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用我们的汉语言表达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它始终是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热门话题。可以说，热得像火一样发烫。不论是政界领导人的讲话或报告，还是学术界大家们的论著，甚至是普通国人的闲谈，都热衷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在本世纪，当我们刚要进入2010年时，我国的GDP仅在超越德国3年后的那一瞬又一举超过了位居世界第二的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这使我们的国人更是激动不已，振奋之至。去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大庆，今年又适逢新中国70华诞。正在两大盛典到来的时候，我国的GDP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超过了90万亿元人民币，是德国的3倍、日本的2.7倍，把这两个西方大国甩得更远了。
如此大体量、高增速的GDP，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就其体量来说，它超过了旧中国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就其增速来说，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它们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未必有过。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奇迹。如此伟大的成就，使我们先人当年梦寐以求的“超英赶美”、“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变成了现实。这又怎不令我们的国人激动、陶醉，甚至陷入痴迷！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下来认真地想一想，好好地掂一掂这GDP的真实分量与实际意义，想个明白，弄个清醒。以下，笔者就此谈一点个人认识，有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GDP及其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是西方经济学要素价值理论的产物，把它作为衡量与评价国民经济的方法与标准是不合理的
所谓GDP，是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按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要求，以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与劳务的最终成果。GDP，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一直被认为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经济状况的最好工具与最佳指标，甚至还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GDP水平越高，它的经济实力也就越强；反之，其经济实力就越差。
GDP及其整个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是一种完全以西方经济学的要素价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于其特定的对象与任务，必须以其科学的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要求的方法论体系、范畴体系与指标体系。这种科学理论，当然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告诉我们，所谓价值，就是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可见，要创造价值，就必须创造物质财富，生产商品。因而，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种既生产物质财富、同时又创造价值（包括剩余价值）的劳动称作生产劳动。而西方经济学则与此完全相反。它认为，价值是一个国家“所有常驻单位”劳动者或人员的劳动创造的，因而他们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其中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劳动，而且也包括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人员的劳动，如商业流通、旅游服务、文化娱乐、科学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部门；此外，甚至还包括行政机关、执法与司法、军队与警察等部门人员的劳动。认为所有这些人员的劳动不仅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一样地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作了严肃的批评与讽刺。认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不仅上述人员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能创造价值，甚至连那些妓女、宗教信徒、各种罪犯等等都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也都能创造价值。因为妓女的劳动能生产性市场与性服务需求者，宗教信徒的劳动能生产宗教教义与说教，罪犯的劳动更是特别，它“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同时还因为这些人的劳动也是有偿的、收费的，也能为他们的主人提供利润，使他们的资本得到增殖，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1]415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价值创造的劳动理论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另外，价值既可以表述为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同时也可以表述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不论怎么表述，它都说明只有人的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过程中的其他物质要素，虽说都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价值创造的条件而已，而决不是价值的源泉或价值的创造者。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这样认为。在它那里，价值是一切生产要素的产物，不仅是有人的劳动，而且还包含其他所有非劳动物质要素的作用，如机器、土地、役畜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然物，等等。
机器、土地、役畜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然物又是怎么创造价值、成为价值的源泉的呢？这个问题，那些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没有给人以满意的回答，只是后来那个从李嘉图学派中分离出来的麦克库洛赫先生把它给说明白了。在麦氏看来，机器、土地、役畜及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然物之所以能创造价值、成为价值的源泉，就是因为它们如同人一样，都能“劳动”。他在自己所著的《为斯密〈国富论〉写的注释和补充论述》一书中就曾这样表白：
【“（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2]195】
可见，只要把上述这些物质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或操作都当作是“劳动”，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尤其是那个长期困扰李嘉图学派的所谓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的矛盾也就从此烟消云散、万事大吉了。但是，令麦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的这一重大发明却导致了整个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催生了庸俗经济学的产生，最后完全断送了这个学派。
对于麦氏如此无奈而又如此荒唐的解释，马克思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作了批评，说道：
【“是啊，在日常生活中也确实谈到役畜劳动和机器劳动，而在诗的语言中还有这样的说法：铁在熊熊烈火中劳动，或者在锻锤的锤击下呻吟，劳动。甚至铁在呼号呢。可以最容易不过地证明，一切‘操作’都是劳动，因为劳动是一种操作。”[2]195】
他还指出：在麦克库洛赫看来，
