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述评
自从世界银行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以后，“中等收入陷阱”就被用来类比拉美及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并被学术界所关注。我国学者从2008年开始关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把它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2011年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高潮。
首先，学者们从一般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进行了剖析。杨承训(2011)[1]、胡鞍钢(2011)[2]等以美国、日本、西欧、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等成功越过了这个陷阱而拉美、前苏联、东欧却陷入这个陷阱为例证，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种普遍或必然现象。刘福垣(2011)[3]、胡祖六(2011)[4]、江时学(201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中等收入”与“陷阱”没有必然联系。“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道路陷阱(刘福垣)，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为结果，如果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停止改革，让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经济政策，中国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走入一个自设的陷阱(胡祖六)，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位置，如果将人均GDP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就可能导致更多的GDP崇拜(江时学)。卫兴华(2012)[6]则认为，不仅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要科学对待“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
其次，比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以及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马岩，2009[7];郑秉文，2011[8];等)，学者们对我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正面临或已经具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7月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的意见所列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9]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十个方面特征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所有矛盾和问题。蔡昉(2008)[10]、梅伟霞(2011)[11]、胡鞍钢(2011)[2]认为我们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或优势，也面临着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的研究。个别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经济增长问题，如马岩[7]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了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胡鞍钢(2011)[12]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方面，分析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从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从以下大多数学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
学者们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消费不足，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蔡昉[10];马岩[7];刘伟[13];等)。二是转型失败。郑秉文[8]、胡鞍钢[2]分别从经济转型失败和政治转型失败的角度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三是发展模式缺陷。刘伟[13]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陈亮(2011)[14]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角度证明了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郑秉文[8]认为，如果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的驱动要素需要由市场和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四是福利赶超。郑秉文[8]以拉美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五是内需不足。周学(2010)[15]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六是社会流动性不足。蔡洪滨(2011)[16]认为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把“陷阱”与“收入”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内在矛盾表面化为只和“收入”这个表面现象相关，把表面问题本质化。我们姑且认为“陷阱”是存在的，但它也不是“收入”所导致的。尽管如此，不管“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不管这个陷阱具有必然性还是偶然性，对我们来说，无不具有防患于未然的警示作用，这正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最值得肯定的意义所在。第二，目前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是从陷入陷阱的国家内部寻找原因，缺乏辩证的分析。我们仔细分析跨越或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固然有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及时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原因，但是，从跌入陷阱国家的外因来看，无疑是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陷阱”有“人为下套”之嫌。杨承训和王仕军(2011)的分析支持了这一说法。王仕军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很多国家之所以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过多、内外部发展不协调、内部发展的各个层面不协调导致的。[17]
杨承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沿着资本主义老路发展，并为外部列强所牵制和坑害。这两位学者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要害所在。杨承训进一步作出了更加独到的分析，他认为，“新加坡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又依据本国的情况、用适合自己的“亚洲方式”发展，收入比较公平，政治上没有出现停滞和动乱。而日本和韩国则是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中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其基础还在，美国为了牵制社会主义国家，并利用它作为朝鲜战争的后方供应基地，便在战后对日本放宽政策，使它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重新恢复，并很快渡过困难时期”[1]。此外，我们都知道，美国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扶持，恰恰是其和平演变的一个伎俩，目的是为了说明实行资本主义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比实行社会主义的朝鲜和中国大陆发达。那么拉美地区、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什么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它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怎样的渊源?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将会对“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进而明确，如果中国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当，“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就会成为必然，中国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二、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质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和演变
新自由主义是以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思潮，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倍受追捧，而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主流经济学。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为了适应国际垄断资本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一种经济理论演变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范式和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成为以美、英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标志性事件是1990
年美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炮制的“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完善和成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
新自由主义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发挥到极端，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渗透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对外政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私有产权是最明晰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把这种盲目迷信市场的理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使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更有效率，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在对外政策上，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不仅极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而且极力推动政治和文化一体化，即通过把超级大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全球化，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主张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唯心主义假设基础之上的，“自由”是其思想理论体系的灵魂，提倡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宣扬“市场万能论”和“政府失灵论”。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变种”，如果说它有“新”意，那就是新自由主义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而是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生活等领域的无孔不入的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政策主张;如果说它有“新”意，那么它的影响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是正在向全球扩张。
