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亚洲病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最严重的障碍，中国鸦片瘾君子之多，也是西方制造“东亚病夫”的最大成绩。
鸦片对中华民族的毒害极烈，不仅导致家庭经济的困难，而且导致家庭纠纷。而且吸食鸦片成瘾以后，不仅身体体质下降，神志萎靡，最后多数就此衰竭而死。这大大地毒害了人们的体质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威胁，以至于八旗兵后来获得一个“双枪兵”的诨名。1820年有人估计说“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吸鸦片者不下数万人”，一个城市出现如此众多的鸦片瘾君子，工商业安得不衰。1838年林则徐经过察访后说：
【“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后来由于鸦片烟毒的蔓延，内地也开始种植鸦片，这大大地影响到农业生产。民国初年的独立运动大潮中，各省地方政府开始形成军政一体的军阀割据局面，各个军阀无不把鸦片作为当地财源来扶持，并积极向邻省输出，鸦片危害之烈又更上层楼。
东亚病夫，这是实情。但西方人如此嘲笑中国人，也不问问自己良心：是谁把中国人变成病夫的？但西方人是只崇拜胜利者的。
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之后，就成为葡萄牙和荷兰鸦片贩子之后最大的鸦片贩子。鸦片贸易所毒害的主要区域是中国。在鸦片大规模运销中国之前，合法贸易中国每年都有相当的入超。因为鸦片走私严重导致大量金银外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在鸦片战争前夕，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大致情况是：中国出口货物1384万元，进口货物1121万元；鸦片进口为1379万元，导致金银输出1116万元。金银外流的结果是国内银价腾贵，1820年代初，库平银每两折制钱1000文，1832年已经涨至1350文，1838年，继涨至1600多文，1844年，则达到1700多文，1850年，已经涨至2200多文。由于清政府规定收税按银两计，同时制钱却是广大劳动者日常通用的货币，农副产品出售，长工短工和手工业工人、官府差役的工值，都是按制钱结算的，所以银价提高一方面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同时也使得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愈益贫困。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要清政府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英国的议员投票赞成开战，倒不是说他们个个都是毒犯，而是他们深知此战关键到英国汇票的本息，关系到英国的金融霸权，为此他们确实不惜一战。
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军事失败的症结所在：
【“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于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名著中追问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队人数不过七千，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袭远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朝所调集的大部队，其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竟然不能应付这七千海盗？而今想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则却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韩毓海在书里写道：
【“通过大量的战报和奏章分析，胡绳发现了一个久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被从内地调来的大批清兵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部队，故而非但行动集结极其迟缓，等其赶到，高度机动的英军早已杀向他地，更由于清军因“穷”而成“匪”，不但纪律性极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地方、乃至抢掠百姓成为家常便饭，且清军之间的互相攻击、彼此屠杀，更是经常激起民变，从而导致沿海百姓反过来为英军提供情报，甚至成为英人侦探。如此里应外合，这才造成英军得以以小击大，变被动为主动。”】
韩毓海认为，胡绳在考辨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方面，清军已经成为一群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另一方面，清军并不擅长英军所采用的海洋战争。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结合起来，直接导致了清军军事上的战败。同时，一旦英军兵临南京并封锁长江，就会断绝清朝的“漕运”，最终将“对清王朝的经济和国家税收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打击”。
鸦片战争，表面上是集权主义的老大中国败给了民主自由的英国，实际上英国的力量来自它的超强武力，而英国的超强武力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税的能力。
英国的崛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于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而不在于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等。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却被英国打败。
在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英国人在广东就可以凭借英格兰银行的汇票兑到白银，以此为补给来侵略中国。甚至可以说英国是用中国的钱来打中国，而清政府虽然在本土作战，却越打钱越少。最终投降了事。其深层次原因是扁平的管理结构，造成国家财政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困难；官僚集团实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对民生与产业奉行自由主义的原则，特别是对于基层，基本委之于豪民小吏。如此则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名义上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实则各自为王，国家总是面临力量分散即无钱的境地。
当局者对失败的真正原因毫无反思。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沿海买办、包养宗族、节制鸦片贸易方面，而并没有把整顿日益紊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军事制度、打击沿海地区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地方势力，作为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针政策，更没有意识到货币体系的紊乱、财政上对于沿海买办商人的依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败对于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参考资料：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