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备受世界关注而被英美主流媒体淡化处理的剑桥大学团队论文

2020年4月8日，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等人在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在线发表了题为“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的研究论文。据环球时报的报道，“这篇论文先是将一种与新冠病毒的同源性高达96.2%的蝙蝠冠状病毒（即某团队发现的BatCovRaTG13病毒），设定为新冠病毒在动物中的祖先，然后以此为参考，把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的数据库中提取的160个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基因，按照进化的关系，分为了A、B、C三个类型。”

此论文主要内容是发现，“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也就是在欧洲和美国，A型和C型被发现的比例很大。相比之下，B型是东亚最常见的类型，B型的祖先基因组在没有发生突变与衍生的情况下，似乎没有扩散到东亚以外，这表明在亚洲以外的奠基人效应以及对B型的人体免疫性或环境抗性。”其样本依据是“2020年3月初，GISAID数据库（https://www.GISAID.org/）收录了自2019年12月以来世界各地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的253个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完整和部分基因组的汇编。为了了解这种病毒在人类体内的进化，并协助追踪感染途径和设计预防策略，我们在此提出一个由160个基本完整的SARS-Cov-2基因组组成的系统发育网络”。（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04/07/2004999117）

《北京日报》和外交部军控司官方微博对此论文的报道如下：

【“A类病毒更多发现于美国和澳洲的受感染者。A类在武汉只有极少案例，且来源于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研究人员称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the root of the outbreak’）。B类毒株是中国境内（即武汉）主要类型，且并没有传播出东亚地区。C类病毒是欧洲主要类型。亚洲地区的香港，新加坡，韩国皆有此类型，且没有在中国大陆发现。研究人员认为，毒株C类型演化自B，B类型演化自A。”】

《环球时报》认为，

【“令研究人员意外的是，这种A型的新冠病毒，虽然出现在了武汉，并感染了5名武汉人，在4名广东病例身上也有发现，但在武汉、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被更多发现的，却是这种A型新冠病毒的变异版，即B型新冠病毒。而A型的病毒，则被更多地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病例中，其中早期的美国病例有在武汉居住旅行的历史。……从这篇研究来看，最原始的A型新冠病毒，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并没有在当地流传开，反倒是由A型变异而来的B型在武汉传播了开来，进而传播到了中国其他地方以及东亚多个地方。而A型真正扩散开来的地方目前看来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流传于欧洲的C型则是由在中国和东亚扩散开来的B型变异过去的。”】

值得关注的是，Peter Forster博士的研究虽然是新冠病毒研究的重要进展，但英美主流媒体非常可疑地对此研究结果进行了冷淡处理。

2、中国的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剑桥大学团队论文说明了什么

英国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在回应《环球时报》的采访时指出：

【“他表示他已经对于中美在此事上的争议有所耳闻，也清楚病毒的来源目前是块‘烫手的山芋’。……不论是哪篇论文，目前仍无法就病毒的来源地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他们研究中发现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最初感染人类的时间则大致在2019年9月13日至2019年12月7日这个区间。至于为何A型病毒并没有在武汉和中国大范围地出现，而是由A型变异来的B型，Peter Forster博士的回应是，这有可能是因为A型并不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才变异成了B型，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当地更多的病例是由B型的感染者传染出去的，即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而对于A型为何更多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他的观点是这也有可能是因为A型更适应那里的人的免疫系统。”】

首先，这篇国际顶级专家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证明了针对特定种族和特点地区的基因武器和生物武器确实是有可能的。例如，这篇论文明确指出，B型冠状病毒主要在中国武汉和东亚，美国和欧洲B型冠状病毒案例极少，如果B型冠状病毒不发生变异就不能在东亚以外扩散，这篇论文明确指出美国等地区极有可能对主要出现在中国B型新冠病毒存在“人体免疫性”，这意味着B型冠状病毒是根据中国人的免疫系统定向设计的。

