收负担，达到每人两百多元。许多农民不堪重负，抗议活动不断，成为国家安定的重大隐患。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被迫对农民全面免征农业税。其实中国农村需要的不是免税，而是合理征税。政府为农民全面免税，进一步减少政府在农村的存在，政府对农村的管理和指导，进一步失控。没有了税收，中国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
分田单干也造成了农村的环保危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因为农村的集体经济把农民组成了经济共同体，环境是大家的，大家共同保护。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蓝天白云，河水清清，有鱼有虾。因为中国农民的无垃圾，无浪费的环保生活方式，许多联合国专家把中国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样板和人类的希望。分田单干以后，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许多单位个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以破坏环保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土壤污染。根据国家环保局的统计，占五分之一的可耕地有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分田单干以来三十多年里，近一半的中国的河流干凅消失。剩下的一半的水质严重污染，有的成为污水沟。我的家乡的墨水河，世世代代是家乡人民的母亲河，一年到头水长流，人们直接从河里取水食用。分田到户这些年，家乡的墨水河彻底的成了一条污水沟，垃圾场。一年到头，臭味远扬。为了墨水河的污染，我曾找过家乡的环保部门。我们县有全国最大的县级环保局。二零零四年夏天，环保局的干部告诉我说，他们已经筹集了一亿元资金，要对墨水河进行彻底治理。并许诺说，次年夏天我回国，他们就会让我看到跟我童年时一样清澈的墨水河。第二年我回到家乡，一亿元资金花光了，但墨水河还是同样的污水沟。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了。自从分田单干后，我们国家再也没有当年修水库那样的动员和管理能力了。
近代资本工业的发展是以农村，农民和农业为代价的。大量农民破产，大量农民外流是遍布全世界的现象。墨西哥，印度，巴西，无一不是这样。中国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中国成为唯一个避免了三农危机的国家。一刀切使的分田单干，让中国失去了集体农业的优势，大量农民外流，大量农田抛荒，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得不重新面对早已困扰世界的三农危机。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讨论三农问题，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但增加对农村，农业的投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农村集体，政府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往往用不到正地方。其实解决中国的三农危机，只有重新组织农民这条路。由国家，由政府领导组织农民，由政府承担组织农民的费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健康的三餐更重要。没有什么比环境保护更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城镇化不能解决三农危机，城镇化只会加剧中国的三农危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出路在于领导农民回归集体化，政府应该大张旗鼓的支持农村集体，向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提供医疗，教育支持，经费支持，技术支持。引导农民自觉的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政府应该为走集体道路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险等等。从长远看，组织起来的农村，农民和农业，肯定会有更大的生命力，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文写于二零一四年
[1]与农民访谈,2008年夏天，序号5.
[2]与即墨农民访谈，2008年夏。
[3]韩东屏“农村和农业：文化革命中科技进步”《德先生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ChunjuanNancyWeiandDarrylBrock编，（纽约：赖星顿出版社，二零一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