【“这决不［仅仅］适用于劳动工具。实质上，这同样适用于原料。羊毛在吸收染料时要经受物理的作用，即物理的操作。总而言之，对任何物施加物理的、机械的、化学的等等作用以‘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物本身都必然发生反应。这就是说，它在经受加工的同时本身必然也在劳动。于是，于是，一切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之所以增加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被保存下来，而且因为它们依靠本身“劳动”——不单单是作为物化劳动——而创造了新的价值。”[2]195】
就这样，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要素，不论是劳动的要素、还是物质资料要素，也就都成了价值的源泉和价值的创造者，所以价值就成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的产物。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素价值理论。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自然就要求人们在计算一个国家的GDP时，不仅要计算劳动者即期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要计算其他所有物质生产要素所“创造”的价值（用《资本论》的话语表达应该是“转移过来”的价值）。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素价值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利益辩护的庸俗理论。一方面，如果不把所有部门的劳动者或人员都归结为社会财富与价值的创造者，那社会的人口自然就会划分为单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劳动者与剥削者两大群体。那么，就必然会把整个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摆到了与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对立面。这样，也就不得不使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承认自己是社会单纯的食利者与剥削者，因而也就不得不面对劳动者阶级的反抗与斗争。反之，如果把社会所有劳动者或人员都归结为社会财富与价值的创造者，那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与对抗了，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安享社会太平。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价值与剩余价值归结于所有生产要素的产物，而仅仅被看作是劳动者活劳动的凝结，那么，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就明明白白地成了无偿占有劳动者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者，也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摆到了他们的对立面。这样，也就使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不得不面对整个劳动者阶级的反抗与斗争。反之，如果把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当作价值的源泉与价值的创造者，把价值当作它们共同的产物，也就从根本上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否定了资本家阶级、大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阶级剥削事实真相。这样，同样也可以使他们避开与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对立与对抗，心安理得地安享社会太平。
既然如此，那么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会是科学的吗？由这样的理论提供的计算方法与评价标准会是合理的吗？
上述可见，按照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要求、使用GDP这样的计算方法与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样计算与评价的结果，只会使国家的宏观决策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及其执行情况的监管、调节也缺乏一种切实可靠的依据，其结果只能是盲人骑瞎马，瞎指挥、乱折腾。
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新中国诞生后前30年里，自始致终都不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使用GDP这样的计算方法与指标来评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而是采用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这样的核算体系与方法。
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要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使用GDP这样的计算方法与评价标准呢？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过去的那种计算和评价国民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变得不适用了。其次，也是因为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连在了一起。为了便于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往来与文化学术交流，实现互联、互通、互鉴，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后来也接受了这种新的核算体系与方法。
二、GDP不是衡量与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更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GDP的意义，对某些特殊国家、特别是对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可能真的很重要。但即便如此，它也绝对不是所谓最佳的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真是不值得一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GDP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真实状况。如前所述，GDP由于其理论与方法的错误，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干净、很不清晰的东西。这其中，除了含有许多虚假的因素外，还有更多的虚耗。比如，在年产品的总价值中，由生产要素物的因素转移来的价值，本来是过去的劳动创造的，这是不能作为即期劳动成果的价值计入的。不然，就重复了，使数据失去了本来的真实性。再比如，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商业、旅游等部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各种形式的服务性劳动，这种服务性劳动稍纵即逝、昙花一现，使生产、流通与消费在同一时间极速完成，因而它既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也不创造任何价值。它的所谓价值创造，只是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收费行为，这不过是以提供服务性劳动的方式把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手里的收入或价值转移到自己这方面来而已。因而，这一部分价值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虚假的，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又比如，国家上层建筑领域各部门，如政府机关、军队与司法、文化与教育、体育与卫生等单位人员的劳动虽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同样是既不生产任何产品，也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且，为了这些部门人员的劳动能正常进行，国家或政府还要投入和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与巨额的财政资金。这种投入是纯粹的消费而不是投资，因为它是不可能再收回的，因而它不能成为GDP的构成部分。在GDP的账本上应该是负数，但是它却偏偏成了正数。所以，GDP本身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本来面目。