(三)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和手段
新自由主义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除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积极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外，还将触角伸向了发展中国家，他们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影响和干预。
一是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除了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矛盾以外，这一时期还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用所谓的国际标准，干涉这些国家的人权，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他们通过国际组织和条约、外交压力和军事手段等多边政治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党派纷争和社会、政治动荡，成为西方民主实验的牺牲品。致使发展中国家不仅缺乏发展的自主权，更缺乏国家的自主权和民主的自主权。
二是捧杀或“忽悠”策略。所谓捧杀就是“过分地夸奖或吹捧，使人骄傲自满、停滞、退步甚至导致堕落、失败”，通俗地讲就是“忽悠”。美国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达到推广其新自由主义的目的，尽其捧杀和忽悠之能事。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面暗里进行着拖垮苏联经济的“星球大战计划”，一面夸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自由的新风气”，是“在苏联历史上最令人激动而有希望的时代之一”。结果，苏联走上了自杀性的改革之路并最终分崩离析。再仔细回忆一下，凡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哪个没有被美国捧杀或忽悠过!20世纪90年代初被誉为“泰国奇迹”和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第五条小龙”的泰国，由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酿成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拉美地区，曾被捧为“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以及被IMF奉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阿根廷，终以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和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而陷入泥潭。
三是经济上的所谓“援助”。美国经济学家为发展中转型国家制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方案，并通过世界银行和IMF施压，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和实施这些方案。他们打着“援助”的幌子，以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来改造本国经济为苛刻条件，迫使受援国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而削弱这些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达到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使发展中国家停滞不前。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又通过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且被放大、扩散，由此制造一个又一个“陷阱”。
四是在发展中国家培植代言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智利、阿根廷等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达成选派大学生去美国攻读研究生的协议，通过留学生交流计划培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才，这些芝加哥学子后来都成了在拉美担任要职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骨干。此外，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在发展中国家资助培植宣传美国政治理念和自由化思想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右翼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影响该国的舆论导向，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使这些国家陷入民主乱象和经济发展停滞的陷阱。
(四)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将其“复制”到世界各国。新自由主义一方面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却制造着全球化过程中新的矛盾和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两极分化相伴而生。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两极分化，还是发达国家内部或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都在日益加剧。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打着“全球化”的名义向全世界“推销”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并将其美化为“普世价值”，削弱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主权，使弱势国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断弱化。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导演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更加清楚地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新自由主义不仅危害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具有巨大的伤害作用。然而，美国却依靠美元的强势地位和经济政治霸权，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充分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维护少数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经济理论，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建立和扩张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服务的，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18]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导言中说的更加直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19]
三、“中等收入陷阱”与新自由主义的因果关系———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证是拉美地区、东南亚和前苏联东欧地区。下面，我们来考察这些地区是如何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一)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和重灾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主要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开启自主现代化进程。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并且巨额投资制造业。进口替代战略对拉美民族工业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使这一地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保持了高速增长，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化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汽车、造船、钢铁等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被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发展的奇迹”。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多数国家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在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过程中，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拉美国家几乎都吸收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其中大多来自国际商业银行的贷款，致使80年代初拉美各国国际收支出现巨大逆差，恰逢当时国际利率大幅攀升，从而引发了普遍的债务危机，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社会形势也日益恶化，于是，拉美经济结束了战后30年的持续增长局面，被称为“失去的十年”。40多年来，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就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债务危机之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韩国汉城召开的IMF和世界银行第40届年会上提出了“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贝克计划”(Baker Plan)。它的主要内容是各债权银行、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在三年内(1986-1988 年)向15个债务严重的国家(其中有10个拉美国家)提供29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整，来应付债务问题。“贝克计划要求获得贷款支持的债务国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即：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纠正价格扭曲现象等等，并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拉美一些国家(墨西哥、智利、巴西等)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贷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程。”[20]“贝克计划”形成对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