其次，这篇论文首先假定此次冠状病毒来自于某团队发现的BatCovRaTG13病毒，然而，更接近蝙蝠病毒的A型新冠病毒在武汉和东亚发现的案例很少，A型新冠病毒主要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发现，其中早期的美国病例有在武汉居住旅行的历史。所以，某团队所主张的，所谓病毒来源于中国蝙蝠、来源于中国人吃野味恶习并从中国传播到全世界的说法，已经被彻底证伪。因为按照基本逻辑及流行病学常识，A型新冠病毒要在中国武汉发生变异产生B型新冠病毒，必须有广泛的传播才会发生，所以如果A型主要至少大面积在武汉出现，才能说新冠病毒有可能起源于武汉。现在的事实是完全倒了过来。

最后，按照此论文所坚持的病毒自然起源说法，如果说病毒自然起源于蝙蝠和穿山甲，也只能说是自然起源于美国，在美国冠状病毒从蝙蝠病毒变异成A型，又在美国变异成B型，随后传播到中国武汉。但是，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的论文所依据的数据实际上不能完全论证与支撑这一点。结合如下新冠病毒流行过程及流行病学原理可以发现，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是在美国生物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

中国的冠状病毒案例主要出现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中国新冠病毒的高峰期出现在1月24日的至2月24日，1月24日至1月26日全国新增病例从444增长到769，1月27日至2月11日从1771增长至3887，2月5日至2月11日从3094下降至2015，2月12日全国新增15152，其中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2月13至2月18日从5090下降至1749，2月20日至2月24日从889下降至508，2月25日至3月1日从406下降至202，3月2日至3月8日从125下降44例。

而在美国，从1月23日至2月21日累计只有15例被发现，平均每天不足1例，至2月24日累计35例，2月26日累计53例，3月1日累计62例，3月5日累计129例，3月13日新增277，累计1264。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的论文涵盖了中美病毒爆发早期的数据，应该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病毒的真相。

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论文所依据的病毒样本，主要是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初，那么，中国的病毒样本即B型新冠病毒应该主要集中在1月24日至2月24日这段高峰期，当时中国的新冠病毒案例从444例到达高峰上万例又下降至508，而美国的样本数据主要集中在2月24日至3月初，这说明，A型新冠病毒的出现时间极有可能是在B型之后，A型是B型进化或者变异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种假设，A型早在2019年12月之前就在美国大量出现，随后变异成B型并在中国爆发，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美国的新冠病毒，在没有任何防控、隔离、医治措施下，其感染高峰及死亡的第一个高峰（如每天千人以上，每月死亡3万人以上）应该出现在中国高峰（2月份）之前的1月份，而不是现在的3月份和4月份。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最新估计，从2019年9月29日至2020年3月，美国至少已经有3400万人感染流感，35万人住院治疗，死亡人数达2万人。如果假设里面混杂有新冠肺炎，除非其致病率致死率较低，远远不可能达到大面积感染并发生变异的程度，否则美国因所谓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不会只有两万。

如果A型新冠病毒是美国主要的新冠病毒之一并且导致大量重病和死亡病例的话，上述假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真相很可能就只有一个：地球上大面积感染人类的新冠肺炎，首先是发生在武汉的B型，这种新冠肺炎只重点感染与危害中国人和东亚黄种人，对白人危害较轻。美国、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寡头们都确切地提前知道这一情报，因此掉以轻心，按照大号流感、群体免疫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方案处理，他们想通过这场新冠病毒疫情最对他们眼中的“垃圾人口”即老年及穷人进行清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地是，在2020年2月份，病毒在中国和韩国得到控制的同时，却在美国等国家发生变异，形成了对美国白人也产生严重危害的A型及C型新冠病毒，由于美国直到3月13日后才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疫情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中国。

然而，A型新冠病毒实际上比B型更接近蝙蝠病毒，从B型到A型的变异在流行病学上被称为“逆向进化”。中国著名流行病学专家、全军学术带头人、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的徐德忠在分析非典病毒即SARS CoV时就曾发现，非典病毒流行过程存在显著的非常强烈的逆向进化现象。徐德忠通过详细的分子生物学及流行病学研究与分析指出，

