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们教导过我们，读书、看文章，要带着敬畏和学习的心态，才能博取众长、有所获益，要老是带着挑剔、挑刺的目光，就很难学到东西。原则大体上是对的，具体运用还要看情况。笔者最近拜读一位知名学者的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2019年12期上的一篇雄文《新中国70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就忍不住挑“一挑”。是的，笔者只挑这片长文章的第一个标题“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1949-1979年）”，以及相关主要论点。概念的界定、学理上的推导，需要长篇大论，能力、精力和手头资料都有限，我们就删繁就简、直奔主题，从最直接、最具体的“证据”入手。

笔者感到十分“不悦”的，是作者的下面一段论述，为了公平起见，全文“粘贴”如下：

【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政治哲学却始终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智识活动，更不可能在此期间产生出有关政治哲学的积极学术成果。比如，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政治哲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后更名为《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分别于1959、1960、1961、1965年摘译了4篇（条）西方学者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成果和著作信息，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政治哲学研究上的一种真正觉醒。将这个特定的30年界定为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显然是符合事实的。从学科建设的层面上说，政治哲学在这个30年的荒芜与空白应当说不是一个个例，而是表征着一个特定时期的普遍现象，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在这个30年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从学科特质和研究对象来看，政治哲学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无法从学术上开展出来，又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其中，哲学的知识化阐释，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论述中说理的部分先不管。我们看这一段举例说明：

【“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政治哲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后更名为《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分别于1959、1960、1961、1965年摘译了4篇（条）西方学者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成果和著作信息，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政治哲学研究上的一种真正觉醒。”】

笔者看到这段，也是惊了。这种按关键词在知网检索的学术研究方式，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一位显然很难说是劳动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一句话，现在的人，不是思考者，只是检索机器。这姑且也不管，人家爱检索检索。

可检索的那个结论对吗？难道我们人民中国的学者们在前三十年，围绕西方学者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成果和著作信息”，居然只有上述4篇？笔者不信邪，替这位学者复了盘，再行检索，结果居然有重大发现。的确，要是在知网搜索中，按“政治哲学”为关键词，搜出来前三十年的文章，一共是6篇，有一篇是1972年发表的英文文献，也不算了，反正笔者英文不好，看不懂，还有1篇是1962年5月16日《前线》杂志发表的署名“兴东”的千字左右的国际随笔《笑与骗》，评述的是时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的卖弄“微笑外交”的事，照我们看，是很好的政治哲学文章，既然学者没有算，那也就不算了，没关系，因为“好戏”在后头。

其他4篇，学者文中列举的年份是对的，但没有列出篇目，为了方便说理期间，笔者将其一一列出：

看，就是4篇呀。且慢，检索的工夫如果只是到这个层次，那实在有些太丢分了。别说普通本科大学生，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初中生，都懂得“顺藤摸瓜”的道理。那么，接下来的检索工作我们来替学者继续继续：

我们的第一轮检索这样来进行，把搜索方式从“关键词”变成“主题”或“篇名”，搜“莫根索”，结果（为了节约篇幅，结果为0的检索就不提了）是这样的：

同一个“莫根索”，“多”出了2篇，看样子，都是政治哲学相关的论文吧。

接着搜，以“新保守主义”为主题，前三十年有好几篇，严格卡着“政治哲学”的定义走，删掉不可能，下面这篇是板上钉钉的。

如果不相信，请看文章摘要：

【“在论述‘新保守主义’的日益增多的文献中,《保守主义者的幻想》又给它添上一本。作者奥尔巴赫在本书中猛烈地攻击新保守主义者，以致即便是自由主义读者都要起而为之辩护了。他把一切新老保守主义斥为十足的胡扯。许多评论到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圣奥古斯丁、斯多噶派、萨里斯柏利、约翰和柏克等都被列为保守主义者。”】

又多出了1篇。那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4篇，而是7篇了。

别着急，多着呢。第二轮搜索开启，检索方式以“作者”启动，请看“刘祖法”：

发表于1959年12月27日的这篇《从世界范围看种族关系》算不算政治哲学论文？我们认为顾名思义，都算。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把文章摘要列举出来：

【“要是我们从世界范围看种族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二个重要的事实：第一，种族关系是欧洲文明在十五、十六世纪开始向外发展的结果；第二，种族关系是存在于所谓白种和所谓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这种从世界范围对种族关系的看法，布莱斯爵士1902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就谈到了。他在那次演讲中说，欧洲人或先进种族和有色人或落后种族所发生的密切而普遍的接触，是世界必经……（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

都反思到种族关系上去了，算不算“政治哲学”？又多出1篇吧？8篇了。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我们搜教授论文中所说的第4篇（1965年7月30日发表）拉斯立特等编：《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第二辑）的作者（应该是译者）“定扬”，“大瓜”来了：