可见，GDP不是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更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国家整个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者即期劳动所创造的那一部分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它为“国民收入”，用公式表示就是（V+M）（其中，V表示再生产的劳动力价值，即该部门劳动者的工资，M表示社会剩余产品的价值）。这一部分价值纯粹是新增加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杂质，是真真切切的真金白银，即使是该部门在这一生产过程中转移过来的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C表示）也一律被排除在外。这一部分价值才是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实力所在。它的数额越大，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强；反之，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差。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绝对。因为作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国民收入”，除了要看它的体量，还要看它的质量，即它所反映的产业、产品结构是否合理，其技术含量是否高。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谓产业、产品结构合理，指的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位置、占有重要比例和起着重要作用，而不是那种脱实向虚、玩空手道、搞数字游戏的产业；也不是那些什么服装、鞋帽、家电及农副产品之类的产业，而必须是那些能撑得起整个国民经济的骨骼型、肌肉型、血液型及神经性的产业及其产品。这些产业及其产品不仅结构要合理，而且其技术含量也要高，必须是能体现当今最新最前沿的先进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既定的“国民收入”才能显示出真实、强健的国家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真正以及最后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还是它根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反映了当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反映了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那么，它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越性，充分调动全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成果或GDP，并且，还会使之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力，给国人带来尽可能多的社会福祉。另外，即使是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也会战无不胜，确保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否则，GDP水平再高、体量再大，国家也可能是民不聊生，在外敌面前也会吃败仗。这在我国近代史上实在是有过太多这样的奇葩事件与惨痛教训，值得国人铭记。19世纪40年代，我国的GDP在当时的世界上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比欧美各国GDP的总和还要多出几倍，结果是一再地被英国打败，一再地被西方列强瓜分，搞得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惨不忍睹。此外，还有1894年爆发的那场惨烈的甲午战争。当时我国的GDP，据说是日本的5倍。照常理，应该是中国打败日本。然而，意想不到却是日本打败了中国，并且还把我们的辽东半岛和台湾省给分割出去了，此外还要为日本驻军支付巨额军费。这说明，一个国家的GDP水平再高，体量再大，但它根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不行，国家还是强大不起来，在外敌面前还是免不了还是要吃败仗。
反过来，我们的国家今天之所以这样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并不完全是因为GDP体量大，增长得快，而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我们有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就政治制度来说，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等等；就经济制度来说，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3]我们现在所取得一切成就，主要就是依靠这些根本制度强有力的支撑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GDP自己不会大起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也不会强起来。
上述这些充分说明，决定一个国家真实经济实力的不就是GDP水平，而是它合理的产业、产品结构，根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没有这些，再大体量的GDP也不起作用。
三、理性面对GDP，做一个清醒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与现代化建设者
前面已经指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的GDP，无论是其体量还是增速，都是值得国人激动、鼓舞与陶醉的。但是，面对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与清醒，用理智态度去认真对待。同时，还要明白，这样高水平的GDP是在我国具体的国情条件下取得的，有着自己独有的特殊性，因而必须作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与把握，做到心中有数。那么，我国的GDP到底有何特殊性？
1.我国的GDP是用巨大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牺牲换来的。我国每年能获得如此大体量与高增长的GDP，的确真的是不容易，这是我们以极大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牺牲换来的。我国今天GDP的取得，首先是以更多更优的劳动力的消耗换来的，同时我们又付出了一些不应该付出的东西，这就是劳动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创造财富，与自然作斗争，这里有许多未被认知的必然王国，出现某些意外的事情也在所难免。但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这种意外也是太多、太频繁了，并且也不都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无谓的牺牲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仅以2010-2014年为例：2010年全国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363383起、死亡79552人，2011年347728起、死亡75572人，2012年330000起、死亡72000人，2013年302300起、死亡69451人，2014年291719起、死亡66048人。①即使是现在，情况虽然有了较大好转，但是我们付出的人员代价仍然是很大的。有资料显示，2018年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4.93万起，死亡3.46万人。②
事实表明，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是创记录的，而且在当今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资料显示，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了近80%。我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2004年为3人，是美国的100多倍，南非的20多倍，印度的10多倍。另外，我国目前冶金的百万吨钢死亡率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80倍；特种设备的事故发生率是发达国家的5～6倍；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余倍；1992-2007年间民航重大事故发生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航空发达国家的约4倍等等。③
