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月25日为止，北京已有两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痊愈出院，而这两例患者都是中药和对症治疗痊愈的。这个消息各大媒体基本上都报道了，我也就不再重述了。本来，这个消息应当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但是，在微博上，相当多的人，也许是多数人(网上反中医一直是主流)，都不相信从而也不认可新闻中提到的“中药治疗”，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报道是中医借中西医结合，占西医或患者自愈的便宜，乘机邀功，想发国难财，他们的理由就是，新闻报道中提到的是“中药和对症治疗”或“对症和中药治疗”。

　　那么，中医真的就那么不堪吗?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西医目前没有治疗新型肺炎的特效药，所有治疗，都是治标，即使我们将“对症治疗”理解为西医的对症治疗(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中医的对症治疗)，那么，这种治疗也只是治标，在西医，“对症治疗”的本意就是治标(在中医，对症治疗则可以治本)。所以，如果要说沾患者自愈的光，那西医肯定是铁板钉钉了。如果患者主要不是靠自愈，那么，功劳就只能是中医的了!

　　再有，北京和广东全部新型肺炎病例的治疗都有中医参与，而北京和广东是除武汉外治愈出院的患者最早达到两例的两个地区，而作为染病人数较多的这两个地区至今(1月27日)也没有一例患者死亡。

　　另外，根据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报道，北京被治愈的第一例女患者“于1月13日转入北京地坛医院接受中医药治疗。中医专家辨证为热在卫气，疫毒伤肺，予以清热宣肺方法治疗，症状逐渐好转，体温很快恢复正常”，显然，根据这个报道，在这个病例中，中医治疗对于患者的康复是起了主导作用的。而且，这种清热宣肺的药物，不是可以随便吃的，它不像某些补养药，吃不吃影响不是那么明显，这种药吃错了只会使病情加重，而吃对了就自然会对患者的康复产生实质性影响。至于第二例患者，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关于第二例，新闻报道普遍说法都是“中药和对症治疗”，中药是放在前面的。

　　顺带再提一件事。根据1月21日就奔赴武汉的中国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所述，在武汉，他和其他专家制定了一个基本的中医治疗方案，在实际使用中，患者反映“吃完药后，身体轻松了，乏力减轻了，胸闷减轻了，食欲也开始好转，体温开始逐渐下降。”当然，刘院长在武汉也就呆了大约两天，患者服药的反应，估计也就是一副药最多两副药的效果。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中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效果还没有充分凸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回顾一下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中医的作用，就会对中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的认识。

　　广东是非典的始发地，也是非典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虽然找不到关于广东非典时期所有西医治疗、中医治疗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从已经公布了数据的两所医院——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非典治疗情况就可以略窥一斑。，

　　据统计，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总计接受117名非典病人，其中46人完全由西医治疗，死亡9人，病死率19.6%。其余71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死亡1人，死亡率1.4%。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非典时期用中医治疗非典，收治非典病人73例，全部治愈，零死亡、零感染、零转院、零后遗症。也就是说，就这两所医院而言，全西医治疗病死率19.6%，中医以及中医介入治疗病死率0.7%。

　　广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的叶欣护士长和邓秋云护士长在感染非典后进行治疗的情况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感染了非典以后，叶欣护士长一直采用抗生素治疗，病情始终没有好转，最后不幸殉职。而邓秋云护士长，在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的指导下，停用了一切抗生素和激素，全部采用中医治疗，结果完全康复。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成员马奎尔博士2003年4月7日在广东省实地考察时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

　　有人也许要说，中医治疗的应当都是轻症患者吧!

　　让我们看看钟南山及其所在医院中医科是怎么说的。医学论文《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主要由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几位专家联合完成，钟南山也是作者之一，该论文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改善显著，且时间较早，重症患者病死率低。”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钟南山对中医和西医治疗非典的态度。2011年5月12日《现代教育报》有一篇《中医能够治非典》的长篇报道，报道中说：

　　【“据被称为“国宝”级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私下透露，在抗非典一线奋斗的医学专家钟南山院士的女儿不幸也感染上了非典，钟院士就将女儿托给邓老用中医进行治疗，后来痊愈了。不是钟院士不相信西医，他本身就是西医，但他也担心西医疗治后的后遗症，即肺部的纤维化等。而中医却是从根本上去根了。”】

　　北京是当年非典最严重的地区，北京小汤山医院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周先志指出小汤山医院治愈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专家组有效指导，重视心理治疗和中西医结合疗法。

　　综上所述，在非典治疗上，中医的效果远胜过西医!其实，中医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上都明显优于西医，非典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公布过95个中医优势病种(至少在我看来这些病种并不全面)，其中风温肺热病(重症肺炎)、咳嗽病(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风温肺热病(医院获得性肺炎)、肺炎喘嗽(毛细支气管炎)、肺炎喘嗽(支原体肺炎)等多种肺病都名列其中。

　　既然在肺炎以及呼吸道感染治疗上，中医总体上比西医更有优势，为什么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西医却是绝对的主力呢?

