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回答记者关于国家采取的防控措施评价的问题时，指出：
【“有哪个国家中央的政府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组织性、能够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这么做？所以使得它的甚至病情的预测都有很大的改变。”】
无论是作为医学专家的钟南山，还是作为共产党员的钟南山，这样的回答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看法。
这里所指的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这次访谈当记者问：“国外的同行如何评价”时，钟南山作出上述回答。在国际场合上，作为医学专家的言论，用“中央政府”显然更加合适一些。
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在这次防疫战中是怎样体现的？除了全国迅速采取措施外，最明显的还是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情况的及时处理。
关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在防疫战前段时间的表现，在此暂不评论。但疫情蔓延势头难以遏制，确实是事实。党中央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于2月13日对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整。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同时调整，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和武汉市委员会负责人的调整，而不是对省政府和市政府负责人的调整。因为省长、市长、县长、区长等等，是人民代表选出来的。他们的职务变动，是要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并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后才能决定。这肯定会耽误不少的时间。在救人如救火的情况下，走那样的法律程序，肯定是不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种时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中国体制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至于这次调整的效果，疫情没有结束，尚不能作最后的结论。但这个调整决定的本身，已经得到了公众普遍的拥护和欢迎，则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
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而首先明确阐明并始终坚持这个立场的，是毛泽东。他的这个思想，可以浓缩在他的两句话中。
第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春天以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革命形势跌入谷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当时，蒋介石的枪杆子比毛泽东的不知多多少倍，强多少倍。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是，蒋介石的动员能力都放在社会的中上层，而毛泽东动员能力则从社会的底层——农民做起。这样，动员起来的，也就是觉醒起来的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很快就能够为自己的利益拿起枪杆子。人民战争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反观蒋介石，尽管费尽心机，始终无法把社会的中上层动员到同心同德的水平，因为这些中上层各自都有势力范围。因此，蒋介石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共产党上面外，自己还受到中国地方军阀、地方势力的割据严重制掣，能不失败吗？美籍华人知名历史学家徐中约一针见血地写道：
【“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
同为美籍华人的知名历史学家齐锡生，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国深造，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1992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2年—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其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被业界称为“影响甚巨”。他在《剑拔弩张的盟友》一书中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大陆时代一直未能解决中央和地方军人之间的矛盾，在其败退大陆不久后，却由毛泽东完成了国家政治和军事统一的局面。毛泽东的方法既非国民党北伐完成后的政治收买和息事宁人，也非美国人的模糊愿望的地方利益协调与扩大地方团体的政治参与。他的方法是让这些地方势力团体从中国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共产党的方法有几个重点：首先是经由统战工作引导他们在内战中倒戈，然后予以改编和解除武装。要不然就是在战场上将之击败，并在击溃他们时穷追猛打务求彻底歼灭。最后对残余分子，以大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手段使其灭亡或判刑入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之下，绝不允许他人手中握枪。这样就使这些盘踞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地方武装实力派，从此在中国政坛上连根拔除，也把中国近代史上饱受困扰的一个政权和军权之间的大矛盾彻底解决了。”（见该书第770页）】
邓小平说：
【“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是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铸造起来的。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第二句：“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说道：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在此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的。
新中国成立时，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已经全面确立。一元化的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对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突出了党的政治核心地位，使党能够在执政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地最有效地发挥动员能力。
“抗美援朝”是对共产党在执政情况下的动员能力的一个大考。毛泽东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动员起来的“乌合之众”，击溃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组成的军队的进攻。
【“这是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针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当然，这也是亚洲大陆国家应对来自海洋的挑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而从世界地理历史的角度说，这次胜利的意义，还远未被我们认识到。”（见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的一个“动员”号召，在当下的防疫战正在进行时，又红火起来：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据国家爱卫会网站介绍，在毛泽东的号召鼓舞下，
【“全国党政军民学齐上阵，以极大地爱国热情投入到气势磅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去，有力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初步改善了城乡卫生面貌，基本控制了疫病的扩大流行，振奋了民族精神。”】
土地改革也是对共产党的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检验。1978年至今，尽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完全肯定了土地改革的正当性，但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值得称道的是，被公认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尽管他的朋友和同事中有不少是否定土地改革的，但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讲真话。他肯定土地改革，认为这一运动完成了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
【“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
中国共产党在动员能力方面主要表现在发展和动员人力上的优势，这也在国家建设上充分体现出来。到1957年，在旧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的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成就。按照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说法，章伯钧等很多著名的非党人士都赞叹：“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但是不久，有些著名非党人士却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并且一时还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如下表述：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尽管走过弯路，但取得成就仍然不可低估。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在其著作《高思在云》中指出：
【“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
“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能力为了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农民的剩余资源用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把现代部门里，尤其是都市和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都社会化，然后作为快速发展工业化的重要资产。”】
关于这个阶段取得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部分已经有详述，在此不赘。
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犯错误的时候，党的动员能力同样会出现偏差，给社会主义事业事业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损失。但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近100年的历史，不管走过多少弯路，犯过多少错误，但事实证明，纠正错误，继续前进，靠的还是共产党动员人民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动员起来，领导他们彻底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国家面貌，一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任何以造成损失为由而不信任或则否认共产党的动员能力的人，不管出自于什么动机，最后都会被历史证明是一种误判。
防疫战打响后，习近平多次号召：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2月7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也说：我们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的战争。这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