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议 人 人 平 等
罗文颖
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后，“人人平等”表面上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美国在1776年发布的《独立宣言》中宣告： “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权力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直至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都强调“人人在权利上一律平等”。可是，人类真的实现了“人人平等、公平正义”了吗？
就拿一些“学者”标榜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来说，在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中就明确宣告： “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可大量的奴隶制庄园依然存在了近百年，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其奴隶制不知还要保存多少年。南北战争中，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两部文件的实施，自然是为了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但客观上也有实现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经济上平等的作用。因此林肯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国家广场建了林肯纪念堂。尽管1862年就公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尽管美国法律禁止种族歧视，但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仍然不受尊重，1968年马丁·路德金因倡导民权运动被暗杀。直到目前，美国歧视黑人等少数民族的事件还在不断地上演着。在经济地位方面，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提供的数据，1973年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44%；2002年占50%；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增至51%；收入最低20%家庭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4.2%，2002年的3.5%，降至2012年的3.2%。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调查研究，在社会总财富占有方面，富人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十，却占有大约80%的社会总财富，占总人口（下同）百分之一的富人占有40%，千分之一的富人占有20%，万分之一的富人占有10%。正是私有制带来的贫富差距造成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才导致美国的种族歧视长期难以解决。
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制造的不平等就更多了。中美关系从1786年首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来华正式开始。史料记载：1805年，美国人从波斯、土耳其运鸦片到中国贩卖，实际贩卖的时间更早。由于急需发展国内经济，美国武装干涉才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开始。抗日战争中，美国一边玩“中立”，一边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援助日本解决了军需工业生产技术方面的种种困难，完成了重工业现代化，使日本由轻工业国跨进了重工业国，如福特公司与霍特森公司提供给鲇川“满铁株式会社”现代化的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鲇川财阀在库页岛建立了新式电气采油工业；梅隆公司帮助中岛财阀飞机制造业完成现代化改造；三菱财阀的造船技术和制铝技术是美国帮助升级换代的；联合碳化物公司把煤气加工成套的建厂设备卖给了日本……。据华盛顿中国经济研究协会1938年统计，在各国输入日本的军需物资中，美国所占的比例为：汽油和石油65.57%；金属工业及机器77.09%；钢铁及废铁90.39%；钢铁半制品53.67%；铜为90.39%；飞机及零件76.92%；汽车及零件为64.67%；金属合金99.33%。1938年美国输日作战物资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七七事变后的头三年日本所消耗的4,000万吨汽油中，美国供给了70%；1940年美国输日作战物资达2亿零63万8千美元。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这种间接屠杀中国人民的恶行不知还要延续多久。有人会说，美国企业不受政府控制，这些物资与美国政府无关。试问：美国的海关不归政府管吗？这些战略物资都是走私出口的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接受外援22.54亿美元，其中美国以赠与和贷款方式援助超过20亿美元，军事和经济各占50%，美援总数约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50%以上，同期，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及民用剩余物资,作价2亿3千2百万美元售与中国政府（上述美国助日援蒋资料、数据均摘自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1972年中美关系大门重新打开，1979年1月1日建交，同年4月美国参众两院就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这种妄自尊大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引起中方强烈反对，中美在1982年又发表了8.17联合公报：“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三十五年过去了，美国落实了8.17声明的哪一条承诺？忍让没有换来友好。1993年制造银河号事件，1999年炸我驻南联盟使馆，2001年在中国领空撞毁我军飞机，直到今天还在东海、南海搅局，这是民主国家该干的事吗？这就是契约精神吗？
现在有种论调，认为大国小国是不能平等的，小国如果与大国讲平等，就是找死找抽；小国必须依附大国，大树底下好乘凉嘛！请问：世界主权国家194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74个，不都是在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框架内建立两国关系的吗？平等互利难道不是讲的平等吗？大树底下好乘凉是指夏季，冬季谁还去大树底下乘凉，除非有神经病。面对朝鲜半岛剑拔弩张、阴云密布的态势，国内外的一些人恨不得把朝鲜从地球上抹去才好，巴不得中朝开战，或者把朝鲜逼入绝境。朝鲜拥核是对别国的威胁，其他有核国家就没有威胁吗？比方说，一个三十岁的壮汉一手攥着大刀、一手握着手雷，时常在一个十岁孤儿家门口耀武扬威，还口出狂言要灭了你；无奈，十岁孤儿也做了一把大刀，一些旁观者不干了，指责十岁孤儿是惹祸的根苗。这是什么逻辑？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在一些人眼里的穷国古巴、朝鲜，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韩国的GDP是比朝鲜高，韩国实现了在经济上人与人之间平等了吗？朝美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社会制度之争，既公有制和私有制之争。正是由于生产载体、生产资料归少数人所有，才分裂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家维护资本家利益，宣扬“人人平等”的虚伪性和历史局限性。所以，早在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为了论证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注了毕生心血撰写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出版），从剩余价值的角度，证实了消灭私有制的合理性，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解决生产载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产品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有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活动，才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
