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效果评价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看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的观点，即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看动机，更要看效果。

毛主席指出：

“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又说，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显然，毛主席是站在以现实主义文艺为主线的中国文艺的历史纬度上，结合文学作品对现实关照的广度、深度以及作者的主观意愿所达到的程度，对文学艺术尤其是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

这个评价标准融合了文化传统，经受了革命文艺和改革开放的当代文艺实践的考验，在几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手上传承至今，依然没有过时。

冲击“效果标准”最严重的是真实标准。“说真话”是广为接受的文学作品评价的至高标准，是追求“善”与“美”的起点，离开了真实，一切都会变成镜花水月。

标榜并且追求真实，是很多作家艺术家乐此不疲的事情，不论他是什么党派，阶级的立场在哪里。

细究其实，却可以发现一个让人懔然而惊的微妙。

什么是真实？真实有是不是唯一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真实比之于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有什么不同？

窃以为，基于现实的真话，是最大限度描述不走样；基于内心的真话，是排除干扰不说违心话。而真实也有表面局部的真实和本质整体的真实的区别。

那么，作家艺术家顶礼膜拜的“说真话”，是基于哪一种真实呢？

从接受美学讲，不论哪一种真实，只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就要考虑受众的理解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常指的是读者因为自己学识、经验、立场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对哈姆雷特人物及其故事的理解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

比如方方日记，关于疫情防控这一部分现实描述，显然是真的少假的多，因为她没有一手资料，都是无法查证的道听途说。关于内心真实，我想基本上都是真的，因为她作为一个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多年来始终坚持反抗现实、揭露黑暗、忠于自己内心的创作理念和实践。

方方写日记，如果仅仅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一本纯粹个人的本源意义上的“日记”，没有人可以干涉，这是她的权利。甚至如果她的日记仅仅是小范围几个闺中密友的分享，或者只是在国内读者范围内的文学交流，有辩论也是正常的，有反对也有支持我们乐见其成，我们提倡就是各抒己见、言无不尽。

但是她的日记是作为文化产品进入大众传播的流程的，是在网络上向所有人即时公开的“日记”，她就必须考虑考虑这些文字内容包含着的认知、教化、审美和意识形态等功能所能达到的边界，考虑这些文字可能衍生出来的诸多不利于抗击疫情的负面作用，考虑到在全球互联的时代这些“日记”所一定会产生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和效果。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方方日记不仅同步传播到了国外，收工之后还被作为独立的出版物被授权给了国外进行出版发行，被加工制作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时候就要看是谁在喜欢这些日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国外的传播与国内的传播达到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鲁迅杂文《立论》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得到一番感谢。有说这孩子“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明讲真话还要有适用的场阈，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即便是百分百的真话，是忠于现实也忠于内心的大实话，也还是要考虑到传播出去之后的效果。

在寓言故事《盲人摸象》里，人人都摸到了实物，都说出了自己感知到的真相，但是显然他们都只是触摸到了大象的一个局部，所以都不能正确说出完整的大象的样子。

总之，不论从真实与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方方是用一大堆貌似真实的“元素”炮制出了一个个完美的谎言，又用道貌岸然的悲悯凄惨传播了无以复加的冷酷和彻头彻尾的阴暗。

支持她的振振有词，反对她的也是言之凿凿，加上新热点的迟迟没有到来，对方方日记现象的关注就成了线上线下喋喋不休的焦点，实属正常。目前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抛开真实与否的纠结，回到毛主席那里，看“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