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了武汉市副市长等3人。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高雨诘问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应收尽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要把好事办好，怎么能把好事办坏?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随后，中央指导组又先后约谈了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武汉市洪山区区长林文书。

　　2月11晚，环球网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央指导组约谈武汉副市长等3人幕后：一车重症病人经历了什么?》的报道，披露了有关情况：

　　2月9日晚，武汉市武昌区某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将辖区内重症病人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进行集中收治。这批病人多半是老年人，有些人情况危急。环球时报-环球网赴武汉特派记者来到转运现场后，发现负责转运这批重症病人的是一辆公交车，车上已经坐满30多位老人，有些老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还有些老人只能坐在公交车的过道里，公交车司机与病人之间没有任何隔离措施，据观察，公交车司机本人防护装备也不符合接触重症患者所需的三级防护标准。

　　晚11时左右，公交车在行进过程中，因为某路段道路狭窄、乱停乱放车辆较多，被堵在路中央，车内患者情绪变得焦躁，并将怒火发泄在司机身上。而司机向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表示，他原本接到指令是前往武昌区某社区接收病人，但是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却带着他去往多个地点接收病人。这名司机称，车上只有他和三十余名重症患者，没有负责组织转运的工作人员前来协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后，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和开着私家车给病人送行的病人家属一起指挥司机将车倒出，整个过程中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车辆虽然跟在公交车后方，但未见有人过来协助。

　　晚上11时15分左右，公交车终于驶出狭窄街道，前往下一个病人接收点。11时30分左右，公交车到达接收点，车上的患者再度情绪失控，有人表示他们已经跟着这辆车走走停停很长时间了，疲惫不堪。司机也十分愤怒，下车打电话给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抱怨，整个过程中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前来协调和安抚病人情绪。

　　晚上11时50分左右，已经无法忍受长时间等待的病人要求立马将他们送往医院，公交司机也绕开带路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径直将车开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经过40分钟，公交车终于到达新城院区，但是司机并不知道具体要把病人送往哪里，和谁对接，只能把车停在医院内的停车场上，病人纷纷下车，不知所措。在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沟通询问下，病人才弄明白应该前往新城院区发热病人入院办理处办理入院手续。

　　凌晨1时15分左右，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致电相关部门，将这一情况如实反映，随后武汉市和武昌区各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记者做了如实反映，同时也请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凌晨1时50分左右，负责转运这批重症病人的工作人员给记者打来电话。据他们介绍，当晚他们本想将司机带往位于武昌区某地的另一个接收点，但司机并没有听从指挥而是直接带着病人赶往医院，他们本想逼停司机，但司机拒绝，他们在跟随一段时间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另一个接收点的病人还在等着。他们同时表示，大量病人无法及时入住是因为负责接收的医院入院手续太过繁琐。

　　凌晨两点多，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离开同济中法新城院区时，仍有大批病人乘坐公交车和大巴车被送来，他们下车后，同样也无人对接。

　　2月10日上午9时，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再次致电武昌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昨夜的重症病人是否全部完成了收治，他表示，能帮忙收治进去的都已经收治进去了。

　　后据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了解，2月10日凌晨，掌握这一情况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下达指示，此事必须彻查清楚!相关责任人必须严肃处理!

　　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立马约谈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在约谈过程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高雨措辞十分严厉，诘问武昌区相关领导：“应收尽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要把好事办好，怎么能把好事办坏?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

　　高雨称，“中央指导组对于这起事件的意见是：区政府和街道要向这些患者挨个赔礼道歉，对相关责任人根据党纪政纪严肃问责。另外，作为区长、作为指挥长，在这件事上你应该负什么责任，要向上级写一份深刻检查。”

　　接受约谈的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面对诘问，脸色通红。余松称，“得知9日晚的事件，我非常痛心，我们有责任，一定深刻检讨。”

　　看了这些报道后，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党员干部的行为会如此恶劣?我觉得，这既有相关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问题，也有区政府的问题;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整个社会环境和政府长期工作上的原因。

　　首先，这件事反映出相关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素质很差。

　　在将辖区内重症病人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的过程中，这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组织工作很粗糙，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现场组织很乱;二是害怕被传染，始终与患者保持“安全距离”，后来甚至不告而别。

　　这反映出三个问题：

　　一是严重缺乏工作责任心。将辖区内的重症病人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这是上级给街道-社区下达的任务，也是街道-社区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有关工作人员不认真组织，说明他们严重缺乏工作责任心。

　　二是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很差。整个转运组织工作杂乱无章，反映出有关人员组织工作的能力水平很低，工作作风不细不实。

　　三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在疫情和工作任务面前，首先考虑到的是个人的安全，而不是30多位年老患者的安全，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行为，缺乏起码的爱心。

　　其次，这件事反映出武昌区政府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不高。

　　一是组织领导水平不高。在当前来说，将辖区内重症病人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是武昌区政府组织的一项重大防疫行动。因此，必须周密计划，充分准备，严密组织实施。可是从组织实施的实际情况看，武昌区政府对这项重大防疫行动的组织指挥工作是很不严密的。既没有在行动前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实施时也没有派人到所属各社区和定点医院进行现场指导和组织指挥，这反映出武昌区政府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的水平不高。

　　二是工作作风不细不实。现在防疫就是打仗，对武汉市来说更是如此。可是武昌区政府还仍然采取平时那种按部就班、打电话发通知的工作方法，这既反映出区政府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不强，也反映出他们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武昌区政府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既有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反映出他们在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上的严重不足。

　　目前，城市区政府机关人员一般都是公务员，其中科长以上干部基本都是中共党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由公务员、事业编制和聘用社工三部分人员组成，其中各级负责人基本都是中共党员。武昌区政府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党员干部的问题，其中，既有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反映出他们在政府机关和社区组织建设特别是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上的不足。

　　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来看，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利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全国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党员干部遇事首先替自己打算，有的竟然置国家、集体、人民群众和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宁肯牺牲国家、集体、人民群众和他人的利益，也不愿牺牲个人的利益。武昌区某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在转运辖区重症病人时的表现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来看，武昌区政府机关和社区组织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力，党员干部缺乏起码的党性和工作责任心，对自己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没有感情，对人民群众的病痛和生命安危麻木不仁。此外，机关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高高在上，办事马虎，敷衍了事，完全失去了人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应有的公仆意识和政治责任感。

　　综上所述，这次武昌区政府机关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在转运辖区重症病人时暴露的问题，以及武汉市、湖北省和全国其他地区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的问题，都说明各级的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该好好抓一抓了，不抓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