除此之外，我国的职业病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对我国职工身心健康所造成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受职业危害之痛的职工有2500万多人，并且每年新发病例也均在万例以上，其增长幅度仍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已超过10%。截至2002年底，全国累积发生尘肺病人581377例，疑似尘肺病患者60多万例，每年约有5000人因尘肺病而不幸死亡。④这就是我们为GDP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至于我们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更是人所共知基本事实，其具体情况无需一一细述，笔者只引用两个数据作个概述。
（1）我国自然资源遭破坏严重。资料显示，现在“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至少有50亿吨沃土付之东流；土地沙化严重，我国每天有500公顷的土地被沙漠吞食，沙漠化面积已达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森林面积减少，我国年均消失天然林40万公顷，若按近10年的平均速度计算，到5055年我国的天然林将会全部消失。⑤
（2）环境污染骇人听闻。资料显示，当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00多座城市居民、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600多座城市、4亿多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⑥另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的测算，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每年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到GDP的10%左右，即相当于几万亿元人民币的损失。⑦如此等等，真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寒而栗。
2.我国的GDP背后有着想象不到的经济隐患与风险。在我国，为了尽快地发展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把追求GDP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只要能加快GDP增长的举措与办法，都在所不辞，一一用上。
有人说，私有制最符合人的本性，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比公有制更有效率，能创造更多的GDP。于似乎，在我国一些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与底线，刮起了一股又一股贱卖（有的简直就是送）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风，使我们的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绝对多数变成了绝对少数。不几年，不仅把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卖光了，而且把我们的国有企业也卖的得差不多了。据刚刚结束的我国第4次国民经济普查得到的资料显示，截止2018年，我国的企业法人单位共有1857.0万家，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9万家，占比0.6%；外商投资企业10.3万家，占比0.6%；私营企业1561.4万家，占比84.1%；国有企业最少，仅有7.2万家，占比0.4%，⑧社会主义集体企业则已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私有制经济的膨胀，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与执政基础，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埋下了隐患。几年前掀起的一股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抹杀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抹黑毛泽东主席的形象、鼓吹西方多党制和宪政民主的歪风至今还没有停息，所有这些就是给我们党发出的强烈的挑战信号。另外，在我国各级行政区域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普通工人、农民的代表越来越少，而私营企业主、明星等有产阶级的代表越来越多，这又是给我们执政党发出的一个明显信号。这种情况在党的18大以后有了明显好转，值得庆幸。
有人说，市场经济最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有利于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比计划经济更有优势，增加GDP的总量。于是乎，我们就来了个经济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尽管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并且有政府强有力作用的存在，但是，它仍然无法克服一般市场经济的弊端，无法避免资本的任性与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这就为我们的经济埋下了周期性波动与危机的风险。前些年因崇拜市场、放纵自由，奉行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信条，结果盲目投资、肆意扩张，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一方面是重复建设，产能、产品过剩，需求不足，使我国经济过于依赖出口，受制于国外市场的制约和外国政府的钳制；另一方面是高杠杆、高负债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成本上升、效益下降，从连续高速的运行态势跌入低速运行轨道。还有，贫富分化严重，离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些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上运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以及在代际之间的延伸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无法抹去的一个基本事实。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2016年20多年的时间内，除了1999年为0.397外，其他年份均在国际警戒线以上，2008年竟然达到了0.491。⑨这样高的基尼系数，在当今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没有这么高。这就是隐患所在、风险所在。
有人说，要想增大GDP，必须让几亿农民都富起来。农民富了，国家的GDP也就大了。在怎么让农民都富起来的问题上，一些人力主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于是乎，就在全国农村永久性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又刮起了一个土地确权运动，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以法或规制的形式将其永久性地固定在农民手里。承包权的永久性固定，使农民可以像处置自己的任一私有财产一样来对待，他们可以用于抵押、出租，甚至还可以转让或出卖。如果国家或政府因公共需要征用，不仅要经得承包户的同意，还得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这种情况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对土地的实际所有权。这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行，将我国的农业被永远地限制在了流行几千年的小农的生产方式上。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小农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早已过时了的生产方式，因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3]830】
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我国出现的“三农”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一个被农村、农民、农业困扰的情况下能实现国家的全面复兴吗？我们姑且搁置这个问题不说，即使就最简单的吃饭问题而言，难道说偌大的一个中国，就应该把近14亿人的饭碗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永久地系在亿万小农的手上吗？这样做岂不是很危险吗？对于这一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先生已有研究，给我们作了明确的回答。⑩即使是在现实条件下着手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经营，也很难如人所愿。因为土地所有制毕竟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经营者也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它毕竟要受市场规则、资本逻辑的支配。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也是一条满隐患和风险的路。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精辟的阐释，笔者也做过一些考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阅。⑾