由于相关措施迟迟不能到位，“贝克计划”收效甚微。拉美债务在“贝克计划”之后，债务余额有增无减，1985年拉美国家债务为3767亿美元[21]，1986年为3894亿美元，1987年为4105亿美元，1988年为4014亿美元。[22]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影响美国对拉美债务本金的回收和利息收入，而且影响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出口。1980年代末，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南美，加之1989年2月委内瑞拉发生全国性骚乱，美国担心“后院失火”危及美国在拉美的利益，遂于1989年3月推出了减轻第三世界债务负担的新方案———“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布雷迪计划的主旨是在IMF和世界银行资金的支持下，以19个中等收入的重债务国为主，将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战略从发放新贷款转向直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债务，以促进债务国的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条件是拉美债务国接受IMF制定的严格的经济平衡计划，并按市场结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布雷迪计划提出后至1993年1月20日布什任期届满，先后有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与债权银行达成了以债务资本化为主要形式的减债协议，与此同时加大了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布雷迪计划只使少数发展中国家得益，大部分国家债务未能减免。而且布雷迪计划也不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为目的，而是借减免债务强制债务国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实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进一步下降。加之债务资本化使大批股票落入外国投资者手中，民族经济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控制，同时还加剧了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稳定经济和社会局势。布雷迪计划是拉美国家的一次“经济大拍卖”。
就在拉美“受援”国按新自由主义模式实施改革的时候，1990年美国及国际主要金融机构适时地推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更加系统的方案与对策：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称作“华盛顿共识”，其主旨是“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成为指导拉美国家进行改革的系统性“纲领”。
“华盛顿共识”出台后，拉美国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国有企业空前私有化，资本空前自由化，一些民族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强，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能力削弱，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断弱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萎缩，进而失业增加，分配不公，贫困加剧，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加剧。“1991—2000年，拉美地区(根据31国的统计)GDP年均增长率为3.3%，其中海地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5%，其中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委内瑞拉和牙买加5国为负增长。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1999—2002年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23]拉美的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92亿上升到2004年2.24亿。[24]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失业率平均都在7%以上，2000年阿根廷的失业率达到15.7%，玻利维亚的失业率甚至达到20.2%。[25]1995年、1998年、2002年先后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正是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结果。拉丁美洲地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系列矛盾和困境，被称为“拉美现象”或“拉美陷阱”。
(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前苏联和东欧的“死亡陷阱”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接受了芝加哥学派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相继开始对本国的传统计划经济进行“激进式改造”或“窒息式疗法”。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具体化，其内容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自由化指经济自由化，包括价格自由化、经济联系自由化、对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指国有企业私有化;稳定化指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实现财政与货币的稳定。“休克疗法”使原来的东欧和前苏联，在政治上废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经济上全面推行私有化，培育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大约十年内初步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
新自由主义针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给出的方案是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解决。通过私有化，大多数国家形成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最终被外国资本所收购，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到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时，匈牙利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少到社会总资产的20%以下。在7个苏东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26]
在国企私有化的同时推行金融自由化，一方面参照西方模式对本国的金融部门进行改造，出现了大量规模弱小、债务比重高、缺乏应对危机水平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过度开放金融系统，采取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高举债经济模式，从而使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26]，普遍形成了一种债务依赖型的金融体系，给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由于经济主权受到威胁，政治主权也会受到影响。经历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由于解除管制，政府的经济监管和宏观调控职能被大幅度削减。政府在面临危机时缺乏应对危机的资源和政策工具，只能听凭市场自我消化。由于政府权力被销蚀，导致国内党派纷争、政治交易等内耗因素增加，影响了政治环境的稳定。
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是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的全面衰退。“在解体以前，苏联是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无论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世界前列，是唯一能够和美国抗衡的国家。但今天俄罗斯已经沦落为一个主要靠出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武器设备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27]“直到2009年，大部分的工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仍然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27]“到2003年，在 26个原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直到2007年，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5个国家经济总量仍未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只恢复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27]“在转型之前，中东欧国家都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行列，而转型后，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27]
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实践，不仅带来的是经济的全面衰退，而且葬送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前苏联和东欧的“死亡陷阱”。
(三)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在东南亚设下的“金融陷阱”
20世纪90年初，在美国财政部和IMF施加的市场化、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东南亚各国开始推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动的限制。泰国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危机爆发前，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被誉为“泰国奇迹”[28]。90年代初泰国就开放了金融市场，撤除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一方面，“高增长率以及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吸引来大量外资，外资主要进入并控制泰国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使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不断升温，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和证券市场泡沫”。[28]从1992年到1996年，曼谷共建房屋75.5万套，比国家原本计划的数量多一倍，住宅空置率25.3%，商业房空置率14%。[29]然后，外资在获利后大举撤资，造成货币金融市场暴跌，再趁火打劫全面廉价收购当地资产。另一方面，泰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给本地顾客提供美元贷款，由于美元利率比泰铢利率低，于是私人部门的外债急剧增长，导致贷款质量下降，汇率风险增加。1997年5月在索罗斯等金融投机资本的攻击下，以泰铢的汇率暴跌为序幕，终于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并很快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并逐步引发了一场波及亚洲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的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并不就此甘心，1997年7月IMF趁向泰国提供贷款之际，要求泰国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并容许无限制的投机活动，使西方国家更有力地控制泰国经济。新自由主义使泰国在金融危机以后陷入了10年的低迷，1996年泰国人均GDP已达3035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直到2006年人均GDP才达到2807美元，2007年才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达到3400美元。[30]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财政部和IMF竭力为自己开脱，宣称危机只是这些国家金融透明度不足和裙带关系严重的结果。而斯蒂格利茨却一语道破：“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化的结果。”[28]
