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同佳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通报不明原因的肺炎情况。此后，武汉市的官方通报表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民众的情绪和心态也相对稳定。直到20日晚，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民众的心态和网络舆论开始紧张起来。伴随着大量外外出人口返乡，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出现确诊病例且确诊人数持续增加。为应对疫情，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基层防疫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基层防疫工作的有序展开，在疫情防控方面确乎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竣和基层防疫工作的深入推进，群众的“恐鄂”甚至“排鄂”情绪日益严重，网上不断爆出武汉返乡人员被驱赶、被标签化的现象，不少人甚至谩骂和侮辱武汉返乡人员。更令人痛心的是，多个地方的基层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也越来越激进，并逐渐演变成为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疫情防控，比如呼吁群众举报武汉返乡人员，开展防疫工作时粗暴对待武汉返乡人员，这些疫情防控工作导致了一些地方的民众“恐鄂排鄂”现象愈亦突出。那么，一些地方的基层防疫工作是如何从疫情防控逐步转变为“恐鄂”与“排鄂”的?

　　一、新型肺炎与武汉：一个确定的关联

　　起初民众有意识地重视疫情，可是大多数人对于新型肺炎的认知有限，也缺乏科学的、妥当的防护知识和防护措施。况且新型肺炎的诊断难度较大、传染性强、潜伏期长，即便以最科学、最谨慎地方式应对，也可能存在纰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但是，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次的疫情是从武汉传出来的，感染新型肺炎的病患绝大部分都是和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往往会在新型肺炎与武汉之间建立强关联，进而忽略掉其他要素及其对疫情的影响。广大群众一方面对疫情十分恐惧，另一方面也对本地有武汉返乡人员感到担忧，少数人甚至于责备、怨恨，少数偏激者甚至认为：疫情是武汉回来的人带进来的，他们的返乡破坏了原本平静而祥和的生活。当然对于大多数的民众，一开始对于武汉返乡人员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敌视。

　　随着疫情日益严重，人们的恐慌情绪增加。在这时，人们先前形成的“新型肺炎-武汉”的强关联被日益积累的情绪进一步强化，一些人甚至会将二者直接对等。在这种存在偏差的片面对等中，一些人甚至把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情绪转嫁到武汉返乡人员身上。由此我们看到，不少地方的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被泄露，部分武汉返乡人员接到骚扰电话，还有不少返乡的武汉人员被当地民众和政府强行驱离或者单独隔离。民众在面对疫情时，由于自身的恐惧和对疫情的有限认知，表现出了超常规的非理性，个人的非理性彼此呼应传递，形成更大的非理性，即集体非理性。人们将对疫情的关注二次聚焦于武汉返乡人员，并把他们作为集体非理性的表达对象。作为本地人的武汉返乡人员，似乎已经不是本地群体的成员，而是游离在群体边缘的特殊分子，人们能以一种迥异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他们。

　　二、不确定性与“隐藏的真相”：恐慌的生产与扩大化

　　群众的恐慌主要来自于疫情，准确地说是对疫情不确定性的担忧。一方面，目前来看疫情仍然呈扩散态势，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会感染疾病，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媒体的便利性，使得人人都可以作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人们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海量的信息。年轻人有微博微信，中老年人有快手，这些都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工具。这些通讯软件，作为大量信息的集散地，将所有参与者都裹挟进来，人人可以作为各类信息的传播者，也能够成为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很多不实的消息，不明真相群众将其当做“隐藏的真相”，以正义之名在各种软件上传播，彰显其正能量和斗争精神，殊不知成了网络暴力和恐慌的制造者。人们面对不确定疫情的恐慌，面对政府疫情防控的不足，以及大量未辨明的片面的消息，只会表现出更大限度的恐慌。这种恐慌，能够通过网络媒体进一步地扩散为集体情绪。俗话说“积水成河，聚沙成塔”，恐慌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路径被无限放大、扩散。可以想见，我们要面对的是只会是更大的恐慌和更多的愤怒。