有人说，要想GDP来得多、来得快，只有少搞些装备制造及相关产品与科学技术的研发，多发展轻工业、搞些短平快的项目与产品的开发。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等错误思想干扰下，没有大型装备不要紧，我们可买或者租，没有高科技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用市场去换。这样，投资少，来得快，很容易见成果。于是乎，在我国重工业领域迅疾刮起了一股下项目、去产能的风，把已经上马、干得正欢、处在节骨眼上的重大项目纷纷拉下马，包括大型客机、运10、歼9、歼10、红旗轿车等等。结果，若干年之后，我们的GDP是上去了，然而在许多重要领域我们却落后了。2018年，《科技日报》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为专栏对我国35个方面被人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问题作了详细报道。同一年，中国科协在杭州召开的第20届年会上，发布了关于我国在12个领域60个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重大信息。科学技术落后的结果带来了我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我们的工业陷入了结构偏轻、装备水平差、产品技术含量低的状态，一些关键设备总是处在被人卡了脖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拿再多的钱买人家也不卖，用再优越的市场换人家也不给。目的就是要永远甩开你、掐死你，永远把你当附庸。这就是单纯追求GDP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严重后果或后患。近年来，在中美之间发生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明。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偏轻的状态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但是，前面的路却很难走，困难重重。因为在为了追求更多GDP发展思维推动下，广大企业的运营者一般都不会轻易转向那些投资额度大、风险高、建设周期长、周转慢、利润率低的产业或部门，尤其是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非公有制经济遵循的是资本规律、资本逻辑，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果赚钱太少、赚钱太慢是绝对不干的。因此，我们要想改变现在的这种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使之更加优化、科学，的确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和最难啃的硬骨头。
有人说，搞市场经济，就要推行“市场化”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样就能挣得更多的GDP。为了推行“市场化”改革，我们就把一些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都当做了商品，同时也把本来不是产业的东西都使之产业化了，并且统统推向了市场。于是乎，所谓教育产业化、科技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等等，纷纷登台上演，大展拳脚。实际上，这种所谓的产业化不过就是市场化、商业化而已，即把它们都当作赚钱的买卖。这种所谓市场化、商业化还是好的，最要命的还有那种金融化、资本化，如土地、房地产、著名商标、商誉，此外还有所谓的影星、歌星、笑星、球星等等。这些东西，不仅商品化了，而且还资本化了，即变成了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根本不由它们的所谓价值决定，而由金融资本的市场规律决定。于是乎，它们的价格可以高得令人不可想象。这样，我们的GDP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它却给全体国人和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不幸，如住不起房、养不起娃、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甚至连电影、文艺演出都看不起，除非是那些年轻的“月光族”。
……
此外，笔者还认为，问题还不仅仅如此，GDP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隐患、更严重的后果还是我们国人心中的那种GDP情结和GDP思维。经过数十年的持久宣传与反复热身，使国人对GDP产生了一种固定观念，即所谓“一心一意搞建设，千方百计谋发展”的思想观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GDP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工作以GDP为中心，为增加GDP服务，以实现预定的GDP为目标而奋斗，而且也把GDP当成促进我们各项事业进步的推动力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根本举措，甚至还把它当作检验我们政府各项工作的尺度和选人用人的标准，如此等等，等等。真可谓：“唯此为大，GDP!”
在这一观念的左右下，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与奋斗，我们的GDP的确是上去了，成了当今世界的第二。但是，它却又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使我们忘记或忽略了一些比GDP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如何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何突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国人的思想教育、如何搞好我们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自身建设与改革、如何抓好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与思想侵蚀等等。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尽管我们的GDP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并不尽如人意，官民之间、干群之间、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尤其是企业劳动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国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发生倒退，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等等。对此，不禁使一些志士仁人早在20多年前就发出了“中国灵魂告急”、“再造中国人”的强烈呼声。⑿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反马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活跃，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攻城略地，活动猖獗，公开利用国家主流媒体、大学讲堂推行“颜色革命”等等，令人触目惊心。再比如，GDP情节和GDP思维，还使我们党和政府放松了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致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忘了党的初心、使命与宗旨，丢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也丢掉了党的革命传统及优良作风，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等等在我们党内广泛滋生与蔓延，严重损害了我们党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也玷污了我们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好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加强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严厉整顿各类社会乱象，逐步改变了现状，给了国人以新的希望与信心。
3.我国的GDP具有更多的虚假成分。这些包括如下几种情况：
