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惶恐,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写细写(原文如此——引者注)。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但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某作家还在1月30日的日记中说:“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
看了某作家对中国干部队伍的评价,我就感到非常纳闷:她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就一直待在自己家里,哪里都没有去,她怎么就知道“一场疫情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
这说明,某作家在《方方日记》中对疫情发生后中国干部队伍基本情况的评价,依据的不是事实,而完全是她自己的主观臆断。
就我所居住城市的情况看,各级官员自疫情发生以来的表现是很好的。这个评价没有一点夸张,确实是“很好”。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在全国上千万人的干部队伍中,在一个省几十万人的干部队伍中,素质比较差的干部甚至害群之马肯定也是存在的。人们经常用“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来比喻害群之马所起到的恶劣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锅汤里有了一粒老鼠屎,就说锅里全部都是老鼠屎吧。所以,某作家以湖北及武汉某些官员在疫情之初的表现为依据,说全中国上千万干部的素质都很差,是不是太武断、太片面、太极端了呢?
我认为,我们看待任何问题,都应力求全面客观,而不能仅凭个人恩怨。比如,我本人就曾经受到个别警官的训斥,但不能因此就说全国的警察都不好。
我今年已经70岁了,从我本人几十年的亲身经历看,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其总体水平来看,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
我认为,分析中共干部队伍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共干部队伍的总体情况肯定是好的,否则中共也不可能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这个时期,由于中共成为了执政党,时间长了,也出现过一些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但在那个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是干部队伍的主体,特别是毛主席对干部队伍建设抓得紧,对干部要求严,注重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还经常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整风,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也比较重。例如,1952年杀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1964年将搞婚外恋的某军区副司令员降职为某团级农场的副场长。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是比较好的,并涌现了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和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等一大批勤政廉洁、一心为民的优秀干部。
三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个时期,由于从知识分子中选调了一大批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中国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各级一心搞经济建设,对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有所放松,加上市场经济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群众监督的排斥,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明显滑坡。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十八大召开前,官场腐败愈演愈烈,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的形象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四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查处了周永康等一大批腐败分子,实行“八个禁止”、“五十二条不准”等廉政规定,有效克服了“公款吃喝”等顽症,干部队伍的整体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和进步,我想,任何一个公道正派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当然,目前中国的官民关系还不是那么融洽,这其中既有干部队伍素质的问题,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如贫富差距扩大和医疗、住房等问题。但是就中国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来看,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好的。从今年世界各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情况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前面说的是对中国干部队伍总体状况的看法,下面再说说湖北及武汉的干部。
