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谁也没有下命令不让谈论“计划”或“计划经济”，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此就有些讳莫如深或缄默不言。要提可以，那就是只能是批判，至少也应该是数落它的种种不是。如有人说“计划经济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效节约社会财富”，又有人说“计划经济不能解决对企业、劳动者的有效激励，没法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人类的灾难”等等，给“计划”、“计划经济”制造了许多不白之冤。另外，更有甚者，如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所指出的：有人恨计划经济就像恨阶级敌人一样，他们“像对待阶级敌人要把计划经济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①　从此，“计划”、“计划经济”逐渐被冷落，被排斥。时至今日，这二者已经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离开了学坛。再过若干年，人们要想了解“计划”、“计划经济”，或许只能到故纸堆中去寻找了。

然而，即便如此，“计划”、“计划经济”却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些思想者的头脑。这些思想者，不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怎样为“计划”、“计划经济”正名，怎样为它们再挣得一隅生存的空间，再寻找到一块用武之地。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人也时时念叨起计划经济年代的公平、正义、“大锅饭”与“铁饭碗”等等。在此，笔者也想借此机会谈一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既是事之常理，也是天下大道

《礼记·中庸·第二十一章》写道：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所谓“预”，就是在做事之前要有准备、有计划。整个句子的意思是说：无论做什么事，如果事前有准备、有计划，就能成功；不然，就必然失败。这是天下大道，普遍规律，充分说明了计划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即使是一位小学生也不例外。他要学好自己的功课，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否则，将是得过且过、苟且偷生，一事无成。所以，一个人要想学有所成、事业有成，做一个于祖国、于人民、于社会有用的人，非有计划不可。

计划的重要性，于个人如此，于一个集体也是一样。如一个企业，要搞好自己的经营也必须有严格的计划管理，这是客观需要、历史趋势，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状态下，由于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又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合伙制、股份制、国家所有制，等等。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这些变化，虽然在一定时期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到了某些改善，然而，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这些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因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固有本质，仍然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私所有制的框框内。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其对立与竞争反而变得更加剧烈，并且最后走向垄断。其结果就是，它会“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1]495于是，就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开始走上了计划经营的轨道。恩格斯指出：

【“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支配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2]270】

列宁也指出：

【“既然有了托拉斯, 无计划就不存在了。”[3]353

“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3]436】

可见，由于那些大的垄断企业的诞生，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经营，已经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基本常态。现代社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严密的生产经营计划，如投资计划、生产计划、技术攻关计划、新品开发计划、成品销售计划、市场拓展计划、对外合作计划等等，并且在这些计划中还有计划之计划。这是一个严密的计划体系或系统。没有这些计划，企业就无法运转，无法生存。

不仅如此，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经营也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所具有的常态。过去是，现在也是。不信，去问问我们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天工业集团”、“中石油”、“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铁路建设集团”等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了解了解他们是怎么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或者也可以亲自去目睹一下武汉市“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看看我们的建设者是如何组织施工建设的！

那些竭力排斥“计划”，诋毁“计划经济”的人们能敢说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脱离“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不依“计划”行事吗？既然那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都需要用“计划”来指导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企业却反而应该抛弃“计划”吗？

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绝对要求与一般前提

“计划”的重要性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如此，对一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则更是不能例外，尤其是社会劳动量或劳动时间有计划的分配。马克思指出：

【“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4]580】

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的这种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虽然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但是，“计划”总是一种普遍需要、且有用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起初，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主要是由亚当·斯密所揭示的那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来实现的。后来，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更趋激烈，即使有所谓“国家所有制”的存在也不能使之得到缓解。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它就愈是把资本关系“推到了顶点。”[5]303 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企业同企业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变得更加尖锐、剧烈。面对此，资本家除了必须在企业内部“实行统一领导”、搞好自身经营管理外，还要求在宏观方面得到“国家的干涉”。[1]496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5]302 根据西方战后的具体实践，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干预或对生产的领导既有经济的，也有法律的、还有一定行政的，更有计划的等种种形式。但很可惜，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的国家始终无法作出一个统一的、符合社会全成员实际需要的科学计划来，指导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因而也使它始终不可能摆脱那固有的无序与混乱，甚至大规模的周期性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发展国民经济，并不只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特殊需要，而是所有社会条件下国民经济的一般要求。即使是由一个人组成的社会也不例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鲁滨逊为例作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请注意黑体字.以下同。笔者注）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6]93-94】

