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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回答一波。
首先国民政府在重庆的最后日子不光是杀害白公馆渣滓洞的关押人员，大屠杀只是国民政府企图在撤离重庆时，毁灭重庆计划的一部分。它的整个计划是包括了破坏重庆的供水、供电、重要工厂、屠杀等一系列行动，而且也不止是重庆，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上海。
1948年国共命运决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准备将上海的主要工厂搬迁到台湾，带不走的全部毁掉，同时还制定了刺杀民主党派人士的计划并且执行。后来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人成立护厂队，纠察队跟国民政府周旋，另一方面，金圆券改革尽失上海人心，缺乏配合，这才保了下来。杀人方面，中共方面地下党说动了阎锦文他们反水，否则的话，按照原本的计划，张澜罗隆基要被弄去沉江......
同样的还有云南，它那边倒是没有太多重要工业，所以重点在杀人。蒋的主要目的就是逼着卢汉去杀人，手上沾了血，就只能跟他一条道走到黑，毛人凤带着徐远举他们抓了400多，第一批申请杀掉的就有200，其中多数还不是TG。也就是幸好卢汉起义了，不然只怕全得死。
这种毁灭前的疯狂是国民政府的常用手法，是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并不局限某一城市。重庆跟上海又不同，地处西南，抗战期间大批重要工厂内迁，想弄去台湾不可能，关押犯人方面也是如此，很多犯人还是从息烽上饶转过来的，现在转无可转，那么毁灭就成了主旋律，斗争也更加血腥：比如现在大渡口的重庆钢铁集团，其前身就是鼎鼎大名的汉阳钢铁厂，抗战期间承担大后方接近9成的钢铁产量。结果临解放前被塞了10吨TNT，号称让新中国10年都恢复不过来。这个厂离我老家不远，后来发生的事情老人们也常说：地下党和工人为了保护这个场子，偷偷用扁担去把炸药挑出来，还剩下一小半的时候引信启动，当场就炸死十几个护厂工人，也幸好他们搬出了大部分炸药，第二年才能恢复生产。其他的诸如水、电等基本生活单位都是重点破坏区域，如果不是当年重庆地下党和工人们与解放大军的配合，山城消失不至于，瘫痪十几年问题不大。
所以《一只绣花鞋》以重庆为背景，毁灭瘫痪整个城市这种事情，当年是真经历过。
工厂和民生单位尚且如此，民盟领袖尚且危在旦夕，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又怎么能幸免。最反感的就是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讲真，我这人心肠算硬的，也看不下去，你杀人归杀人，小孩子惹你了？
至于行刑者，主要是特务部门的人，这些人都各有门路，当然不怕，尤其是高层，比如主持破坏和屠杀的徐远举这种人，是可以跑路的。至于下层的人物，必须听命于人，平时也没少干染血的事，小虾米一个大不了潜伏，怕甚？
那时候对于新中国到底怎么个新法都不知道，以为就是改朝换代，不知道啥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结果不少潜伏的虾米都悲剧了：比如杀杨虎城的杨进兴，跑到乡下冒充积极分子，还被当地评先进，觉得这样保管没事。结果有个玩意叫全国普选，被乡普选办的人发现不对劲，然后入村调查，协调资料，很快就被拎了出来------------ 重庆这边民间的说法，是杨进兴跟他老婆吵架，老婆无意中说漏嘴，被警惕性高的村民反映给了乡上。
徐远举运气就更不好了，跑到昆明遇上卢汉起义，被逮了个现行，否则这家伙只怕还在台湾逍遥。
所以他们的心态吧，高层的认为我跑得掉，底层的觉得我藏得住，大抵如此。
另外那里面关押的也不全是政治犯，应该还有周边倒霉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小时候就听大人讲，沙坪坝有两小孩上街玩，回家为了贪近路爬山，结果走进了渣滓洞的周边范围，然后就被抓了进去，11.27的时候也没跑掉，当然这个事不可考，但是无意中进去的人被弄进去把牢底坐穿倒是肯定。官方档案称为未定性人员，为什么抓他们估计蒋先生都不清楚。
修改一下，有私下问杨虎城的，这个正好感触特别深：小时去白公馆渣滓洞玩，松林坡也算景点之一，走累了坐花台上休息，后来起身后才看见后面有个碑，大意是说杨虎城遇害后就被埋在这个花台下面，那时候年纪小，真心是惊呆了，既吃惊又害怕。现在不知道那花台和碑还在不在，成年之后再想这事，唯有唏嘘而已
黎明前的黑暗啊。
赞同
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看待历史问题时，通常倾向于以「个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
对于言英同志（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的回答，我的看法是：类似国民党的这类反动政权，同时具有「反动」和「国家政权」两个属性，而它们首先是国家政权，其次才是反动的，这两点共同导致了它们在濒临灭亡时犯下的暴行。
