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某作家在《方方日记》的首篇,也就是1月25日(正月初一)的日记中这样说:“没料到现今武汉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导致武汉成为全国的中心,导致封城,导致武汉人到处被嫌弃,也导致我被封在城里。今天政府再度有令:中心区域今夜零点,开始严禁机动车行驶。而我又恰住在中心区内。很多人来询问,也有人私信,大家都在关心和问候,让我们这些被封在家中的人倍觉温暖。刚才《收获》程永新给我信息,说不妨写写‘封城记’。闻此始觉,如果我的微博还能继续发出文字的话,我还应该继续下去。也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
某作家说,她之所以要写作《方方日记》,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可是,我们把《方方日记》一篇一篇地全部看完,发现某作家在日记中所写的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许她在日记里提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是真实的,但从整个日记来看,她写的并不是真实的武汉。难道武汉是一片“暗夜”,只有李文亮“这一束光”?难道武汉遭到了屠城,竟然是“一城血泪”?难道武汉人民没有向瘟疫进行英勇的抗击,结局竟会是“没有胜利,而是结束”?
看来,“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并不是某作家写作《方方日记》的真实意图,至少可以说不是她的主要意图。从《方方日记》发表以后的社会反应和该《日记》所起到的实际效果看,她写作《方方日记》的真实意图是要煽动一部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她那个(或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两天前写的文章《四评方方日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梦想必定破灭》中曾经指出,某作家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精英阶层中的自由主义者。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信奉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的理想是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们实际上就是过去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某作家写作《方方日记》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挑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最终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拆除某作家在日记里说的“那个机器”。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其数量在目前中国14亿人当中,还不到百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零点一。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全中国人的共同敌人,在疫情面前,全国14亿人应该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瘟疫。可是某作家为了极小的一部分人的利益,竟然置全国14亿人的共同利益于不顾,在疫情期间炮制了一篇又一篇的所谓“日记”,不停地制造事端,干扰破坏防疫抗疫工作。她实在是太自私了!
10天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精粒”是怎样炼成的?》(全文附后),谈了自己对什么是“精致利己主义”(简称“精粒”),以及“精粒”是怎样炼成的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今天我要说,《方方日记》的作者——某作家,就是一个“精粒”。
“精粒”的特征是极端的自私和高智商、高情商,某作家就是极端自私的一个“精粒”。这不仅表现在她为了极小一部分人的利益,炮制《方方日记》,干扰破坏防疫抗疫工作这件事上,至少还有两件事情也能够证明她非常自私。
一件事是她写作和出版《软埋》。2016年,某作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软埋》。她在这部小说中,站在已被消灭的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用假造的历史,对土地改革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控诉。在她笔下的地主头子,都是对农民行善积德,一辈子“勤劳善良”,具有良好文化修养的乡贤和善人。而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她的笔下却成了暴民搞的一场对地主残酷“灭门”的暴行。
某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和出版《软埋》?因为她的祖辈就是封建地主。近一二十年来,某作家在网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缅怀和歌颂她的祖辈,到后来竟然用写小说的形式向60多年前的土改进行全面的清算和控诉!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多年不提阶级斗争了,可是某作家为了一己私利,却公然挑起事端,挑起阶级仇狠,破坏社会和谐,其结果是必然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
另一件事是某作家自己在《方方日记》中提到的叫交警用车把她的侄女送到机场一事。1月25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发出第9号通告规定:“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过批准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市民确有通行需要,按指挥部第8号通告执行,各社区配备足够车辆保障需求。”按照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第8、9号通告的规定,某作家的侄女到机场,应由某作家的哥哥向所在社区申请车辆保障;洪山区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所有的私家车和未经批准的公务用车都要禁行。可是某作家为了一己私利,在防疫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公然违反市政府禁令,叫交警用车把她的侄女送到机场。这再次证明某作家极端的自私。
从以上三件事来看,我们说某作家是一个“精粒”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点也不冤枉她。
前几天,有位作家写文章批评《方方日记》时,说某作家写作《方方日记》是为了“博万众眼球,达到一举成名的目的。”对这一看法,我当时还不太在意。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鼓吹要拥护某作家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心里就忽然就有点明白了。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华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个是高行健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莫言大家比较了解。他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1976年参军,1986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6年,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的剧作《彼岸》被禁演。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两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俩都是因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而获得西方赏识,走上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领奖台的。难道某作家也想沿着高行健和莫言走过的道路,去实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想?难道她真会是一个精到极致的“精粒”?我们将拭目以待。
附:《“精粒”是怎样炼成的?》
近日,从美国回国的黎某由于隐瞒病情被北京市警方立案侦查,并且被许多网友指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利己主义者”(简称“精粒”)这一说法来自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一、什么是“精致利己主义”?