　这位鲁滨逊先生很聪明，他不仅要“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还要把得到的“各种使用物品”记载下来，算出“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说，他还要进行经济核算，找出他的经济效益来。这样，就使他对下一步的“计划”分配会做得更好、更精准，收到更好的经济效果。

上述说明，不论什么社会，即使是由一个人组成的社会，其社会劳动的分配、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必须按比例进行，并且还必须是有“计划”的。不过，这里好像看不出有“计划”二字。但是不妨试想，鲁滨逊各种劳动职能的分配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自然的、自发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当然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既然如此，那就是有“计划”的了。不过，这种“计划”只是在鲁滨逊的脑子里，而不在纸上。

上述可见，一切社会，不论是如生产社会化程度极高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如鲁滨逊这样极简的的社会，都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可以说，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绝对要求与一般前提。既然如此，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是否可以例外？当然不能。不仅不能，而且还要有更加严格、统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建立科学的计划经济制度、体制、机制，指导国民经济科学、健康、稳定、协调、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各方面都是有计划的，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公有制市场主体、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农业尤其是那些自主型高技术集体农业、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及高科技产业、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防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金融保险事业、有计划地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等等，等等。此外，还要加强科学管理和有计划地推进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改革，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三、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上述可见，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尽管在客观上也要求做到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使它很难如愿，因而始终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对此，早在18世纪，法国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就提出了要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想法。如巴贝夫，他在构想自己的共产主义“国民公社”时，就不仅提出了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张，而且还同时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思想。[7]90-91　巴贝夫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位著名的思想家给予了充分肯定与继承，并且付诸社会实践。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实验中第一次将“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来设置。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尽管脱离现实，但是却有着非常科学合理的因素，因而，它影响了很多后来人。

把“计划经济”由空想变为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一项重大创举，也是一大历史功绩。这他们在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伟大发现。他们发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最不经济的“经济”，它对的社会的物质资料，包括土地等各种自然资源、尤其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与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在工业中，资本主义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在其农业方面，它“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它“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552-553　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使劳动力精力衰竭”，“使土地日益贫瘠”。[1]917】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还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种无序竞争的破坏性经济。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4]581】

这样，无序竞争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每一次都是颠覆性的，骇人听闻。

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对社会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巨大浪费，如何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危机对社会经济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有针对性地创造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的科学构想。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

【“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8]120】　

另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一卷，又把“有计划的分配社会劳动”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一并提出，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揭示出来、确定下来。[6]95-96 在《资本论》第三卷，甚至把社会主义社会干脆直接称作是“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而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主体。请注意黑体字。以下同。笔者注）。 [1]745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同，也一样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直接称之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5]307

上述可知，“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是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本质规定之一。因此，我们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要“计划经济”，不能不坚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与协调发展。否则，我们搞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至少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

四、“计划经济”有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经济计划”是其具体的实现形式

“计划经济”，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人类进步思想发展史、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连马克思自己都十分欣喜地指出：计划经济，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使人类开始了一个由“必然王国”向“真正的自由王国”转变的新的历史进程。[1]926-927恩格斯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使那种存在于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307-308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数千年来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的劳动者得到了明亮阳光的照耀，也使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经济之舟得到了罗盘的指引，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与达到理想境地的希望。

“计划经济”是一种理论抽象，自然需要具体的实现形式或方式，这就是“计划”即经济计划。“计划”到底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能不能指导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与协调发展，是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这种争论涉及的不过就是到底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来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与价值规律融合起来的问题。如果能将这两个规律融合起来，那么，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就能得到很好解决。否则，就不能。