如果看守监狱的只是徐远举、沈醉、杨进兴这样的特务，脱离了背后的国民党政权，面对解放军的攻势，他们倒是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小命而放下手中的屠刀。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统治机器上的一环，而正是这台机器，做出了毁灭重庆兵工厂、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的决定，并交予像徐远举这样的螺丝钉来执行。
虽然结果不同，但根本的逻辑是相似的：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个人，都是要趋利避害的。于这些特务个人而言，放下屠刀争取保全性命是最明智的选择；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尽可能的毁灭现有的资源，消灭羁押的革命者，给即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与报复，是有利于这个政权继续苟延残喘的选择。
身处于国民党政治集团之中，像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有着干完坏事飞回台湾的退路（尽管他没能逃得了），自然死心塌地的执行屠杀计划；像普通的底层特务，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除了服从命令外别无选择。这大概就可以解答题主的疑问了。
至于国民党政权纯粹反动的一面，言英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除了国民党之外，还有纳粹德国在1945年春天行将覆灭之际，依旧在控制的集中营内运行着屠杀计划，以至于同盟国军队解放这些集中营的时候，仍然能看到成片的死难者遗骨。另外，他们在战斗中不择手段，连儿童都加以武装，准备拉整个德国给他们陪葬，正如戈培尔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所说的，「当初他们选择了我们，是时候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了」。
（图为美军清理、掩埋达豪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
同样地，军国主义日本也在塞班岛、冲绳岛等地战败之际，大规模恐吓、逼迫岛上居民自杀。日军鼓动当地的日本居民跳崖，甚至向人群中发放毒药、手榴弹以强迫他们为军国主义政权陪葬。
作战失败后，为了积攒力量而强迫百姓迁徙的自古有之，而像日本法西斯这样在战败后疯狂残害本国百姓的，实属罕见。除了他们骨子里的「反动」属性，实在难以找到理由来解释他们的暴行了。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毁灭犯下暴行的证据」。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纳粹在即将彻底毁灭之际，反而加紧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国民党特务加紧屠杀中共革命者，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所幸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得以铭记这段黑暗罪恶的历史。
还有一点，可以归结为「行将覆灭时的狂暴｣，也就是言英同志所说的“无能狂怒”。譬如希特勒在巴黎起义后命令彻底消灭巴黎，恐怕就是这样的心态。
不过，这样的心态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作恶多端的政权。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在即将遭到凡尔赛梯也尔政府的残酷报复而失败之时，一些巴黎公社的社员在「巴黎不属于公社，就应当毁灭」的绝望情绪之中，放火烧毁了部分巴黎古建筑。我本人是巴黎公社坚决的支持者，也能够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在这里当一个例子。
私货时间：
在这里想谈一谈苏联的两个类似的例子，然后试着稍微分析一下。
1918年，布尔什维克将沙皇一家囚禁在叶卡捷琳堡，他们打算像审判路易十六一样审判沙皇。然而，捷克兵团和高尔察克的挺进使他们丢掉了这个地方。在撤退之前，沙皇一家遭到了处决。
当然，这个例子很难称得上是如同白公馆、渣滓洞一样的「暴行」，不过依旧可以稍作分析。这个决策无疑是「趋利避害」的体现。消灭沙皇一家，就等于消灭了复辟帝制的源头；心慈手软放过沙皇的话，按照托洛茨基的预计，苏维埃会毫无疑问地被白卫军所吞噬。套用罗伯斯庇尔的句式，就是「尼古拉必须死，因为苏维埃必须生」。将沙皇一家带到后方也并非行不通，然而布尔什维克不会冒这样的危险。