　　事实上，中医长期以来就被边缘化。自从西医进入中国，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反中医甚至取消中医的声音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那些反中医的人，他们反中医，核心理由倒不是说中医治病效果差或者副作用大(事实是中医效果既不差，副作用也相对更小)，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医“不科学”。许多人，他们的思维是非此即彼的，一旦他们接受了一种理论，那么，对于跟已经接受的理论不一致的理论，他们就会彻底否定，就像一个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人，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理论肯定是排斥和否定的，即使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经济长期全球领跑，那些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拒绝接受它。所以，反中医者所谓的中医不科学，并不是中医不科学，而是他们理解不了，或者跟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貌似不相容(其实也并非不相容，不过是认识疾病的视角和解决疾病的方式不同而已)，而他们的大脑需要秩序，就像社会需要秩序一样。正因为此，即使有数不清的中医治愈案例做证明，那些反中医者却始终无视它，始终坚定地否定中医、排斥中医。无疑，这个反中医的群体就主要集中在有点知识、脑子里装了点被灌输的东西的人群之中，甚至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当然，在官员中，也同样存在着不相信中医甚至排斥中医的现象。

　　当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卫生部曾以非典为传染病为由，禁止中医插手。后来，中医药专家林中鹏为新华社起草《内参大清样》，报告了中医在广东攻克“非典”的成功经验，温家宝总理因此做出批示，中医才进入了主战场。

　　现在，新的疫情爆发，对比非典，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还远远不够!在1月25日上午媒体报道了北京两名治愈出院的患者都经过中药治疗之后，当天下午，我们才看到中医药“国家队”驰援武汉的新闻。虽然这两者之间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中医在一开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与此同时，网上反而掀起了新一轮否定中医、丑化中医、谩骂中医、反对中医参与疫病救治的浪潮。

　　面对这样的舆论环境，我更加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医的作用，更加觉得应当让中医在这次抗击新型肺炎战役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呼吁，抗击新型肺炎，国家应当在西医治疗手段的基础上(主要限于重病)，以中医为攻坚力量，将中医作为减少死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的主要力量。这是因为：

　　一、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西医没有特效药，而将希望建立在患者的自愈基础上是危险的。

　　二、西医目前能做的对症治疗(治标)，主要是氧疗、抗病毒治疗、抗菌药物治疗、激素治疗等。但是，西医的抗病毒治疗是没有特效药的，而作为抗菌药的抗生素治疗以及激素治疗副作用又太大。《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年10期论文《185例SARS死亡病例分析及原因探讨》的结论是：除了年龄和身体因素，激素和抗生素的滥用所致继发性感染是SARS患者死亡主要原因。至于这次新型肺炎，从中医角度来说，根据刘清泉院长的判断，应当属于湿瘟，是湿毒为患，发热并不突出，而仝小林院士则认为该病应属寒湿(瘟)邪，属于阴病，更强调寒湿。总之，二位专家都认为该病不宜多用寒凉之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抗生素消炎，必然会增加体内寒凉之气，由寒生湿，同时损伤脾阳，削弱脾的运湿功能，这两者都能加重病情，所以，相对于发热比较明显的非典，新型肺炎似乎更不适合长时间抗生素治疗。

　　三、虽然，对于西医来说，这种新型肺炎病毒是以前没见过的，是暂时没有有效对付手段的，但对于中医来说，这种病仍然没有超出中医有关疾病的范畴，既是可知的，也是有治疗办法的。

　　四、中医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而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是近亲，有70%的相似度，而且毒性明显要低，中医既然能对付得了非典，对付新型肺炎自然应当也不难。

　　五、在抗击鼠疫方面，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而且成效显著。《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甚至全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人口死亡的悲剧。

　　六、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更多是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新型肺炎致死的病例也更主要是一些年老体弱的患者，所以，患者应当大多阳气不足(容易生湿)、免疫力低下，而中医在扶助阳气、增强免疫力方面，优势明显。另外，中医的整体治疗也更容易减轻一些并发症。