⑴不合格产品与服务。不合格产品在这些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屡禁不绝，早就成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与健康的一大祸害。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5年间，国家质量监管部门每季度抽查的产品，其平均合格率仅为77.8%，比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提高了约8个百分点，比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这意思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每年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就有20-30%的不合格。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还有新的发展，如生物育苗、信用诈骗、旅游服务等等。如果按照我国工程院、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刘源张院士得出的每1%的不合格产品与服务等于150亿元人民币的价值损失来计算，⒀那么，我们每年的不合格产品的价值就达到了3000—4500亿元人民币。这么大的一个数使我们的GDP打了一个多大的折扣，因而这是不能计入我们每年的GDP中的。
⑵不当计入的收入。不当计入的收入，包括我们地方政府出卖公有制企业、土地、水源（水面）、草场、矿产资源开采权、景区风景经营权等所得到的各项收入。这一部分收入在我们的GDP中占有不小的份额。以最近两年土地的出让收入看即可明白。2017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7%，成为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比达到85%。⒁另据文汇网报道：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371.85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65095.85亿元人民币，增长了25%，此项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91.2%。⒂
这是仅就出卖土地经营权而言的，那还有出卖企业、水源（水面）、草场、矿产资源开采权、景区风景经营权等等的收入呢？这又是多少？这些全部加总又该是多少？所有这些收入都是应该从GDP中扣除的，因为它们都不是我们国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是上天的赐予、大自然的恩赐。
⑶流失掉的收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既有劳动挣来的价值，也有失掉的价值。这失掉的价值中首先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资料显示，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失达到50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多亿元人民币的1/5，比1992年财政总收入4185亿元还要多出800多亿元人民币。⒃而另据佟流先生提供的数据显示则至少是6000亿元人民币。⒄这流失的国有资产到底是5000多亿、还是6000多亿，都说明我国的资产流失是极为严重的。
除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外，还有那些贪官污吏和富豪转移到国外去的资金，这也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我国的各类外逃人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18)就连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反贪报告》中也不得不坦陈，1988~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达到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按照美元兑人民币变动的汇率计算，外逃资金也有1.5万亿元人民币。此后，即2007年至2012年外逃人员涉案金额从244.8亿元上升到1020.9亿元，五年间增长4倍以上。(19)另外，“亚非银行”和“新世界财富”共同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披露，2018年，我国移民海外的富豪总人数达到1.5万，转移资金28.35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9.5万亿元。(20)
在我们流失掉的收入中，还有一项是因美元贬值使美债遭受的损失。从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因其不断贬值，使持有美元与美债的国家不得不无端遭受经济上的损失。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持有美元与美债最多的国家之一，因而也深受其害，每年为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至少7000亿元。
⑷生产安全事故处置与生态补偿耗费的收入。生产安全事故一旦发生，需要对处于危机状态的人员进行营救、罹难者作好善后、幸存者进行救治与安抚等等。对于这些，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在财力上作出巨大付出，这对已经取得的GDP又是一个扣除。
另外，环境有污染就得治理，生态有破坏就得修复。于是就得花钱，这对于既得的GDP自然也是一种扣除。有资料显示，2012-2017年，我国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严格说来，这里不应该称“投资”而应该称支出，因为这是收不回来的投入。以下同。笔者注)不断增加，每年以20-40%的速度增长。资料显示：2012年投资1080亿元（人民币，下同），2013年投资1426亿元、2014年投资1808亿元、2015投资2249亿元、2016年投资3146亿元、2017年投入3822亿元。(21)此后，每年仍以大幅度持续增长。2018年全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比上年增长43%，快于全部投资29.4个百分点，(22)即2018年达到了5465.46亿元人民币。
⑸政府债务。政府债务，这在我们GDP的账本上是一个负数，理所当然地应该减去。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8.39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达到76.6%。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4.96万亿元，两项合计，中国政府债务总额为33.35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GDP初步核算数90.03万亿元计算，那么，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则为37%。(23)另有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4150亿元（人民币，下同）；另外，还有政府债券为211423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为2727亿元。两者之和则为333135亿元。(24)这些政府债务既然是负数，所以必须从GDP中剔除。
4.在中国生产的GDP并不就是中国的，更不为中国的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前文已经指出，GDP用我们的汉语言表达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其意很清楚，就是在我们国内取得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在我们国内取得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更不为我国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因为，首先，在我们国内取得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商的。众所周知，外商在我们国家有着广泛的投资，除军工外，我国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几乎全部涉及到，并且数额巨大。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仅1996-2018年23年，外资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年均为2,108,789.404百万美元，共投资48502156.3百万美元。CEIC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07-2018年间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占GDP百分比的平均值为41.784%（CEIC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25)如此巨额的投资，必然带来与此相应的GDP。以2004年为例，该年外资企业为我国缴纳的税金为5355亿元人民币。(26)假若税金是企业全部收入的10%，那么，该年在华的外资企业所创造的GDP即为53550亿元人民币。另据人民网-财经频道报道：香港大学商学院米高-恩莱特教授基于1995-2013年的数据研究得出：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在16%-34%之间，其中2013年数值为33%。（27)如果以作者研究所得的这个比率计算，那么，外资在该年提供的GDP则应为187718.85亿元人民币。(28)这187718.85亿元的GDP的确是在中国生产的，也留在中国，但是它并不就是中国的，更不为中国的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因而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还要明白，这个GDP只是一个空壳而已，一钱不值，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那些外商老板自己说得好：“把利润打回老家，让GDP留给中国。”这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
