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蔓延，湖北封城，九州震动，天下洶洶。古人说：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今日果不其然！有见义而忘身，逆势而进的。也是胆小怕死，连夜奔逃的。但是也有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

罪大恶极的当然是那些时疫当前，忙着发论文，不首先想着如何防疫的人。以及那些借机勒索，中饱私囊的人。这些人容易发现，也容易承担责任，天下亿人所视，亿手所指，虽然整天求神拜佛，想必也会良心不安。

另外，也有很多奸商，趁机哄抬物价，当然受到了批评，有些受到了处罚。

但是，这时候，有10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站出来，声称这些奸商做的是正确的，大难当前，应该涨价，处罚这些奸商是不正确的。

这些经济学家具有坚定的市场经济信念，相信价格是调整市场供求平衡的唯一机制。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大难当前，到处封路，供应不及时，生产成本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物价，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过分动用行政力量，就会破坏市场机制，导致市场缺货，供应不及时。

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也忽视了很多问题：

首先，生产受到干扰，涨价的确是合理的。但是，要涨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呢？我们看到，有些商人，不是涨个一倍两倍，而是成十倍，百倍的往上涨。这种做法，在哪里都是不合适的。二战时期，哪怕是英国、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会打击不法奸商，控制物价的。

其次，市场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以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可以解决一切供求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回到一战二战看看吧！这时候的任何国家，不论是何种制度，都要通过国家政府，统一调配物资。与之相比，武汉新冠来得更加突然，更加凶猛，市场机制根本来不及充分反应，生产难以迅速扩大，以为单纯通过市场机制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再次，经济学家们的思路，往往是把人性看得太善。他们以为，大疫当前，商人们只会根据自己的成本上升情况，合理加价。这是把人看得太善良了！把商人看得太善良了！我们不反对这个世界上好人占大多数，良善的商人占大多数，但是好占便宜的人跟商人同样占大多数。大疫当前，供求不平衡，他们未必只甘心赚取合理的利润。而是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商人会趁机哄抬物价，发国难财的。就如前面所说，成十倍百倍涨价。对于这些人，必须要进行必要的打击。有人说，打击物价会人为制造供应的紧张。此为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危急时刻，不打击哄抬物价，更会制造供应的紧张。为什么？看看解放前国民党时期的混乱就知道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啊！囤积居奇，这个成语传了有两千年了！

最后，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不只有市场和价格一个调配机制，政府也只是垫底的。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同时也写了《道德情操论》。这个社会不能没有市场和价格机制，但同时也不能没有道德情操。否则，大疫当前，那么多忘死向前，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市场一般只适合一般情况，危难之际，道德情操更加重要。法制及时介入，打击趁机制造混乱的人，也非常重要。不打击发国难财的人，会伤了天下正人之心。

有人说，打击哄抬物价，标准何在呢？涨到什么范围合理，超出什么范围就应受到惩罚呢？我们只能这样说，紧急时期，也无法由国家统一制订标准，只能由各地执法人员自己相机抉持。

一方面，这些执法人员大都是学过经济学的，也理解价格规律；二是这些商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减少损失；三是根据西方英美法的实践，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判断处理，个别案例可能会轻重失误，但是整体上彼此平衡，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事实上，大疫当前，人心不安，打击过度哄抬物价，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一是安定人心，避免哄抢；越哄抢就越是供应不上。二是安定商心，打击冒头的奸商，让合法的商人不致于吃亏。这样才能安定社会正常秩序，更好要迅速平衡供求关系。

有些经济学家读的经济学模型太多，但是视野狭窄，不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所以给出的建议多数误国不浅。

奸商永远是奸商，有经济学家背书的奸商也是奸商。理论讲得再天花乱坠，人心自有一杆秤，坏事就是坏事，坏了良心就是坏了良心。前几年，莆田商人之前治死了魏则西，因为经济学家们的支持，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全身而退。这次趁新冠大疫，他们再次趁乱盗领紧缺物资，如再不受惩罚，恐怕以后做坏事更无止境。市场是建立在道德情操的基础之上的，坏了道德情操，价格机制不会有用。

【彭波，清华大学特聘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评审专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博行分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