第二个例子要稍微长一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左翼领袖斯皮里多诺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1906年17岁时因刺杀卢热诺夫斯基将军被判终身苦役。在服苦役11年后，她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十月革命，她领导的社会革命党左派也是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唯一支持十月革命的政党。然而她在余粮征集制、特别是布列斯特合约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爆发激烈冲突，社会革命党左派最终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在叛乱被镇压后，她因「对革命作过特殊贡献」而被判处一年监禁。1919年2月10日，苏维埃政府再次逮捕她和其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24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把她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内。4月20日，她逃出后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20年10月20日又被捕入狱。1921年9月13日，政治局作出释放她的决定。1923年初她企图逃往国外，但被抓获，被判处3年流放。刑满释放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此后退出一切政治活动。成为计划经济专家。1937年斯皮里多诺娃和自己的丈夫马伊奥罗夫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1941年9月，德国入侵苏联3个月后，夫妇二人和其他150名政治犯被执行枪决。
即便是按照斯大林时期对她的判决，斯皮里多诺娃也罪不致死，却在莫斯科即将遭到德军攻击之际被杀害，由此可见斯大林政权在当时唯恐这些反对者为纳粹所用的恐惧感，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被处决的大部分人就算是落到纳粹手里，也会成为烈士，而非叛徒。当然这也说明了集中处决政治犯这件事不仅仅会出现在那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在特别危难之际也可能成为国家政权们的通病。
谢邀。试着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们屠杀被捕的地下党，应该被视为重庆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一整套破坏计划——包括炸毁工厂、断绝水电等——的一部分。此即《红岩》中徐鹏飞所谓“山城将在黎明前消失”。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反动派在行将灭亡时不想着为自己留后路，而是更加丧心病狂”？
这种现象其实在历史上非常普遍。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在自己面临灭顶之灾时往往都撕下了“亲善”的面具，对仁人志士举起了屠刀。正如《美丽人生》所表现的那样，反法西斯军队一路进逼时，纳粹往往会对集中营里的抵抗人士和犹太人进行“集中处理”——很多集中营幸存者都提到自己是在纳粹集中枪决囚犯、仓促行动时通过在死人堆里装死捡回一条命的。此外，相当一部分雨花台烈士，都是在南京解放前夕牺牲的。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反动派也有计划地屠杀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一般而言，反动派在战场上愈是兵败如山倒，在后方就愈是凶相毕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
要理解反动派覆灭前的疯狂，大家先回想《三国演义》里的一个故事：袁绍官渡大败之后，狱卒都向在押的田丰贺喜，认为袁绍既然兵败，回来后必定悔悟，田丰将再次获得重用。但深知主公秉性的田丰明确指出，袁绍“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结果袁绍果然听信谗言赐死田丰——反动派的行事逻辑，和袁绍其实是差不多的。在反动派得势之时，他们尚能制定一些看似开明的政策以拉拢人心、粉饰太平。而当反动派行将灭亡之时，他们就露出了自己残忍嗜血的真面目，其政策必然趋于高压，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也必然更加残酷——反动派那摇摇欲坠、在人民军队面前不堪一击的国家暴力机器，也只有在这时候方显示出其价值。
反攻是不可能抵抗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反攻。死守到底又不会做，只有在监狱里才能继续耀武扬威这样子。监狱里那些“匪谍”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好听，又都是手无寸铁，我超喜欢里面的！