综观拉美、东南亚、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严重背离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仅未能有效指导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有误导性。[31]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暴利的战略手段，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圈套”和“陷阱”。
四、我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伴随改革开放进入中国。90年代，随着“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出炉及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大批新自由主义著作被引进，新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中国传播。
在改革开放初期，新自由主义理论如“关于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机制的观点，关于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32]，关于尊重人权的主张等，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提高经济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意识地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争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权。而一些缺乏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学者，奉新自由主义为灵丹妙药，主张用新自由主义的一套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严重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主导地位，不断地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表现为：
在经济领域，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有些人借全盘否定传统计划经济来批判社会主义，有的搬用“科斯定理”，大做产权文章，宣传私有化，夸大股份制的作用，用股份制来溶解国有企业，企图使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于是，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出卖国有企业的浪潮，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不少民族品牌被国际垄断资本占领，国家经济的自主权面临威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33]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低于50%，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30%，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面临着丧失的危险。[34]
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崇尚绝对自由，鼓吹个人主义，抨击集体主义，反对国家权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的人言必称西方，崇拜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多元化、多党制、议会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在国际关系上，积极推崇与西方“全面接轨”，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把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等同于参与经济全球化，主张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利益需求和本土特色，实质上是想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和殖民地。在价值领域，新自由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在这些不良思想影响下，很多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违背了人民公仆的职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时，新自由主义加快了对我国干预的步伐，标志性的事件是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和世行行长佐利克2012年2月的中国之行。佐利克的中国之行“告诫”我们“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以“救世主”的角色承诺世行将借助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且看他给中国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开放资本账户，“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实为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将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27%降低到2030年的10%，主张赋予农民无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实则土地私有化)。佐行长给中国开出的“药方”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拉美、中东欧和东南亚的“经济演变”策略又有什么两样!说明了世行怎样的用心?难道不正是在加速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他们想在中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和结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充分无遗地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处心积虑的坏心恶意。令人担忧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打着反垄断的旗号，企图使仅存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真按佐行长的“药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成定局。
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计划调节的优势，又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调节的经验，融合了计划与市场两个长处，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市场失灵、经济波动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居安思危，在新自由主义不断加强攻势的情况下，绝不能放松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
(二)如何排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如若仔细回味一下那些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得逞，一方面是以往经济增长的成功，助长了政府的盲目自信，而政府的盲目自信，使政府陷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捧杀陷阱”。另一方面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的矛盾越来越多，决策层往往失去目标，于是在美国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心”下，政府往往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当作灵丹妙药，从而使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和政策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所以，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政府政策的基本取向在引导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方面至关重要。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396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个阶段是经济结构性矛盾集中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是新自由主义“关注”的对象。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35]所以对中国来说，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政策的总体取向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侵蚀。
在政策设计层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霸权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生活的侵蚀和干预。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对被西方奉为“中国模式”、“负责任的大国”等的“捧杀陷阱”，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角色应始终定位在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上，不能承担超出中国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不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化解各类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政治上，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的所谓民主模式，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避免瞎折腾和社会动乱，预防“民主陷阱”。
在经济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奠定制度基础，防止私人垄断和生态危机。要注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预防“收入分配陷阱”。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能过快地开放资本市场和扩大资本的流动性，要适度开放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和体系建设，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和银行业，预防“金融陷阱”。加强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控制外债规模，预防“美元陷阱”，确保中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和经济增长的自主性。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的同步增长，要吸取欧洲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的教训，防止社会保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预防“福利陷阱”;面对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采取切实措施，预防“人口陷阱”;在工业化加速阶段，要预防“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化陷阱”;保证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预防“资产泡沫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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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学慧，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文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双月刊）2012年第6期。原标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