对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作了先导性、示范性的研究与阐释，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可期待、令人惊喜的前景。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963】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对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社会劳动”进行分配的“价值”，并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那个“价值”，而是“价值决定”中的那种“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社会就可以用“簿记”这种形式将社会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建立起联系来，直接把资源或社会劳动时间分配社会的生产部门，以生产适量的产品满足社会的需求。然而，马克思这一思想只能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却不能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是我国经济活动最普遍、也是最适当的形式，因而价值规律依然是支配我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规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与价值规律融合起来，把“计划”工作做好？

实际上，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早就给我们作了前瞻性提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规律都不过是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其中，前者是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在商品经济社会的表现，后者则是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同一性，或本质联系。这种同一性就是决定价值实体及其量的规定的那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这就为“计划”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

【“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联结成一个自然体系；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6]394】

还指出：

【“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种类的商品上。”[1]716】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

【“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1]717】

可见，价值规律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的这种内在同一性，已经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了。

当然，这种联系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把这种理论上的联系变成一种现实的东西，还得有有意识的活动，即“计划”，即“经济计划”。这就是把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使之变为现实的一种实现形式。

那么，“计划”又怎么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早在50年代，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就曾提出要“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科学主张与构想，并且强调“只有把计划放在价植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9]37　可以说，孙冶方先生的这一真知灼见为我们如何按价值规律要求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直接联系起来指明了方向，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半途而废，不改弦更张，继续坚守孙冶方先生给我们奠定的良好基础，持之以恒，继续探索，不断完善，就一定能建立起一套既符合科学、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成熟的计划体制、机制与方法。这样说，这并不是妄想，更不是狂想，因为我们有充分科学的理论依据，又有一批老前辈在前30年的研究与我国数个“五年计划”实践的良好基础，还有现代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的先进的思想方法、计算技术与计算工具等等。有这么好的基础和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我们的计划经济制度、体制、机制等等建设好？

五、回答几个问题

1.“计划经济”到底是一种经济制度，还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法

在我们的学术界有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只是配置资源或分配社会劳动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什么制度。因而，他们总是把“计划经济”看做“经济计划”，将二者划上等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计划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即配置资源或分配社会劳动的方法。说它是一种经济制度，是因为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表现，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鲜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属性。它仅仅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说它也是一种方法，是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也需要有一定的具体形式来实现对资源或社会劳动的分配。这个具体形式就是“经济计划”。这个“经济计划”，撇开它所涉及的经济主体、所要实现的社会目的不说，仅就其形式而言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属性。因而，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计划”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所以，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把“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混为一谈，或同日而语。

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并使之与“经济计划”相区别的首先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列宁。列宁早在1922年曾指出：

【“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实行计划经济（请注意黑体字。以下同。笔者注）。”[10]555】

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先生同样坚持这种看法。他在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苏联、中国等“这些国家都有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包括资产的国家所有制，而且包括中央对经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的控制，由于中央计划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经济被称为计划经济。”[11]857　另外，我国当前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也是这么说的。其中指出：

【“计划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并介有制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纷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 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12]568】

此外，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原来把它所属一百多个会员国分成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类。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资本主义”这个称谓很不光彩，总是挨骂，于是向联合国提出，要求把他们这类国家改一个名称。对此，联合国经过长时间周密考虑，遂将这类国家叫做“市场经济国家”。与此相应地，又把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叫做“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于是，在联合国的文献中，从此就以“市场经济国家”代替了资本主义国家，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代替了社会主义国家。

可见，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并使之与“经济计划”区别开来是合理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能够成立的，无可厚非。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必须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要百倍尊重、千般爱护，切不可马而虎之。须知，“计划经济”与公有制都是我们全体国人的命根子、护身符，没有它的存在就没有我们人民的一切。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肆虐全国的新冠肺炎的袭击。大疫面前，党中央果断决策、积极应对，实行统一领导，计划协调、科学施治，举全国之力展开了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歼灭战。在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领导与统一指挥下，各行各业、尤其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勇敢担当，雷厉风行，加紧生产运输，将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和各种急需的物资按计划、有秩序地从各地紧急调配、派发，点对点直接送达疫区，使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有序推进，很快就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明显效果，得到了国人的真诚感激，也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如果没有包括计划经济的诸多优势，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将会遭受到一场灭顶之灾，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少了“计划经济”。