我们都知道，反动派的逻辑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反动派在黎明前的疯狂，事实上反映了反动派的虚弱本质和对革命力量的恐惧。或者说，在革命的烈火中他们对自己的统治能否继续维系极度缺乏信心。虽然不乏反动派在末日来临之时被迫妥协让步以迷惑革命群众的例子，但更多时候，反动政权在其统治末期，其军队在战场上溃不成军，后方的起义与暴动也风起云涌，依靠正常手段已经无力应对日渐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此时为了稳住前线，必须稳住后方。而为了稳住后方，反动派的国家暴力往往达到最高潮，其反动性也就得到了最彻底的暴露。他们会竭尽所能地捣乱、搞破坏。尽最大努力给革命者留下一个烂摊子。不论是海湾战争后愈发倒向宗教极端主义、对库尔德人日益高压的萨达姆，还是实行焦土政策、一遍又一遍质问部下“巴黎烧了吗”的希特勒，还是到1945年看谁都像非国民的日本法西斯军部，皆是如此。大肆屠杀被关押的仁人志士，不过是这种行径最极端的表现。而且，屠杀监狱里的进步人士也具有其现实意义——历史上并不缺少革命者在狱中暴动与外部军队里应外合的事例。况且，从反动派特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这是上级明确指派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在大开杀戒时可不认为自己会落到人民军队手里，大多数人都相信上级会帮助自己逃往台湾的承诺，极少数顽固分子还坚持认为总有一天国军会反攻回来的（虽然说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当然，由于此时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已经彻底崩溃，组织早已涣散，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都被人民所挫败。反动派这种最后的疯狂，我们一般称之为“无能狂怒”。
反动派举起屠刀的样子固然凶狠，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英雄们不会因此而胆怯——因为这正彰显出敌人的懦弱和无能。正如陈然烈士所言：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那些人平时没少杀里面的人，而酷刑等对待里面那些人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里面的犯人，没打死的也被打残了，没被打残的也被打废了，没被打废的的也都浑身伤痕要恢复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恢复过来。里面那些女囚犯，被侵犯，甚至侵犯多次的也不再少数。
解放后，这些人的战友，朋友，亲人，那些女囚犯的父亲和丈夫会接管监狱，而以前的守卫则进了监狱。
你说让这监狱里面的人还活着到解放后。
守卫部队的人还有活路么？
犯罪分子在警察突击检查前销毁证据是必做的操作，这些人也一样。
第一，敌人不甘心失败，制订了战后潜伏计划，为减少被认出识破甄别的可能，杀人灭口。
第二，敌人担心被清算，杀（受害）人灭口。
第三，杀对方阵营的人，增加对方占领及接管的难度。有些人能力很强，一旦被营救出来，可迅速被新政权所用，但杀掉就不同了，新政权老手不够就只能招新人，劳神费力还未必效果好，这也方便反动派混进去潜伏。
第四，希望借杀人结下死仇，堵死己方退路，逼迫大家死斗到底。
不要把政府行为拟人化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预见要输，那么主动认输换取赢家宽恕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就好像那些被警察包围的歹徒，如果不是亡命徒（抓了就死），通常的谈判方式就是唤起对方理性、避免情绪化反应，然后让对方衡量是不是要投降
但是对于组织来说，个体和集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尤其在组织的临近失败时最为显著（因为此时组织利益为0甚至为负数，自私的收益显著高于追求集体心态的收益），因此濒死组织中各种看似疯狂的行为其实是小利益团体利用这个组织残骸谋求个体利益的结果，就比如本答案提及的事例，有可能促使大屠杀发生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比如监狱内的折磨实在太惨绝人寰不便公开、比如监狱内存在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索性一了百了、比如尽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仅仅是这些推动性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那些本来能阻止大屠杀的力量哪去了，或许相对友善的那一派已经完全脱离了，或许原有的监狱情报被破坏以至于来不及反应...如果要把所有因素都讨论进去，恐怕要写本厚书
高赞的回答，不认可在：反动派这种拟人的叙事方式无法正确表达组织行为，“因为是反动派，所以就疯狂”这种说法根本就算不上解释，典型的中国古代式的论证手法；其实，哪怕是现在看似伟光正的组织，如果陷入到类似的崩溃状态，同样会发生疯狂的行为，原因就是集体利益已经无法收束个体行为了，个体谋求利益造成的无序会被集体的旧框架放大形成疯狂的结果
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之一，白公馆的杨钦典就做出了正确选择，在危急关头放走了19名政治犯。