有的人会说，马克思发表《资本论》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了，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上依然走在世界前列，不都是因为搞的私有制嘛。这种观点是对私有制的误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英国产生，完全得益于民主制度的兴起。英国议会源于古代的贤人会议，1265年召开的西蒙议会是议会的雏形，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被认为是英国议会产生的标志。议会成为反对专制、扼制王权膨胀的有利武器。1640年到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阻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统治，经过“光荣革命”，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度的形成，最终将王权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世界强国的前提。它揭开了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的一面，必须承认推动了社会民主进程的积极作用。议会制加普选制（政治上平等）表面弥合了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生产载体、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掩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企业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则用罢工、工会协调来解决。但私有制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依然是社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间隔一段时间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生产载体、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从美国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到现在已经241年了，从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过去69年了，“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的信誓旦旦实现了吗？经济上的差别——贫富悬殊消除了吗？对不听西方国家指挥的弱小国家经济制裁、武装侵略还少吗？西方国家可怜过被制裁的弱小国家人民日渐贫困吗？通过货币、利率、股市、贸易榨取其他国家资金的手颤抖了吗？既然已经当了损人利己的“恶人”，还要立块“平等、正义、民主”的“遮羞布”干什么？
现在，“普世价值”被某些人炒得火热，似乎按普世价值去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表面看，普世价值包含的平等、公正、民主、自由、人权等是那么回事，实质上，如同一个人七十岁了看面相才六十岁左右；一个人才五十岁看面相快七十岁了。任何事物都不能看表面文章，必须看实质内容。普世价值罗列了很多动听的词藻，其实就一句话：每个人从生到死在现代社会应有的权利！而人权包括两个方面：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包括：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和劳动收益。只有在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公允了，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普世价值恰恰回避了私有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还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吗？比如，人人生而平等，一个靠捡破烂谋生和一个富翁的生活会平等吗？他们生出的孩子，在吃的、用的方面能平等吗？
前面提到，资本主义能够在英国产生，完全得益于“民主”制度的兴起。1265年英国召开西蒙议会时，中国正是南宋快要灭亡的时候。两宋共计在世31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完善的重要时期，是封建王朝由强变弱的转折点，程朱理学兴起虽然丰富了古代文化，但宣扬消灭个性，实行奴化教育，进一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宋代统治者将《四书》，尤其是《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使科举考试逐渐变成了八股文式的僵死的教条，成了束缚读书人和官吏的工具。两宋以后，统治阶级大多数人的思维——在少数民族的进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温良恭俭让”，一味的用钱、物，甚至国土相送，来换取暂时的安宁。明末清初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时期，是民主政治确立的时期，而中国是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时期。明代设立的锦衣卫、东、西厂等机构，使皇权真的至高无上了；封驳权（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由于明代罢三省而大为消弱，清雍正以后，六科给事中与御史职掌合而为一，封驳权彻底废除，权大于法畅通无阻了。客观地说，发达国家是普选制深入人心的，中国是小农意识充斥多数人的头脑中。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1885年中法镇南关之战，法国总理茹费理引咎辞职；而道光、咸丰、慈禧等人在战败面前稳坐龙椅。战败后的慈禧也曾效仿君主立宪制，但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帝制推翻了，国家没有走向富强，民众也没有争得民主，人人平等更是遥遥无期。近代史的洋务运动也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罢，都没有使中国形成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也没有形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的平等。从1911年到1949年的近四十年间，中华大地上枪炮声不绝于耳。
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造就了皇权独大的等级制，名门望族的世袭制，各级官员的特权制，男尊女卑的夫权制。而这些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不错，儒家思想有闪光点，是古代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如孔子的“有教无类”；“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等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有些成语就出自《四书》，如“祸起萧墙”、“拔苗助长”等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可惜，这些都没有发扬光大，反倒使封建糟泊大行其道了，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论语•第十三篇》中，孔子把种田者贬为小人，这就是许多知识分子瞧不起体力劳动者，不愿意与工农结合的由来。西汉的董仲舒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归纳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因此汉武帝才“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旧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治国理念。儒家文化与小农经济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思想——小农意识。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文革中的批孔，《丑陋的中国人》鞭挞的那些现象，对批判封建糟泊作用有限。君不见，儒家登上了大雅之堂，孔子铜像一度被请到了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面对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儒术也成了治国的信条，被媒体大肆宣传，不但设立了孔子奖，还满世界的建孔子学院，何也？取消退休双轨制喊了很多年，至今难已解决，难道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作祟吗？
本作者认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是严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地位似乎是平等的，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什么是人权？经济地位平等才是最大的人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根本所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几乎就是一句空话！本作者读初中的母校，在1970年12月组织学生拉练（学习部队行军）到了双滦区大庙镇某村，宿营在老乡家。有个学生看到墙上挂着火枪，很好奇，取下来摆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学。当时的“地富反坏”想偷支枪（一些基干民兵家中还有半自动步枪），杀大小队干部及其他人，易如反掌。为什么全国六十多万个村庄没听说发生这种事呢？原因就在于经济地位平等。我当知青时，没见到少分“四类分子”口粮、克扣工分的。正是对地富等人在分配上与其他社员一视同仁，才使得毛泽东时代社会秩序相对最稳定，中共和政府相对最廉洁。古话说得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毛泽东以马列主义政治家的伟大胆略，以哲学家的敏锐目光，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宗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打破“历史周期率”，为实现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真正的平等，进行了积极有益富有成果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只有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