另外，在中国，GDP中除了外资的这一部分外，还有我们的私营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生产的那一部分也一样地不为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有。应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仅以我国的民营企业为例。根据习近平同志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提供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为我国提供的GDP为其总额的60%。按照这个比例计算，那么，民营企业在2018年为我国提供的GDP达到了54万亿元人民币。这么巨大的一个数，对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因为精华的东西即利润已经进了数以万计的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老板的银行账户里，有的还转移到了境外、甚至国外。因此，这也是应该减去的。
看来，我国的GDP要做的减法真的是太多了。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我们要减去的这些全是真金白银，必须全部由社会剩余产品价值M来支付。这就是说，我们减去的全部是M，而不是GDP。若要把它还原GDP，则必须对之进行稀释、放大，即将其中被排除了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转移的价值C和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价值V再全部加进去，使之还原为GDP=C+V+M三者之和。如果我们假定（仅仅是假定）我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为C:V=80:20，利润率P'=20%，那么M也就等于20。我们在上面提出要减去的所有项目，都是M的扣除，现在要稀释、放大，必须折算出每一单位的M所代表的GDP的值。根据我们这里的假定，求得每一单位的M所代表的GDP为120，即6倍的M。这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减去的所有项目，就得在原有的基础上乘上一个6的系数。我们假定（仅仅是假定）我国现在的GDP是100万亿元人民币，要减去的所有项目的价值若是10万亿元人民币，这就等于我国的GDP减少了6个10万亿元，即60万亿元人民币，最后剩下的40万亿元人民币才是为全国劳动人民所有的GDP。
从上述可见，我国的GDP的确有着自己很多的特殊性。事实表明，它确实是一个不纯净、不真实、不准确的数，并且也不都为我们中国所有，更不为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现在已经明白：如果将上述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并作出相应的清理，那么，最后剩下来的真正为我国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的那份GDP的确是不多了。因而，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为现有的那个GDP而激动，更不要为之而陶醉与痴迷了。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每一个国人都应该保持理智与镇定，做一个清醒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与现代化的建设者。
四、结语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GDP及其整个国民账户核算体系完全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庸俗的要素价值理论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它是反映西方资产阶级利益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非科学、非合理的计算方法与评价标准。它的方法与标准，以及实际主张与结果，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不适合的。因此，对于GDP，我们必须持有一种科学冷静的态度，不要陷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给我们布下的迷局和陷阱。同时，我们在面对我国现在大体量、高增长的GDP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理性地对待，做到心中有数，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品格，聚精会神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切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要自我陶醉与痴迷。当然，我们也不反对争取尽可能多的GDP，也不反对增长速度更快的GDP，因为在它里面毕竟还包含有能真正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国民收入。如果国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既定、且产业结构合理的情况下，GDP的体量越大，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越强，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越能尽早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就越能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越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拙作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笔者认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即：GDP对我们到底还有没有用？我们今后采用什么样的体系、方法来衡计量、评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今后用什么方法、标准来考核、评价自己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等等。
为了引起学界朋友的兴趣与深思，笔者在此谈点个人浅见，以求抛砖引玉。
第一，关于GDP对我们到底还有没有用的问题。笔者认为，GDP及其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从总体上来说，其理论及方法是根本错误的，不可取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无是处、一点用都没有。用处还是有的。为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与交流，我们还是需要用它来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然，我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与学术交流中就会缺乏一种可交流的语言，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与尺度。
第二，关于我们今后采用什么样的体系、方法来衡量、评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GDP及其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经济的真实发展状况，不利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决策、监控与管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像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刻意去否认阶级剥削，掩盖阶级矛盾，欺骗广大劳动者阶级，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施展权谋。因此，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探索出一种新的真正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法与标准。在这种核算体系、方法与标准没有确立之前，仍可将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这样的核算体系、方法与标准拿来为我所用。因为相对来说，它毕竟比较接近实际，能干净、真实、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这样，概括上述第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在我国，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这样的核算体系与方法、GDP及其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与方法会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各有各的用处。