他的义举拯救了别人，也拯救了自己。解放军进城后，他投案自首，政府根据获救人员（红岩作者罗广斌）等人的证词，对他宽大处理不予追究。
杨钦典2007年病逝于家乡河南，终年89岁。
看老版电视剧《末代皇帝》里，抗美援朝爆发后，溥仪一群满洲国战犯被向关内转移，老溥仪知道美国是很牛逼的，不知自己命运如何，在转移到中转监狱睡稲草时，老泪纵横的对同囚的亲贵说“历朝历代灭亡时都要先杀犯人的啊”。于是，他安排后事指认同牢房最年轻的一个子侄继承大统。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很简单啊，你是知道历史结果了，所以你知道解放后的历史，所以换做你，正常的做法就是赶紧把这些人放出来，这样子还能趁机立功呢。
然而对于什么渣滓洞的人，你们重庆解放，关我鸟屁事，国民政府又没亡，只是重庆解放罢了，我们再去别处，我们还会回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走了，宝贝得带走，那么不能带走的累赘怎么办呢？当然是毁掉。尤其这些犯人以后还会帮助共军打我们的。
什么，你说我们回不来了，别瞎扯了，当年日本人把我们打那样子，我们也不是打跑了他们？
共军也是。
类似的还有德国的大屠杀。屠杀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高层掩盖罪行，我把人杀光了，后人就不能说我干坏事了。
我的回答是，一样会完蛋，而且可能死得更快。
我们先把以下主体标出：
地下党被捕人员、中共官方、国民党特务看守、国民党上级
首先：地下党被捕人员虽然坚贞不屈，但依中共组织纪律，这类同志少不了小鞋审查降格，没有能力替特务讲话，那么多整天跟中共斗的看守特务，不会连中共最基本的组织规则都不懂。
其次：这群特务对中共的利用价值不大（其实大，但特务们如此理解），中共进军西南，高官大特务一抓一大把，谁会在意几个缺乏利用价值小看守献诚？更何况是造大坏事的看守！
然后：特务自己犯下众多滔天大罪，自知难赎，更何况，自己的背后还有宪兵用枪顶着，一旦营救，马上以通匪罪处！
最后：国民党官方对特务的确有安排与承诺（就地潜伏、飞机接走）只不过最后大部被捕结局枪决。（飞机没来原定架次，潜伏被捕）
对有退路的人，他可以不在乎地杀人，而且将来到台湾如果发现他当初没有执行命令，退路就变死路，所以必须杀人。对于没退路的喽啰，敢抗命的话，反正要杀几百个人，也不在乎多杀你一个。
所以不管有没有退路，上了贼船就没法下来
因为关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的犯人不但是革命烈士，还是革命英杰，他们既然是G党，老蒋为什么要把他们关在重庆而不是直接处决？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他们愿意投降，愿意为国民党所用，他们至少能保证性命无忧。渣滓洞审讯室里标语写的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足以看出国民党的心思。以及渣滓洞里的标语“迷津无边回头是岸”等都能体会到，这些人老蒋是很想劝降并为己所用的。
再回到问题中来，为什么解放前还要把他们全杀了？因为国民党还有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不是失去希望。老蒋知道这些人只要放回去，日后必成为自己的大敌，所以就在重庆解放的前一夜把他们全部杀掉了，这叫做“黎明前的黑暗”。
因为当时还在想反攻大陆啊。
有另一件事，当然不我觉得两者全然相同，但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97回归之前，MI6以及一系列相关部门，将当时HK相当数量的机密资料带走，没法带走的都处理掉了。
你说他们安的什么心？
主要还是信息不对称
当时郭国有个口号，就是对手来了，“共产共妻”，就是脑子长在屁股上的人，也会坚信，这样的政府，不会长久。
还有一个实例，就是1949的上海，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据说一些郭国高层逃离的人员（主要是一些家属），一张三等仓的船票，要一根“小黄鱼”的金条，还不一定能买到，多少仓促，至少，有许多国郭的高层，还是幻想长江能守住。
一个问题，你会更痛恨一个以惨烈手段给你留下终生性残疾的人还是会更痛恨一个夺走了你朋友/亲属生命的人呢？后者是一时的，这种痛恨会随时间过去，即使能维持一生也不会传递给后代，而前者，只要活着，就是憎恨的传播源。所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都是杀了比留着更好，个人可把错误推给集体，而集体则可以在几代之后洗白白。
白公馆关押的人之中，很多是一些读过书、有主见、而且久经考验的人。这些人，光头他带不走，更不敢带，并且，这些人还会成为红方的中坚力量，为他的所谓 再临 产生极大的负担。
两个原因。
首先，上面有命令要杀。反正人家老蒋跑了，杀了你也拿他没办法。
其次，守卫部队早就罪行累累，这跟那些单纯的职业军人不一样。本来就是死路一条，何来自找死路？
就是因为快解放了，才赶着灭口
有些秘密，是要长期保守的。没法长期保守秘密，就应该让秘密不存在。
死人就能保守秘密。如果绝一点，放把火烧了，那不就洗白了？
法西斯国家在灭亡之前一般都有大规模的屠杀和反扑（果粉别打我
果军热衷于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方式来搬石砸脚，黄河决口，焦土政策焚长沙都是例证。