“精致利己主义”就是“利己主义”加“精致”。
利己主义,是指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思想。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精致”,是指他们追求精致,内心精明,精心打扮,精于算计。
精致利己主义者有三个基本的特征:
一是极端的自私。他们把利己看作人的天性,把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时时处处事事都是从极端自私的个人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地位和享受,把追逐个人名利作为人生的目的。
二是高智商。智商即智力商数,指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分析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推理能力等。高智商就是智力商数高。
三是高情商。情商即情绪智商,指自我认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高情商的人具有目标远大,追求目标的意志坚定,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善于人际交往等特征。有的人还善于伪装自己和欺骗他人。
二、“精粒”是怎样炼成的?
从我国的情况看,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形成主要有三个阶段和原因:
第一个阶段是“家庭出坯”,许多家庭给孩子心灵中种下“唯我第一” 的种子。
家庭影响对孩子成长早期影响较大,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农村还是城市,总有一些家庭更倾向于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父母言传身教使这些孩子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另一方面,贫苦的生活或过分宠溺的家庭环境,也都会使孩子产生根深蒂固的自私心理。近几十年,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都把唯一的孩子当成宝,结果独生子女成了家中的“小皇帝”,从小就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以我为中心”“唯我第一”的种子。
第二个阶段是“学校成型”,教育的“唯分数论”培养出许多精致利己主义者。
这些年,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招生主要看考试分数。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进不了好幼儿园就进不了好小学,进不了好小学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就进不了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成功人士。而决定这一切的,就是分数。
于是,学生与家长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就加入了竞争的大军,学习成绩好成为他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学生成绩好,考进重点中学、名牌大学的学生多,也成为衡量学校及教师水平绩效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结果,分数不仅是学生的命根,也成为学校及教师的命根。一些中学和大学,还以各种优惠争夺顶尖学生,进一步加剧了校园的竞争。
这种竞争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严重弱化,重智育轻德育成为整个教育行业的通病。二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往往是同年龄中智商、情商较高的一些人。结果,不少人在大学毕业时就已经成为基本定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例如,从美国回国隐瞒病情的黎某,就是一个“80后”,并于200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淬炼”,社会上“惟利是图”思想的影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形成的根本原因。
这些年由于搞市场经济,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是利己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一个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时,都是为了自己获胜和打败别人。所以,市场经济的土壤只能培育出利己主义和“惟利是图”的苦果,却长不出舍己为人的大树。
一些精致利己主义者走出大学校门后,通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冲浪,通过与同行业、同单位竞争对手的博弈,社会的淬炼使他们的“精致”和“利己”不断走向极致,没有最精,只有更精。
从这些年的情况看,精致利己主义者惯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是乔装打扮。精致利己主义者尽管怀揣一颗极为自私的心,但都把自己妆扮成道貌岸然的公仆或学者,他们都是典型的两面人。
二是精心算计。例如,从美国回国隐瞒病情的黎某,在美国已经确诊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回国治病的目的,她精心筹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加倍服用退烧药,顺利通过检测,混上飞机;第二步,飞机起飞后,告诉乘务员自己身体不舒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隔离区,有专用卫生间,获得特殊照顾;第三步,飞机抵京后,告诉海关检测人员,与自己同行的还有丈夫和儿子,结果3人最先下机,由专车(120急救车)直接送到医院,连乘坐地铁、大巴或出租的钱都省了。真可谓是全面筹划,分步实施,算计精确,步步连环,一次到位。但却给同机人员造成了传染风险。
三是善于钻营。精致利己主义者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和地位,非常善于钻营。或者寻找靠山、投拜名师,攀附借力上位;或者投人所好,进行利益交换;或者借改革、整顿之名,谋取一己私利;或者婚姻搭桥,步入上层。如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兼CEO吴小晖,他最早在温州平阳县工商局工作,娶当地官员女儿为妻,下海做汽车生意,挣了第一桶金。以后攀上时任杭州市长、后任浙江副省长卢文舸,吴离婚娶卢女为妻,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老板。十几年前再离婚又结婚,娶红三代邓某为妻,安邦蛇吞象吃掉成都农商行,吴小晖成为掌控万亿财富的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三次婚姻上了三个台阶。2018年5月因犯集资诈骗罪(诈骗652亿余元)、职务侵占罪(侵占100亿元),被上海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零五亿元。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产生利己主义和“惟利是图”思想的土壤,“精粒”就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熔炉中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