2.“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

如果把“市场经济”（这里我把市场经济加上了引号，当做“市场经济”。笔者注）仅仅当做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那么，它同“计划经济”则是可以兼容的。“计划经济”体现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而“市场经济”则是它的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计划经济”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范畴、基本规律，建立起自己科学的计划体制、体系，搞好资源配置，指导与调节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与协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可以是主与仆关系或者说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明确，不可混淆，更不能颠倒。

3.“计划经济”到底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节约社会财富

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决策、管理体制，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节约社会财富。对此，笔者认为，这是对“计划经济”的一种最大的误解。从前文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计划经济”思想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张，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对社会财富及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两方面弊端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既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解决其存在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因为“计划经济”社会的计划管理部门通过提供尽可能完善的“经济计划”，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与供给直接联系起来，然后再将各种资源或社会劳动按照社会各部门的实际需要分配出去。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几十年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抗击新冠肺炎也是这么干的。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供给就是这样的点对点、点对点，使需求者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得到及时满足。经济的这种运行方式既准确又迅速，而且经济，特别是在这其中避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多重迂回转运、倒买倒卖、有意囤积和恶意投机等等。这样的做法，如果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那么，也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社会资源或社会劳动同样得到合理的分配，保障和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的平衡与协调。而不致于因为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损失与浪费，也不会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序竞争而造成的大破坏，更不会因为那种周期性的经济震荡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这不是对资源最合理、最科学的配置吗？这不也是对社会财富最大、最有效的节约吗？在实施“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们讲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讲社会财富的节约与否，从来都是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的，首先是在全局上、总体上算好大账、总账。然后才在此种前提下，再来算好局部或微观方面的小账。我们追求的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并且首先是宏观的、整体的。然而，这一点，那些崇尚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家们是始终不能理解与接受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站在资本家个人的立场上，从微观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待所谓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社会财富的节约的。他们只能学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念叨着所谓“投入—产出”、“最大与最小”的教条，根本就不懂得怎样站在国民经济的全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理解问题。

4.“计划经济”能不能解决对企业、劳动者的有效激励，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有人说，“计划经济”不能解决对企业、劳动者的有效激励，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们的企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它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脊梁，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的基石，也是全体国人走向幸福、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这样的定位，既给了我们的企业最高的荣誉，也给了它最大的责任。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既是国家公务员又是亿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秉持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荣誉与责任，不辱使命，勇于担当，甘为国家和人民履职尽责。我们的劳动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不仅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而且还给了他们做国家、社会与企业主人的权力，使他们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获得了成功、荣誉与发展的机会。在他们心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国、爱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高信仰、最高追求，也是他们战胜一切困难、获得所有成功的力量源泉。在他们心中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在，就有一股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勇气与力量。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他们就是一种最大的激励。再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存在，给了他们“大锅饭、铁饭碗”，基本做到了使他们百事不愁，终生无忧，这又是对他们一种最好的激励。另外，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持久开展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以及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带头作用、表率作用，对他们也是很好的激励，等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们的劳动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讲激励，主要是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精神的作用。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人是最“唯心”的动物，除了需要吃饭睡觉，还有精神需求，最信服真理的力量。马克思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9】　

恩格斯也在他那被马克思赞为“天才的经济学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指出：

【“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

还说：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14]67】

我们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精神的作用，并不是否定物质利益的激励。这种物质利益，首先对于我们的企业，在于给予它们以市场主体的地位。通过参与市场活动，那个著名的价值规律会给他们激励，使它们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除此，还对它们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使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更先进。其次，对劳动者来说，按劳分配制度的存在，也会使他们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让所有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另外，对于我们的企业和劳动者，那些特别优秀、特别突出，为国家、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我们的人民政府也会除了给予适当的精神奖励（如优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秀企业家等）外，也会给予必要、乃至重大的物质奖励（如奖金等）。这种激励，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国家层面，而且也存在于我们的各级人民政府，乃至所有的企业与基层单位。