【“很可能是‘非自然’的方式（如基因改造技术）产生SARS CoV”，“其以‘非寻常进化’方式、很可能‘非自然’地引人果子狸和人群后，遭到了新宿主群体强大持续而为SARS CoV不能适应的压力，故病毒只能以‘逆向进化’应对，尽快回到其‘祖先状态’”。】

这种强烈的不可控的“逆向进化”状态，是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一个典型特征。只不过非典病毒在逆向进化过程中对中国人的危害逐渐减轻，而新冠病毒在逆向进化的过程中，不可控地超出了病毒实验室设计者的预计范围，产生了对美国白人有危害的A型病毒而已。

按照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团队论文给出的图表，从B型新冠病毒变异成的C型新冠病毒，其方向不是向更加远离A的方向，而是朝A型方向回归，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中性变异，但是与B型本身相比，其距离更加接近A，这是一种介于逆向进化与中性进化之间的“准逆向进化”的状态。

根据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团队研究中发现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最初感染人类的时间则大致在2019年9月13日至2019年12月7日这个区间”，这与美国生物武器的发展脉络又是完全一致的。

2020年3月19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在病毒爆发之前，一连串的警告没有被注意到》的报道中披露，这场新冠疫情“预计有1.1亿美国人会生病，导致770万人住院，586000人死亡”，然而，特朗普政府其实对此早有准备：

【“特朗普政府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在去年（2019年）1月至8月的一系列演习中模拟了这种情况，代号为‘深红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并设想流感大流行。”】

《纽约时报》得到了2019年10月根据此演习形成的秘密报告，“报告特别指出，国土安全部、卫生部和公共服务部的官员，甚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都意识到源自中国的呼吸道病毒爆发有可能迅速蔓延至美国，并使整个国家不堪重负。”非常奇怪的是，2019年1月的“深红色传染”这场演习与新冠肺炎疫情非常相似，都被“设计”为从中国爆发，从而蔓延至全世界：

【“这场分阶段的疫情始于35名访华游客被感染，然后带着呼吸系统症状和发烧的症状飞往澳大利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泰国、英国和西班牙以及美国。”】

据《纽约时报》报道，

【“去年由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进行的‘深红色传染’演习涉及12个州和至少12个联邦机构。他们包括五角大楼、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像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护士协会这样的团体被邀请加入，医疗保险公司和像梅奥诊所这样的大医院也被邀请加入。”  （Before Virus Outbreak, a Cascade of Warnings Went Unheeded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9/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outbreak.html）】

极有可能的是，美国在2019年1-8月份进行最高级别的秘密演习过后，从9月份开始将对中国、伊朗等国的生物武器袭击计划付诸实践，美国的资本寡头和精英阶层对此早有耳闻，并利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生物战进行投机和牟利。2019年8-9月，“深红色传染”演习结束并形成内部秘密报告之后，美国财经类新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美国富豪们疯狂囤积现金”消息，报道美大富豪们减持自家股票套现，其中包括FaceBook首席扎克伯格、亚马逊贝索斯、苹果库克、英国集团、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服装巨头露露柠檬等等多家巨头，其中的股神巴菲特全年减持，至2019年8月，巴菲特的一家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连续净卖出股票资产，现金储备创纪录的逾1220亿美元。（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19-08-05/doc-ihytcerm8659618.shtml）

最后，有必要指出，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团队论文实际上也宣告“新冠病毒由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泄露”这一无厘头恶毒谣言的破产。因为根据此论文的研究，在武汉及在中国和东亚流行的B型新冠病毒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和东亚人的基因和免疫系统，而美国和欧洲主流人种对此是免疫的。这一切都说明，新冠病毒最早是由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在蝙蝠BatCovRaTG13病毒的基础上改造成的B型病毒，只对中国人和黄种人产生较大危害，对美国和欧洲主流白种人危害较轻，然而在其逆向进化和准逆向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对美国和欧洲主流人种造成较大危害的A型和C型。

