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朝鲜日报》近日报道称，为应对生物武器的威胁，美韩两国签署了《生物武器监视合作构筑协定》，将于2015年共同构建生物武器监视体制。相比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欺骗性、易扩散性和长远危害性等特征，而且生物侵害未必体现在战争中。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

生物国防是国防的一部分。它是指国家安全防御措施中，制订预防敌对国家、地区的敌视入侵行为所采取的，针对以生物为载体的武器防御政策、行动和研究反制措施。此次韩美两国之间专门针对生物武器而构筑合作体制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对生物武器的监视将包括炭疽菌、鼠疫等十余种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并非耸人听闻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受过生物侵害。生物侵害的方法既有战争方式，也有威胁、恐吓、污染、改变基因组等其他多种方式。

在我国古代汉匈战争的后期，由于汉军攻势凌厉，匈奴军队在谋士的策划下，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汉军触及、食用这些牛羊，或者饮用遭到污染的水源后就会染上疫病，丧失战斗力。汉武帝时期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后很快病死了。现在看来，这位暴病而亡的一代名将，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近代史中，生物用于作战的技术更加成熟，也更加残酷。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日本军队一开战就开始使用毒气。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队更是肆无忌惮。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生产过746万发毒气弹，同时还研制了可以破坏水源、杀伤人畜的生物武器。

二战以后，生物武器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军事专家称，生物作战能力的强弱，对于在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战略主动权有着特殊影响。一方面，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地位仍很突出。尽管生物武器用于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但由于生物武器的物质基础仍然存在，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给军队带来的威胁也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生物武器领域已成为军事争夺的新制高点。美俄英等军事强国加紧制订规划，不断增加投入，加大研制力度，使生物武器的发展速度加快。其中，美、俄、英等国将发展基因武器、可控制性传染病手段作为军事技术开发的重中之重，并已取得一定优势。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马里兰州设立基因武器研究中心，先后投资了近百亿美元。

尽管一些新型传染性疾病的生化背景还有待于研究和查证，但其灾难性的后果和生化武器扩散带来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生化安全环境逐渐恶化的趋向。另外，邪教组织和恐怖分子也掌握着大量生物侵害技术，如9·11事件后美国出现的炭疽袭击情况，这些邪教组织和恐怖分子在使用生物侵害目标时，缺乏理性，对普通百姓更易造成伤害。据统计，世界上现在有200多个恐怖组织，分布范围广，组织严密，且大多具备生物攻击能力。

1975年3月26日，国际组织正式发布《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宣布加入该公约。但是，这个公约没有建立国际监督检查机制，因此不少国家在签约以后仍旧在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

生物侵害复杂难防

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往往首先服务于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生物技术也不例外。由于生物技术表现在军事、经济、外交、能源等多个领域，而且很多生物技术被世界科技大国所掌控，生物战争一旦发生，处于技术水平劣势的国家很难有效防范。

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上，技术先进国家的生物入侵很喜欢在这一领域做些手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一些政治家就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不止是外敌入侵和犯罪活动，严重地人为破坏生态环境同样危胁到国家安全。1985年，埃及外交部长加利曾断言：“我们地区的下一场战争将因尼罗河水而起，不是因政治原因而起。”

由于生物技术与生命现象有关，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十分迅猛，涉及到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环境、医学、农业、粮食、生化战争、生物恐怖主义、人口安全等，其覆盖面是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2003年，美国《军事医学杂志》就曾发表了题为《基因组计划与基因治疗：通向下一代生物武器的途径》的论文，提出了生物战争的一种新的形式和发展趋势——基因组战争。同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可以发展一种新型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对特定平民人口长期施用，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或者体质衰退”的目的。这种武器的使用，就如同艾滋病给亚非拉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一样，受害国将承受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比生物侵害更恐怖的就是生物威胁。学者认为，生物威胁具有易行性、散发性、隐蔽性、突发性、多样性、欺骗性等特征，发动生物威胁比发动生物战争门槛要低得多，而影响力却要大得多。比如发生在一些国家变种流行感冒病毒，因其有较高的致死率，常常被人们猜想为是某些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生物侵害和生物威胁。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共享，一些技术优势国家能够主宰技术劣势国家，后者一旦遭受技术侵害就很难防范。尤其在食品、药品、服饰等日常用品中，一旦被赋予某些有害生物因素，普通百姓无法做到有效甄别，只能“躺着中招”。

美国率先构筑生物国防

生物国防概念最早由前苏联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研究所主任、国家生物国防中心教授阿列别克博士于1999年6月提出。然而，美国率先在全球构筑了生物国防。

美国科学家联盟（FAS）于9·11以后，开始重视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问题。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公共卫生安全以及生物恐怖主义的警戒和应对法》和《反生物恐怖主义法》。2003年，布什总统提出生物屏障十年计划，投资60亿美元。2004年，美国政府发布《21世纪生物防御》，同年国会还通过了《生物盾牌计划》法案，支持药品和疫苗等研发用于应对生物和化学恐怖袭击。2009年，美国政府出台《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显示美国政府重视生物威胁，并将对生物防御的关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新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重申了应对生物武器威胁是国家安全的顶级优先方向。综合2010年报道，美国2001—2011财年生物防御经费资助已达到618.6亿美元。生物防御经费主要分配给DHHS（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三个部门。

美国于2000年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标志着基因组战争将由传说变为现实。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称他拒绝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令人不安的信息，意味着生物战争的威胁进入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新阶段。

2010年7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先前部署的生物国防“布萨特计划”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强化的安排。该行政令指出，“布萨特计划”的防御目标是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国土安全和公共安全，是基于风险防范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计划，各部门必须在行政令签署限定时间内全部落实。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至少有6个反生物恐怖活动联邦机构，已建立和研发的应对生物恐怖的信息系统共72个，其中检测系统10个，监测系统34个，通讯和报告系统10个，支持技术系统18个，而且大多数信息系统已经实现了内部和外部的有效沟通和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除国防和国家安全等部门建有信息系统外，美国退伍军人事务管理部还建立了1个信息系统，主要监测退伍军人疾病发生的种类及流行规律，以测算这些退伍军人服役时曾经受过哪些生物侵害。

加强生物防备刻不容缓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物威胁，我国应加强生物安全防备，确保国家和人民应对可能遇到的生物来袭。

提高认识。目前，我国尚缺少整体生物安全国防战略，尤其是对农业安全、环境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认识不到位，缺乏生物威胁的警惕性。在美国，一个新的物种引进或研发，都要经过国防部全程监测，即所有军民通用技术都在军方掌控之中。而我国一是一些地方企业和科研院所国防意识不强，二是军队技术水平做不到有效监测。

健全组织。生物防备是一项需要军民都要参与的工程，我国应借鉴先进国家做法，及早建立健全相关组织。笔者建议，国务院主管全国的生物防备工作，国防部、外交部、农业部、公安部、国土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海洋局等部门分工协同，国家制定生物防备规则，划拨专项经费保障活动长期开展。

加强理论研究。应加强对生物国防、生物威胁、生物恐怖、生物侵害等问题研究，形成一批前沿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成果，为我国的生物防备指明方向、摸索路子。国家、军队和各地区要及早制定《生物安全战略》，以战略的形式引领、指导全国、全军的生物防备工作。

建立应急处置体系和训练有素的专业处置队伍。生化恐怖袭击的医学处置和防护是个系统工程，涉及侦察预警、检验鉴定、污染消除、防护与医学预防、自救互救与专科救治等各方面。卫生、公安及相关部门必须建立与职能相符的应急反应队伍，有人员、技术等必要的准备。

（作者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本文原载《科技日报》2013年10月29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