上述可见，在实施“计划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我们一点也不缺激励的办法、措施，我们的激励比起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来，其办法、措施要多得多，并且也科学得多、有效得多。正是这样，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们取得了令世人惊喜的伟大成就，迅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众所周知，我国从1953年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要求编制“五年计划”正式实施计划经济的，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其中，除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由于主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年均负0.4%增长外，其余各个时期每年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在1953～1957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没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年均增长15.5%，达到了最快的速度；1966-1970年的“三五”时期，年均增长9.3%；1971-1975年的“四五”时期，也达到了年均增长7.3%的水平。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为迅速。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 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②　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旧中国不可比拟的。难道说“计划经济”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吗？

这是历史，使我们难得体验到“计划经济”那种生动鲜活的一面，以下，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真切实例。武汉市为满足患者就医需要，真正做到“应收尽收”的要求，尽快切断病毒传染源，决定新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家医院。其中，“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床位1000张，此外还包括一系列附属设施。为尽快完成这一建设任务，医院从立项到设计、再到施工建设，最后到落成交付使用一共才7天时间。其中，设计1天，施工建设6天。为完成这项建设任务，数千的建筑工人和数百台的建筑机械从四面八方调配，数不清的各类建筑材料和医疗设备从天南地北筹集……，施工现场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火朝天，然而却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就这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奋不顾身、奋斗不止，就在这7天里，一座现代化的高标准的专业医院顺利竣工，创造了一项世界奇迹。对此，外媒纷纷点赞，赞口不绝。一位网名叫Jmie　Webber的英国朋友说：

【“只有中国才能在7天内建成容纳1000张床位的医院。这要是在英国，光决定是否要建一所医院就要花7年的时间，而且花费还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出来，有人却通过一些文书工作赚了很多钱。”】

另一位网名叫Same的澳大利亚朋友说：

【“中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设者，在澳大利亚，政府需要25年时间来做出决定，然后再用20年时间来建造，成本会是50倍，且最后仅以项目的四分之一完工！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决心和果断总是让我吃惊!”③】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计划经济”，还有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与阐释，比如“计划经济”到底是否可行、“计划经济”是否真的就是人类的灾难、过去“计划经济”时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一种内生性的还是外在的、现在新发展的高科技是否能解决计划中的信息不足与计算难题，如此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其中有的笔者已经在文中作了说明，虽不是直接针对这些来说的，但是笔者认为也算还是比较清楚了，无需再多言。至于还有一些问题虽本文未能涉及，但已经有学者著文作了阐述，所以也无需笔者再费笔墨。另外，所有这些问题，还因为本文篇幅有限，也不宜再作更多的说明。敬请原谅！

最后的结语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与英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语为我们揭示了世间常理、天下之道。从古至今，凡事没有不先筹谋、计划的。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集体如企业也是如此。就生产经营来说，小生产如此，大生产也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都不能例外。有计划是人类一切社会生产活动的绝对要求与一般前提。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有计划只能在其微观环境或它的企业内做到，而很难在全社会实现。

而社会主义却很幸运，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全社会劳动者实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不仅可以使我们的企业能够做到有计划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有计划的发展。可见，有计划地发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本质表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只要有公有制的存在，只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坚持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除非你不要社会主义，不想搞社会主义。因而，我们必须尊重“计划经济”的固有本质属性与客观要求，改进与完善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机制与方法，做好发展国民经济战略与计划体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对此，我们每一个国人、特别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明确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要尽快从西方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与自由主义、市场原教主义诀别。

注释

①王今朝　用本体论证明计划经济思想万丈光芒　政经中国网　2020-02-14

②丁冰　新中国前30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　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0期

③占豪　外国网友感叹：中国一日，我们一年啊！（新浪财经2020-02-03）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列宁全集　新版（第2 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 巴贝夫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孙冶方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0] 列宁全集　新版（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93.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屈炳祥，察网专栏学者，中共武汉市委退休干部。主要研究方向系《资本论》与市场经济，曾任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发布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