3、对GISAID数据库最新数据的进一步分析

至2020年3月底为止，GISAID数据库（https://www.GISAID.org/）收录了自2019年12月以来中美两国共924个新冠病毒的案例，其中中国283个（下图为蓝色圆点），美国641个（下图为红色圆点）。数据显示，主要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与中国相比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差异。其中美国案例中两个主要的病毒类型与中国的病毒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其中有着425个后代（包括其他国家）的新冠病毒，其核酸突变时间推测发生在2020年2月21日，有263个后代的新冠病毒其核酸突变的发生时间推测为2月18日。

（图1：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底中美两国新冠案例）

（图2：美国主要新冠病毒家族之一，推测其核糖变异时间发生在2月21日）

（图3：美国另一主要新冠病毒案例，推测其核糖变异时间发生在2月18日）

GISAID数据库（https://www.GISAID.org/）可以显示3月初与3月末中美新冠病毒案例的对比图。

（图4：以上为3月初中美新冠病毒对比图）

（图5：以上为3月底中美新冠病毒案例对比图，或许可以理解为，除了A型病毒继续扩散外，美国3月份更多的案例即新冠病毒的大爆发，主要是与欧洲病毒更接近的C型或者新变异的D型病毒——也许彼得·福斯特博士的下一篇论文会提到这一点）

（图6：以上图片除了中美两国以外，还包括欧洲、澳洲及北美加拿大的主要数据）

（图7：以上图片是从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4日全世界各国新冠病毒案例分布图，即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团队论文所依据的数据）

因为彼得·福斯特博士论文中并不包含美国3月初以后的数据，所以从理论上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A型病毒早在2019年12月份之前就在美国广泛出现，但其危害和致死率并不太高。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同时制造了A型、B型新冠病毒，其中B型能够感染中国人并造成严重危害而无法感染美国主流人群（白人有免疫性），A型对美国主流人群仅仅相当于大号流感，美国还以为通过A型新冠病毒可以使大部分国民获得群体性免疫，因此从1月3日到3月13日长达70天内未作防疫措施。然而，2、3月份开始，A型或者B型病毒发生变异，变成了对美国主流人群产生较大危害的C型或者D型病毒。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为什么A型病毒在那么漫长时间内没有扩散到中国？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3月初以来，即便是在美国积极防疫措施下，新冠病毒仍然美国导致了死率明显上升，造成了包括白人在内的大批死亡，极有可能是在2020年2、3月份病毒变异的结果（B型变成了A型和C型），这是美国特朗普政权改变大号流感及群体免疫策略的主要原因。

如果蝙蝠冠状病毒自然变异和进化为A型病毒，然后A型病毒又自然进化成B型病毒的话，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A型和B型一般都是对所有人种都产生或者都不产生危害。但是现实当中，A型病毒在中国几乎没有，B型病毒在东亚以外又很少（欧美主流人群对此免疫），这种针对特种种族的自然进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如果2019年12月之前，A型病毒就在美国广泛存在，那么为什么在那么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传播到中国？所以，“B型病毒是由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制造，A型病毒与C型病毒或者更新的D型病毒是B型病毒逆向进化、准逆向进化及中性进化的结果”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A型、C型以及等待证实的D型病毒应该都能感染中国人，这从4月份几起输入性感染案例可以得到说明，只是中国的严格隔离和预防措施使其没有在中国扩散而已。这样来看，数据已经充分说明，只有B型病毒是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制造的专门针对中国人和东亚人的基因武器，欧美主流人群对其免疫。

据媒体报道，2019年7月，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最高机密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被关闭，2019年8月份，美国疾控中心下令，临时关闭德特里克堡的生物设施。至2020年3月,有关德特里克堡关闭的大量英语新闻报道已经都被一贯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政府删除,搜索显示“404未找到”。这些操作很可能是在对中国、伊朗等国家实施生物武器攻击与投放病毒之前，首先要毁灭相关制造新冠病毒的一切罪证，不仅仅要消灭罪证，还要彻底消灭一切网络和信息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