另外，笔者认为，我们衡量、评价经济发展状况，不能仅看上述这样几个数字，除此之外，还应该看质量，这质量就是其中各方面的结构是否合理、比例是否协调、关系是否和谐。所谓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指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是否适当；所谓比例是否协调，主要指综合性比例、部门之间的比例、部门内部的比例、地区之间的比例、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等的比例是否适宜；所谓关系是否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人口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农村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中国与外国等等的关系是否相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的要求综合起来，那就是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如果相符，那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算是健康的、卓有成效的，值得肯定的。
第三，关于我们今后用什么方法、标准来考核、评价自己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的问题。笔者认为，考核、评价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与衡量、评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混为一谈。政府及其工作人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不就只是经济工作。他们除了经济工作之外，还有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外交等方面的工作，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各有各的要求，各有各的考核、评价标准，考核与评价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应该对这各方面分别进行考核与评价加总，而绝对不能统统都用经济工作的要求与评价标准去考核与评价去处置。否则，我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考核、评价就会陷入片面性，甚至走向极端，最后将把他们的工作引向歧途。另外，考核、评价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也不能仅仅看几个数字，除此之外，还要看他们的宗旨意识是否强、对人民的感情是否深、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是否鲜明、在危急关头是否有担当、为人处世是否公道、工作作风是否民主、生活作风是否廉洁，等等。
总之，我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既要看到现象也要看到本质，不能就事论事、见事不见人，或见人不见思想。现实中，在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的人本来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为什么能藏那么深、那么久？最令人不耻的是越腐败升得快！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长时间以来对他们的考核与评价往往流于形式，限于片面性与表面化，就事论事、见事不见人，或见人不见思想。这个教训必须深刻记取。
上述诸点，算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希望能引起学界朋友的兴趣。
注释
①2001-2014年全国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统计 百度网（https://wenku.baidu.com/view/473beb68a300a6c30c229fcd.html）
②我国2018年安全事故统计（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3142976719841659.html)
③我国安全事故现状与国际对比分析 （安全文化网2007.01.12）
④我国安全事故现状与国际对比分析（安全文化网2007.01.12.）
⑤我国的环境状况（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88040700796403572.html）
⑥李洁 跳出环保生死劫（《瞭望》2007年第11期）
⑦中国每年因污染造成损失达GDP的10% （ 中国网2007.03.19。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⑧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新金融传媒2019.11.20 来源：国家统计局）
⑨中国历年基尼系数统计（1981-2016）https://wenku.baidu.com/view/fabae6bf3086bceb19e8b8f67c1cfad6195fe9b8.html
⑩敬请参阅胡跃高 “论全域有机农业建设战略”（中国经济网 2018.08.27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⑾拙作“从马克思对传统农业的评述看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原载《经济学家》2009年第 4 期）
⑿杨晓升 中国魂告急[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申平华 再造中国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⒀刘源张院士：中国产品质量1%不合格=150亿元损失（上海中药行业协会2005.03.30）
⒁2017年中国财政收入来源及财政支出投向情况分析（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04.16）
⒂2018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75404.5 亿元（文汇网 2019.03.07 ）
⒃ 过山瑶 国企遭贱卖，不是新闻的新闻（人民网2007.10.29）
⒄佟流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国有资产流失优思录（《北京工商管理》1994年第11期）
⒅田嘉力 外逃贪官真是“外逃”的吗？(人民网―强国社区2011年06月22日09:50)
⒆外逃官员数量成倍增长 中纪委铁腕追“逃” (搜狐网 2013年06月03日07:45 来源：农民日报 )
(20)全球财富迁移报告：中国排名第一 北京富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金融界2019.11.15）
(21)王佳璇 2018年生态修复行业市场规模与发展趋势分析（中国水网 2019.04.03）
(22)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2018年全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同比增长43%（每日经济新闻2019.06.03）
(23)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中国网2019.06.11)
(24)2019年9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财政部网站2019.10.25）
(25)CEIC中国 外商投资企业 : 投资总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6)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98083528286869524.html
(27)报告称：外商直接投资价值被低估 可贡献33%中国GDP(2017.07.26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28)中国新闻网2013.01.08. 20:06（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08/4471010.shtml）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