　　七、现在有太多的疑似新型肺炎患者，大家都想尽快得到检查和治疗，但医疗资源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让中医发挥作用，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提供一些比较标准的中成药治疗方案，在症状较轻的情况下，在中医师的网络指导下，也许不用去医院，对照自己的症状，不管是不是真的新型肺炎，都有可能一点点中成药就解决问题了。

　　八、中医在预防疾病和治未病上更有优势。既然体质弱、免疫力差的人更容易被传染，再根据新型肺炎病在脾肺的特点，那么，一般人就可以家里备一点补脾肺之气、增强免疫力、预防外邪侵肺的中成药，如玉屏风散等，偶尔吃点，起个预防作用。根据中医关于新型肺炎属于寒湿(瘟)疫的认识，如果症状初起，服点藿香正气丸等，也许很快就能将疾病消灭于萌芽之中。

　　总之，我坚信中医在治疗新型肺炎方面能起到比西医更大、更本质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中医，却并不认为中医专家们对疾病的诊断及其所拟定的治疗方案就一定是正确的。中医大夫的水平参差不齐，即使是大牌专家也经常会有失误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政府不要根据某一个专家的意见就急于公布治疗方案，让全国的中医大夫去参考甚至执行，而是应当充分征求一线众多专家的意见，在专家们意见不一时，可以用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试验性治疗，最后确定一个被临床充分验证的、更具推广价值的治疗方案。

　　迄今为止，我已经看到了好几个中医治疗方案(或思路)，发现对疾病都有一个共识，即，都认为这个新型肺炎是湿邪为患，治疗应以除湿化湿为主。而且，对于疾病初起的治疗，大家也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不同专家对于疾病的认识，仍有一些差异，从而对于疾病中期、后期的认识和治疗也出现了一些分歧。譬如刘清泉院长诊断本病是湿瘟，仝小林院士诊断本病是寒湿(瘟)疫，那么，这种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他们中间某个人错了吗?

　　我认为，他们可能都是对的，导致他们认识差异的，应当与他们接触的患者不同以及一些患者接收西医治疗后改变了症状有关系。

　　因为湿蕴生热，湿邪为患，由湿生热，很多病人都有发热症状，即是一个证明，所以，刘清泉院长对于本病只强调其“湿”的特点，认为是“湿瘟”。那么，仝小林院士为什么认为本病是“寒湿(瘟)疫”呢?我判断，这可能是因为仝小林院士看到的病人更多是正在被西医抗生素消炎治疗的那些病人，这些病人发热症状已经消失，而因为长时间消炎，体质偏寒，所以寒湿症状就比较突出。另外，仝院士可能还意识到患者的湿与寒有着直接的关系。

　　虽然两人都有道理，但就新型肺炎的本质而言，我更偏向于仝小林院士对于本病“寒湿”的强调，因为本病主要表现是湿，而寒生湿，再结合患者大多为阳气虚的老弱之人，病的本质为“寒湿”就比较自然了，至于“热”，其实只是表象而已。不过，在治疗上，因为多数病人的症状应当都有湿毒化热的特点，在热的症状比较明显时，适当先清下热也是必要的。另外，我也支持仝院士对调理脾胃的重视，因为脾虚生湿，调理脾胃特别是健脾非常必要。总之，在治疗或者用药思路上，应当抓住疾病的本质，在祛湿的同时，多用辛散温热之药，慎用寒凉之药。把病的本质抓住了，温热之药也是能除热的，因为它把发热的根给除掉了!

　　我注意到，刘清泉院长和仝小林院士对于疾病的认识虽然小有差异，但治疗思想却是相当接近的，即都强调治疗本病应以化湿为主，强调慎用寒凉药物。所以，我觉得，中医治疗新型肺炎，特别是在患者病情不是很严重需要氧疗等治疗方式时，最好不要西医参与，因为西医的抗生素消炎治疗有可能让中医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我感觉到，相对于疫病初发时中医专家们坐在家里发表的对新型肺炎的认识和治疗建议，现在，走到前线的中医专家们对本病的认识已经越来越趋近于该病的本质。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谨慎再谨慎，最好让专家们的思想与治疗实践先结合几天，根据实践再拟定最终的推广治疗方案。另外，不同地方的患者、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患者症状可能都会有较大差异，即使有了推广的治疗方案，各地的中医专家还是应当本着辨证施治的原则进行治疗。

　　事实上，只要做出了对疾病的正确判断，就迈出了新型肺炎治疗的最关键的一步，我相信，征服新型肺炎，减少死亡率，希望就在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