读者诸君能看清楚吗？从1959年到1966年8年间，这位“老兄”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每年发文数量，从2篇（1962年）到27篇（1965年）不等，绝大多数年份都是10篇以上，总数达99篇。其中有多少篇是“政治哲学”文章呢？抱歉，我们已经“不敢”数了，不会数了。大而化之，别点开看内容了。

1966年的12篇中，汉普夏：《个人的自由》1篇、个人是什么?——第4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一个批评性报导1篇、库伯：《一个非洲资产阶级：南非的种族、阶级和政治》1篇，共3篇，算吧？

1965年的27篇中，形而上学、历史性和历史主义1篇、富裕与贫困的风险1篇、约翰·麦克缪雷：个人的首要性1篇、李卡奇曼编：《凯恩斯〈通论〉三十年报告》1篇，算4篇，可以吧？

1964的14篇中，布朗：《后帝国主义》1篇，弗里德曼：《资本主义和自由》（！感叹号是笔者加的）1篇，欧美的福利国家概念1篇，就算3篇，行吧？

1963年8篇，好了，都不算政治哲学了；

1962年，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1篇，要算上；

1961年13篇中，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共两卷）1篇，托因比（！应该是现在统一翻译为汤因比吧——笔者注）：《历史研究》第12卷1篇，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韦伯：《城市论》1篇，列维：《哲学与近代世界》1篇，拜格贝：《文化和历史》1篇，算4篇，公道不？

1960年11篇中，罗素：《西方的智慧》1篇，柯普斯顿的《哲学史》第四、五卷1篇，算2篇，可以了；

1959年12篇中，罗素近著：《我的哲学发展》1篇，《富裕的社会》1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1篇，好了，算3篇。极其极其保守地估算，是20篇。加上前面的8篇，一共是28篇（这里的“篇”包括“条”，只从检索结果统计看）。而这仅仅是1959——1966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摘译的“西方学者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成果和著作信息”，怎么能说是“只有……4篇（条）”呢？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笔者孤陋寡闻，似乎还有个刊物叫《世界知识》，上面会不会也有政治哲学方面的文献介绍和研究呢？

读者诸君，您们以为这就完了。闹闹闹，还远着呢。按照这位学者雄文的表述，“我们只要一提到等彪炳思想史册的哲学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及贡献。”也就是说，只要在知网收缩的关键词或者主题中，输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施特劳斯、罗尔斯以及孔子、孟子、王阳明”等名字，再按照作者的政治哲学概念套一套，从1949到1979，结果简直就是荒芜和空白。

是吗？搜关键词“王阳明”，从1957年到1975年，论文总数是12篇，其中不乏侯外庐先生这样的大家，还有关于阳明心学的直接评述，不算政治哲学论文？就是苏格拉底，汪子嵩先生早在1963年10月份的北大学报就撰文涉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名单，逐一对照仔仔细细地搜一搜，把这个数据再合乎“天理”地加上去。一定是几十个、上百个4篇！我们是累了！

必须强调，知网也并非“全知全能”，述而不作不是一种美好的德性吗？为什么只有知网收录的才算研究了呢？况且，当时能够收集和看到的外文文献还没有列入。总不能假定说前三十年，没有专家学者能看懂并且研究西方原著，并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式地进行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吧？决不能用蒙昧的反智的偏见和污名来对待前三十年的政治哲学研究者，不管是大学里，还是在田野里。

交个底吧，近年来一个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论，在学理上的价值似乎还有待被普及。注意，无论有些人想还是不想、愿意还是不愿意，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相互否定。而这一结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具体来说，包括像政治哲学这样的“后起”概念，如果要作为一种学术现象或者认知问题，就不宜粗暴地因“荒芜和空白”这样的后来居上者说。因为不公平、不公道也不真实。哪怕这里的“政治哲学”按照这位学者的定义，指的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进行前提性追问和反思的学问，也是中西思想史长河中最悠久的学术支脉之一”。

我们从直观上，实在无法想象，政治哲学这么“大”的学问，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居然是“荒芜和空白”。那么，又如何解释后来的许多聪明人、大学者一说起“那时候”就说是“政治至上”、“天天搞运动”、群众生活里政治元素“太多了”一类指责？一面是“空白”，一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后政治参与的热情极度高涨，“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进行前提性追问和反思”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两报一刊”、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势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大场面都不列入关于“这个特定的30年”的政治哲学的学术考察吗？又如何能够一擦瓜子把三十年波澜壮阔的人民政治生活、思想生活的痕迹都抹去，然后得出“把这个特定的30年界定为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显然是符合事实的”这样粗糙粗鄙粗暴的结论呢？

需要“找补”一句，我们的观点从动机上对事不对人，没有真实和真话，公平和公道就会无法企及，更不可能有美好生活。我们也希望大学者，不管自身立场“左中右”，就事论事，把那个4篇（条）的“统计学”问题，拨冗说说清楚。先打个预防针，这个，跟会不会检索、熟不熟悉电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