某作家3月6日的《方方日记》中说:“整个湖北及武汉官员能力之低,魄力之弱,一遇大事,立即现形。”
我对湖北及武汉干部队伍的情况没有作过调查了解,但我对某作家“整个湖北及武汉官员能力之低,魄力之弱”的说法表示严重的怀疑。我想,可能湖北及武汉确实有一些官员的能力素质不高,但要说“整个湖北及武汉官员”都不行,恐怕也是太武断、太片面、太极端了吧。
疫情发生后这两个来月,全国都把目光聚焦到湖北及武汉。在这期间,湖北及武汉发生了多起引起全国公众关注的事件,例如,1月上中旬有关部门对疫情防控措施不力的问题;1月初李文亮医生被警方训诫的事情;1月下旬湖北省红十字会因捐赠物资分配问题受到媒体和网民质疑;2月4日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因对当地疫情一问三不知被免职;2月9日晚武昌区某街道工作人员在将重症病人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的过程中,组织工作混乱,工作人员也没有跟车服务,导致重症病人长时间等待情绪失控的情况在媒体上曝光,2月10日晚中央指导组约谈了武汉市、区两级政府的三名领导;2月15日网上曝出湖北省司法厅一退休副厅长(原巡视员陈北洋)确诊后拒绝送医隔离;2月20日前后网上先后爆出湖北、山东、浙江三个省的5个监狱发生犯人感染疫情的消息;2月24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7号通告后仅3个小时,就很快被新发出的第18号令宣布无效;2月26日前后一名在武汉女子监狱服刑的犯人黄某刑满释放后,在武汉封城、北京严密防控的情况下,由其在北京的家属自行驾车接回北京家中;3月5日中央指导组到武汉市青山区翠园社区等地实地察看社区防控和群众生活保障情况时,有居民当场反映有造假行为等。对于这些事情,我先后写了五六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对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批评。
与此同时,在这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我也看到湖北及武汉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为防控疫情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中央和外省市媒体对援鄂医疗队的情况报道得比较多,对湖北及武汉特别是基层社区的战疫工作报道得比较少,但我仍然从一些海量工作完成情况的背后,看到了湖北及武汉各级党政机关干部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辛勤工作和默默奉献。所以,我认为,湖北及武汉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素质能力差的干部肯定有,但也只是少数。不知道湖北及武汉的民众同不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说到湖北及武汉素质差的干部,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及我之前文章中批评的有关人员外,我认为,某作家即《方方日记》的作者也应该算一个。为什么说某作家也是素质差的干部呢?我是从四件事情得出这个结论的:
第一件事是某作家写的《方方日记》。中国有句老话叫“文如其人”,就是说,人们往往能够从一个人写的文章中看出这个人的思想、品德、性格和爱好等。我与某作家根本就不认识,连她的亲友都不认识,但我从她写的《方方日记》,也看出她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思想、品德肯定是有问题的,这里暂且不论,就说说她的性格吧。我猜想她可能是一个比较要强,比较固执,平时遇人话比较多,喜欢直言,性子比较急,喜怒形与色,但稳重、内敛与温柔不足的女人。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第二件事是某作家自己在《方方日记》中提到的叫交警用车把她的侄女送到机场一事。
某作家在1月30日的日记中说:“好在侄女母子今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他们被隔离在了一个度假村。要深深感谢洪山交管局。侄女昨天得到的通知是:新加坡的飞机今天凌晨三点起飞,晚上要提前到机场。交通封锁,大哥不会开车,侄女母子根本没有前往机场的交通工具。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大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所属洪山区,我向洪山交管局询问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他们局有不少我的读者。于是说你还是在家写作吧,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将我侄女送到机场。我们全家都由衷感谢他们的帮助。有急有难找警察,这个是最靠谱的。”
后来,不少网民对此事提出质疑,认为某作家是在搞特权。于是某作家又在3月12日的日记中辩解说:
“我必须要作一些说明:1、我的侄女母子离汉是中新两国政府商议后,新加坡政府于2020年1月30日半夜安排专机的撤侨对象;2、我哥哥已是七十多岁老年人,住属地为洪山区。他们无车,送机不便。而我和洪山交管局辅警小肖认识,在此紧急情况下,我询问肖警官可否去机场一事,肖警官遂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热情相助,用的是他私家车哦。这有什么不可以吗?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同样感谢武汉警察不仅白天工作在一线,且用休息时间给处于急难中的武汉市民和在汉滞留人员以帮助。我虽然是作家,但我也是疫区中的一个老百姓!”
