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老话题，而是一个不新不旧的话题。人们之所以在近日提起这个话题，并把其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讲，是因为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实在凶猛，对国人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危害，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人们在联系当前新冠疫情思考生物安全时，特别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时，总是有意无意地碰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

首先，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国家安全学理论中讲到的资源安全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资源安全的构成要素。当代国家安全体系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构成要素很多，但这些要素并不处于同一层级。如果说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一级要素，那么生物安全则是资源安全下的国家安全二级要素，是国家安全的次级要素。这种含义上的生物安全概念，是生物安全的本意，其含义就是人要敬畏自然，敬畏生物，尽量使各种生物（包括其基因）处于自然的安全状态，保持生物物种本身的延续和多样性，如果开发利用和改造，包括改造生物基因，必须慎之又慎。

其次，生物安全在本意之外，还经常被用在“生物技术应用安全”的含义上，从而使生物安全成为科技安全的内容。与资源安全一样，科技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一级要素，其下也包括许多二级要素、三级要素，其中一个二级要素就是“科技应用安全”，“生物技术应用安全”则是“科技应用安全”下的国家安全三级要素之一。人们都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既可能造福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整个人类，也可能危害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整个人类，关键是看人们如何使用这把科技双刃剑。因此，科技应用安全，包括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应用安全，就成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其三，如果有的国家把生物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制造出“生物武器”，特别是所谓的“基因武器”，那么生物武器安全、基因武器安全，就成为军事安全的重要内容。自原子弹问世以来，“核武器安全”就成了军事安全中武器装备安全必然包括的内容。同理，“生物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出现后，“生物武器安全”，特别是基因武器安全，必然成为军事安全中武器装备安全的要素之一，从而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军事安全下的一个国家安全三级要素。

其实，生物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处于什么位置，而是生物及其基因对人民、国家和人类的影响、威胁和危害，特别是如何克服或减轻生物问题对人类和国家生存发展的冲击，如何保障自然生物和基因在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方向上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如何保障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的开发利用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

从总体上看，生物是整个自然界的一环，生物及其自然状态下形成的生态平衡，是整个人类和所有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人类和各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且在总体上迄今多是积极意义。但是，包括生物在内的自然物，并非都对人类有利，也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包括洪、涝、旱、震、虫、疫在内的各种自然现象，对人来说就是灾难，是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自然因素。虽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力量有所增长，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依然是非常眇小的存在，包括疫病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依然不断威胁和危害着人类和各个国家的生存发展。

同时，人类对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基因资源的开发利用，虽然在总体上同样是积极有利的，但也同样存在着各种隐患，时不时出现一些威胁和危害人类及不同国家生存发展的问题和事故。人类在开发利用包括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方面的技术进步，包括古老中医药技术和当代生物医药技术，从不同方面增进了人类健康，护卫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同时也并非没有隐忧。生物技术发展，特别是基因技术发展，如果失去价值导向，罔顾人伦风险，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甚至陷人类于灭顶之灾。

附：当代国家安全体系图示

【刘跃进，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学创始人。本文原载“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