为了实行按劳分配，1956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统一了机关、事业单位、部队、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标准。为了避免“吃大锅饭”，《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改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适当的扩大高等级工人和低等级工人之间工资标准的差额；做到高温工作工人的工资标准高于常温工作工人的工资标准，井下工作工人的工资标准高于井上工作工人的工资标准，计件工资标准高于计时工资标准，以克服工资待遇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同时，为了使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更加合理，各产业部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工人的技术等级标准，严格地按照技术等级标准进行考工升级，使升级成为一种正常的制度。”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科研、教育、医疗、文学艺术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影响巨大。如，宋庆龄评为行政一级，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则评为行政二级，工资相差百分之十以上。后来又将四级以上党内干部的工资一律调整为四级。原二十四个行政级别减少到二十一个。工人的最低工资与干部的最高工资的差距，由“工改”时的二十倍左右逐步缩小为十倍左右。
正是在分配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国家又实行长期稳定物价的政策，这才激发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冲天干劲。工农业总产值（不包括第三产业）由1952年末的67,900万元增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75年末301,311万元，增长了4.44倍；在科研人员只有发达国家几十分之一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在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还研制出了领先国际的科学成果：1、人工合成胰岛素（1958年立项，1965年出成果）；2、青蒿素（1967年立项，1971年出成果）；3、籼型杂交水稻（1958年立项，1973年出成果）。还有一项重要成果被人们忽视了——江苏新医学院1975年编写完成的《中药大辞典》，共收载中药5,767味（《本草纲目》1,892味），其中对部分中药成分、药理进行了化学分析，有单味药治疗疾病科研成果的临床报道，在中药现代化方面贡献突出。这些，改写了自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后近九百年没有领先世界科技水平的历史，令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大家知道，近代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新中国在这种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避免发达国家在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资本原始积累出现的惨剧，又要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是摆在中共和毛泽东案头的重大课题。这无疑比新民主义革命还要复杂艰难百倍。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三大差别”外，在经济地位上基本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然而，处于等级制、特权制、权大于法包围的中共各级干部，如何保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兵），不亦晚乎！”（《黄帝内经·素问》）。这段话警示我们：不论人的病还是社会的“病”，都需提前预防。未雨绸缪是伟大的政治家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为此，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很明显，毛泽东对干部的要求，就是为了打破封建藩篱，实现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平等。可是，各级干部中有些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时的表现，很让人失望。在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要求各级干部读书，读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即《党内通信》，本作者注）。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事实证明，我们很多干部不但对社会主义不懂，对资本主义也不通。这才有了文革。文革就是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平等，进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治制度改革运动！古今中外只有毛泽东时代，农民才有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人才有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售货员才有被选为人大副委员长的。
近四十年来，有一股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潮。有的人总爱拿今天比毛时代，认为毛时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些信口开河的人罔顾历史事实，把新中国说得还不如民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统治大陆二十二年，以轻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10%，90%几乎是农业经济。民国时期经济最好的年份1936年粮食产量2,773.9亿斤，钢产量41.43万吨，到1949年粮食产量2,263.6亿斤，钢产量15.7万吨。新中国建立仅三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末，粮食产量3,087.9亿斤，钢产量135万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57年末，粮食产量3,700亿斤，钢产量535万吨（数据摘自1957年《人民手册》）。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一个人的成长很相似，比如女人十二岁左右来例假，十八岁以后生育才有益于身心健康。社会的发展，不是抓来的小猪子，当年就能出栏！认为新中国成立就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思维，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尽相同，这是由于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同医生给人治病，首先必须弄清病因，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即使是相同的病，服用剂量相等的同一种药，不同的人效果也不一样。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从清末开始某些决策者总喜欢照葫芦画瓢，不懂移植之术，造成了消化不良的通病。就好比去北京、上海旅行，由熟悉当地实际状况的本土导游引路才是常理。而一些人却请来了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学家，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做“导游”，其效果可想而知。国内外一些人口头赞成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大脑里、行动上依然坚持着封建制的等级观念，把人分成了若干等。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绩的同时，产生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目前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何种状态，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都说明中国依然缺少实行普选的经济基础，还是实行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为好，逐步地、真正地做到以宪治国、依法治国。本作者敢断言：如果实行多党制，神州一定会发生内战，一定会分裂成数个国家，人人平等会遥遥无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2014年09月01日初稿写于承德
2016年03月21日二稿改于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