某作家前后两段话存在明显的矛盾:前面说是她给洪山交管局打电话,交管局就派肖警官开车(或带车)把她侄女送到机场。而后面又说是她询问肖警官可否去机场,肖警官遂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用他自己的私家车把她侄女送到机场。
这件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某作家说了假话。不是前面说谎就是后面说谎,肯定是说了假话。这不仅可以由此看出某作家的人品,而且大家对她整个《方方日记》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能不产生严重的怀疑。
二是某作家明显违反了武汉市的规定。武汉市防疫指挥部1月25日发出的第9号通告规定:“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过批准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市民确有通行需要,按指挥部第8号通告执行,各社区配备足够车辆保障需求。”这就是说,按照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第8、9号通告的规定,某作家的侄女到机场,应由某作家的哥哥向所在社区申请车辆保障;洪山区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所有的私家车和未经批准的公务用车都要禁行。由此可见,即使是肖警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用自己的私家车把她侄女送到机场,也是明显违反禁令的行为。这说明,在防疫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某作家为了一己私利,仍然我行我素,竞然置政府禁令于不顾。人们不得不对她的品德操行表示怀疑,她所自我标榜的“为了武汉人民的利益”也完全是骗人的。
第三件事是《中国诗界》诗刊社社长兼常务主编、诗人乐堂春对她的揭发。
2018年7月21日中国梦文学网刊登了一篇作者为乐堂春,标题为《方方:你声明辞去湖北作协主席是哗众取宠》的文章(全文附后),该文说:“自方方当选湖北作协主席以来,湖北文坛弄得鸡犬不宁,你争我斗,你虞我诈,窝里咬。大家都将自己扮演成高尚道德卫士。方方更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标榜自己纯洁无瑕,别人都是一堆狗屎,臭不可闻。只有她自己馨香,干净得如没有开苞的处女。”“方方,你领导无方,早应辞去湖北作协的主席了。”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家之言,我们没有调查核实不能全信,但至少说明某作家领导能力有限,这个湖北作协主席没有干好。
第四件事是某作家名誉侵权两次败诉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据媒体报道,2014年在鲁迅文学奖评审过程中,某作家发微博,斥责湖北省一诗人“四处活动,搞定评委”,并在微博中利用柳忠秧的诗句将“批评”直接指向柳忠秧本人,柳忠秧个人与其诗作迅速成为了网络热点。于是诗人柳忠秧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某作家名誉侵权。
此案经过一审和二审,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终审判决驳回方方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要求:方方应立即删除侵害柳忠秧名誉权的两条微博及评论、转发文字,在其新浪微博上刊登道歉声明,并向柳忠秧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元。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案件是两审终审制,所以这一判决在宣布之后就立即生效。但某作家拒不执行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书中“删除相关微博,在微博公开道歉”的要求,反而致信广东高级人民法院,诘问“作为公民,我的批评权利在哪里?”2017年10月27日,诗人柳忠秧去世,他最终也没有等来某作家的道歉。
某作家作为一个省级人民团体(厅级单位)的负责人,竟然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某作家法制观念如此淡薄,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实在是太不象话了!
从以上四件事,大家可以看出某作家的素质有多么差!某作家作为湖北省作协主席虽然不是公务员,但与公立医院的院长一样,也是吃国家奉禄的干部。某作家在《方方日记》中借他人之口骂其他干部是“狗官”,那她自己又是什么官呢?
我不是说素质差的干部就不能给党和政府提意见,而是说如果某个干部自身的素质很差,却在那里把全国的干部都说得一无是处,是不是太可笑了吗?
附《方方:你声明辞去湖北作协主席是哗众取宠》
2018-07-21 11:30:37来源:中国梦文学网作者:乐堂春
湖北省作代会近日隆重开幕。召开的当日中午,著名作家方方通过一纸声明辞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这声明在网上发布很快就被删除了。其实方方这是哗众取宠。这次湖北作代表召开是湖北作协主席换届的,方方明知这届自己不可能再任主席,不如给自己挣回点颜面,迅速声明自己辞去湖北作家协会主席,将自己湖北作协主席这个宝座坐到最后一刻。
如果她不恋这个宝座,何为不在当年当选的当日就声明辞去这个职务?竟连任两届??说明她是很需要这个宝座的(不竟是正厅级宝座嘛!名利大大的有)。只是知道这次换届再无当选主席的可能,故来一个哗众取宠的辞职声明。
自方方当选湖北作协主席以来,湖北文坛弄得鸡犬不宁,你争我斗,你虞我诈,窝里咬。大家都将自己扮演成高尚道德卫士。方方更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标榜自己纯洁无瑕,别人都是一堆狗屎,臭不可闻。只有她自己馨香,干净得如没有开苞的处女。
湖北文坛搞得这样鸡犬不宁,丢尽了湖北作家们的脸。为什么其他省份的文坛没有像湖北文坛这样你争我斗,你虞我诈?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为什么在湖北文坛竟像地痞无赖、骂街泼妇?窝里斗?
方方,你领导无方,早应辞去湖北作协的主席了。
相信,新一届的湖北作协主席,一定会领导湖北文坛走向团结、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