黎明前的黑暗是可怕的
反动的蒋政府离开大陆前进行疯狂的屠杀,到了台湾对蛙民的洗脑宣传,特别的仇视大陆,直到现在依然存在.然而蒋这个坏到骨髓的瘪三没料到的结局是,台湾人除了仇视大陆,亲日本,还鞭了他的尸
死无对证，把一切销毁了，可能就安全了。
那群人早就血债累累，杀了人，能隐姓埋名从新做人，不杀人那才是自寻死路。
看看川岛芳子，这种大汉奸是怎么安享晚年，寿终正寝的。
或许这就是末日的疯狂吧。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干脆走到底，回头干什么？
到了台湾的那些人说：为什么在大陆会失败，就是在大陆杀人杀得太少了。。。所以，到了台湾，白色恐怖，又杀了不少人（大陆人居多，因为大陆人过去的，都是没什么亲戚的。杀台湾人会谨慎得多，杀一个台湾人，台湾人有亲戚朋友，传开了影响很大）。
谈到杨虎城的子女，后来也是被杀了，毛人凤交代杀掉杨虎城夫妇，结果手下来问毛人凤，这对小孩怎么办？毛说：“留着干什么？留着等他们长大了来报仇吗？？？”
确实是有释放行为的，比如白公馆的杨钦典。
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确实有回应，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尤其是陈然和罗广斌，杨钦典很佩服。
新中国诞生前夕，对白公馆、渣滓洞里革命志士的杀害开始了。
杨钦典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亲手杀害了小萝卜头。
在大屠杀中：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还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长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被告知警卫部队在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同时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按现在分批执行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就将这19人交给杨进兴代管，待他到渣滓洞“处理”完毕后再回来“处理”。
然后这位「代管」的国民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自己逃跑去了成都。
杨钦典和监狱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罗广斌等革命者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撒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 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为杨钦典作证，杨钦典回到家乡务农，于2007年病故，年89岁。罗广斌在回忆录中写到：
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逃跑的白公馆所长杨进兴，后伪装成贫农在南充务农，于1955年败露被捕，1958年在重庆公审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提供一个背景：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特赦，之后的战犯就几乎没有被执行死刑的，即使是没有被特赦的「血手染红岩」徐远举也是1973年因脑溢血死于狱中。杨钦典也救了自己。
猜疑链作用，如果是一个人做自己决定，反对屠杀甚至放人可能很容易，但是在团体中就只能执行了，你在集体下不表忠心，抱存善心而行弃暗投明之举，此时立马有人踩你脑袋获益
实际操作的那些特工在残酷政治斗争岁月里是干啥的，对他们来说，尘埃落定前能多苟活一天都算赚的
顺便感慨，中国现在能有一个坚实强大的主导思想是多么宝贵
或许上述特工思维逻辑也符合现如今的港废
历史摆在面前，无脑港废却妄图引进西式政体思想作为侵蚀工具，从而分裂中国，这种类似思想钢印式病毒一旦扩散带来的后果绝不会是美好，而是无休止的循环毁灭或死亡，直到无物质可以再负载
不看历史转头看看叙利亚也好啊
这一群香港年轻人说到底，真的是欠抽的一群
因为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守卫平时怎么对待囚犯的，自己心里清楚。如果投降，囚犯被营救后把自己的罪行交待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反而是直接灭口，将来还有机会为自己开脱。
也不是所有守卫都是这样的，最后时刻渣滓洞的特务都被调去白公馆（白公馆还有200多囚犯需要处决），渣滓洞最后19名囚犯最后被看守杨钦典释放，包括了红岩作者罗广斌。
什么时候最黑，曙光降临的前一秒钟；杀红了眼的人应该不能叫做人了吧。
反动派就是反动派，狗改不了吃屎，他们这么做很正常，不然之前就不会干出花园口，长沙大火那些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