　　三、基层防疫政治化：“恐鄂排鄂”正当化与合法化

　　民众的恐慌以及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排斥，虽然令人气愤，但这仍然是情绪性的、无序性的集体非理性。随着疫情的变化和发展，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也逐层递进、逐步铺开，并且逐渐将基层防疫工作高度政治化，以行政化运作的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在最初开展工作时，很多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主要是信息统计和返乡人员摸排、盯防。但是伴随着防疫形势的日益严峻，地方政府的防疫措施更加严格甚至越发激进。一些地方开始呼吁群众举报武汉返乡人员，有的地方搞集中隔离，还有的地方封死了武汉返乡人员的家门。笔者所在的县，在防疫前期开展工作时就比较温和，主要是进行返乡人员的信息统计和摸排，以及对重点人员的一对一盯防和实时联系。随后几天，为了防止武汉返乡人员与其他人接触，社区干部和村干部在有武汉返乡人员的家庭门口贴上了提示牌，这些防疫措施都比较容易被群众接受。同时，为了督促基层防疫工作者和动员群众积极上报相关情况，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方案，其中专门规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这两天，县里的防疫工作在严峻的防疫形势下越发极端和激进。昨天早些时候，本县有一个村子被封，还有一个武汉返乡人员因为经常出门，被带走隔离了。今天早上，城区广播开始循环播报防疫信息，其中一句宣传语让我很是意外：“如果有发现武汉返乡人员，请广大群众及时举报”。在将防疫工作政治化的过程中，一些基层防疫工作无形之中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上，基层防疫工作者将重点处理武汉返乡人员作为应对疫情的最直接措施，辅之以其他防控措施，比如封锁交通、关闭公共场所等。这些举措如果伴随着合理、适当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能够很好地封堵疫情，并且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配合。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基层防疫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或是防疫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或是具体防疫举措不到位，无意之间使得“恐鄂排鄂”情绪通过政府防疫行为正当化、合法化了。究其原因，一些政府防疫行为主要是犯了以下几个错误：其一，只注重防疫工作的目的而不注重过程。由于疫情防控时间紧、任务重，防控疫情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封堵武汉返乡人员，所以一些地方政府就把工作重心牢牢地放在了武汉返乡人员上。管好、盯住武汉返乡人员，防疫工作就成功了大半。在这场运动式治理中，政府行为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过程如何并非是基层政府关心的重点。自上而下的政治性任务，核心也在于防控疫情;其二，无形中将武汉返乡人员特殊化甚至敌对化，或者说将武汉返乡人员无意识地排斥在人民群众之外。地方政府的防疫举措，本身并不是排斥武汉返乡人员，对武汉返乡人员的重点标记也仅仅是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一种无意识方式。但是这种标记方式，以及一些极端的行为比如提倡举报和封堵，确实是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无形排斥。政府的行为，对于群众的意识和行为有着很强的引导作用。既然政府提倡举报、特殊化对待武汉返乡人员，那么群众就自然不会以温和友善的态度对待武汉返乡人员，他们会觉得这些人是需要被管控、被治理的群体。一旦群众形成这样的情绪，“恐鄂”就演变为“排鄂”;其三，避免承担额外责任。在这次疫情防治过程中，政府明确强调属地管理和属地责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只需要对辖区内的群众负责就尽到了本职责任，做好辖区内的防疫工作就是完成了防疫的政治任务。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武汉人员，既然不是本辖区内的居民，而且还可能导致疫情出现，自然可以被排斥在外。

　　按照常理，群众的“恐鄂排鄂”情绪和行为需要合理引导。遗憾的是，多地政府对此没有意识，甚至还在基层防疫工作中存在种种偏差，开展具有误导性的防疫工作，无形中纵容了群众“恐鄂排鄂”情绪和行为的积累。而在具体开展工作时，一些防疫工作者也无法将自身的情绪置身事外，他们将自己的不适宜情绪和行为夹杂在防疫过程中，由此产生了简单粗暴的防疫行为，并且通过政治化的防疫工作合法化。上述种种政府防疫行为都可以形成示范效应，推动“恐鄂排鄂”现象的再生产。

　　四、小结

　　“恐鄂排鄂”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叠加、强化的结果。这种现象的基础是疫情与武汉的确定性关联，这种确定性关联将政府和群众的注意力聚焦在了武汉返乡人员这一群体身上。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慌、对于武汉返乡人员的忧虑，在信息高速流通的网络社会中被集聚、强化。网络社会中被集聚和强化恐慌，在现实社会中的发泄途径就是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埋怨甚至敌视，并且形成集体性的非理性情绪。这时，虽然人们的“恐鄂排鄂”情绪滋长，但是仍然可防可控，因为这种情绪是无序的、无组织性的，人们的“恐鄂排鄂”情绪仍然受法律和规则的约束。出于对法律规则的忌惮，大都数人不会将其情绪转化为具行动。不幸地是，地方政府将防疫工作政治化后，并没有正确地引导民众合情合理地对待武汉返乡人员，甚至在防疫工作开展过程中返乡人员特殊化、标签化和对立化，拉横幅、贴门排、举报等政府行为中可见一斑。基层政府的这一系列日益激进的防疫行动，为“恐鄂排鄂”情绪和行为提供了最直接地制度支持，恐鄂排鄂被正当化、合法化了。地方政府的这种激进做法，促使其在政治化的防疫行动中将武汉返乡人员从“群众”中无意识地剥离出来，这是对政府服务宗旨的背离。

　　隔离病毒的同时，也要温暖人心!地方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防疫工作，以合情合理的态度开展疫情防控和对待武汉返乡人员，并对普通群众进行积极引导，使得民众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应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