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前几天，我对于方方日记一事啰嗦了几句，被我丫头看了，跟我说她也想为此事写一些想法，我本有些怀疑、有些担心，因为我实在想不到，一个17岁的女孩面对这种社会性事件，会有怎样的见解? 其实我平时不太愿意跟她交流这类事件，我更希望她能从自己的学习当中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明辨是非，担心我的观点对她产生了束缚，不能更好地引导她的观念。 而就在昨天，丫头真的将文章写了出来，洋洋洒洒几千个字，让我看完后心中五味杂陈。 她的认知和观点在某些方面实在比我深刻许多，言语辛辣引经据典，让我竟有种可以退休的想法…… 尽管我对文章中的某些部分仍保留意见，但得到丫头允许后，我还是想将其发出来以供探讨。 不知道丫头的观点能代表多少当下00后的学子呢? 下面是丫头的全文，配图也是她自己选的，果然有代沟啊)

　　我从未像这次一般强烈地意识到，新旧两代人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其政治观念上的巨大差距。

　　我庆幸我身边没有多少支持方方的朋友，也为老一辈许多作家诗人、教育从业者、甚至是公务员对于这次事件的言论、立场感到吃惊。

　　一群六七十年代的老人指责90后00后为文革余孽是再可笑不过的事情。

　　上个世纪的贫穷与艰难，00后的我们并未亲身经历过，只是显然还有太多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方方们，思想仍停留在那里，眼界也还局限在那里。

　　我在前段时间刚刚了解到《河殇》这部可笑的悲剧，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不可想象，然而这种对自己文明的否定、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卑与崇洋媚外，或许伴随着那整整一代人的成长。

　　以前我一直以为，在那个银河号、台海危机、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击等我至今隔着几十年的光景回溯，都觉得恨的事件频发的年代，那些青少年时期伴随着这些新中国国耻长大的一代人，骨头应该是硬的，也应当更为清醒，更加明白弱质难存、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不再对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存在任何幼稚的痴心妄想。

　　但我怎样也没能想到，那样的耻辱，竟只会让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产生羞愧与自卑，甚至不待外敌，自己便先反思、否定起了自己国家的文明。

　　他们抹去棱角缩在龟壳里，以为通过一步步的退让与妥协甚至是自我阉割，能够换来怜悯和和平。

　　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读过“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句话，知不知道“修昔底德陷阱”的道理，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出过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文明，一个五千年年生生不息的民族、七十年继往开来的国家，何至于自卑?

　　说他们心里的辫子从未剪掉并不算夸张，任何时代都不缺投降派，而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投降派。

　　就像这一次的方方日记，方方们假装看不到现在的国际局势，看不到大国之间的博弈，看不到欧美国家对于疫情的所作所为，只一味要求国人愤怒、要求国人自省，挑起内部的矛盾，甚至是为疫情而道歉，去迎合西方的审判。

　　之后日记海外出版的这一行为，更是丝毫不亚于新世纪的河殇。

　　方方们想让中国的年轻人保持悲观、保持愤恨、保持自卑，可惜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买账了。

　　我想起我以前看水浒的时候，读过的伟人对水浒的评价，也套用一番。

　　“《武汉日记》这本书，好就好在海外出版。作反面素材，使国人都看清投降派。”

　　其中的区别在于，宋江是在封建社会投降给了封建制度，而方方们是在现代社会投降给了资本主义。

　　方方们以为这本日记的书写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然而在我看来，日记的海外出版才是真正的启蒙，反向启蒙，让年轻人看清了方方们，也是彻底扫除国人文明自卑制度自卑的一步妙棋。

　　毕竟他们已经忽悠成功了几十年了。

　　站在今天回望，中国能挺过那几十年走到今天，站在世界第二，这个成绩显然不是靠《河殇》得来的，也不是靠他们的反思与自我阉割得来的，而是那些在他们口中应该“等等你的人民的”高铁飞机，那些“浪费纳税人的钱，好高骛远”的导弹航母带来的。

　　这些文人在其中到底做了什么?

　　或者又一问，在这次疫情中，方方们到底做了什么?

　　汪主席大半辈子的骂名都是写武汉日记写出来的(还是我的本家人，我恨这个姓)，真的是因为现代社会遍地极左、年轻人普遍愚昧无知?

　　他们反反复复念叨着“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拒绝宏观叙事强调悲惨个体，却从来闭口不提“时代的一束光，照在个人头上，也是一片天”。

　　他们将人民与国家割裂，将个人与大局对立，就好像大局中的人不是人，宏观叙事中没有个体，国家不是由人民组成的一样。

　　他们以笔为刀，叫嚣着为民请命为民伸冤，自以为是时代的脊梁，可却也从未真正平等地把自己放在民众当中。

　　享受着特权骂特权，扛着红旗反红旗。

　　对于百姓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对于官员带着一股自命清高的不屑，对于社会带着一种唯我独醒的厌弃，对于国家带着升米恩斗米仇的怨恨，对于法律政策各种纸上谈兵的批判;反倒面向别国海外，又换上一副眼睛，远香近臭地心胸宽阔起来了。

　　方方们拿“忠言逆耳”“拒谏者塞”作为挡箭牌，可他们到底侧重的是“忠”字还是“逆”字?他们到底是“谏”，还是射向国家与人民的一把“箭”?

　　他们那一行人总是幻想着自己受到了时代的迫害、身上刻满了时代的伤痕，是那个时代逃到今天的难民，与新世纪格格不入。

　　所以为了不被新时代所抛弃，他们只能尽一切机会去否定这个时代。

　　这场自编自导的启蒙运动，本质上就带着一种固步自封的优越感。

　　他们既与时代脱节，也与民众脱节，更不能在政治与社会的实践中体现出丝毫价值，但仍旧固守陈旧的思想，闭目塞听地做着白日梦，甚至通过扣帽子、小学生战队的精神胜利法来完成自己教化百姓的英雄幻想，乞以获得一点身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成就感。

　　方方们指责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激进又极端，可是他们已经用一辈子的失败证明了，他们的妥协与投降毫无用处，那么在今天、在这个还朝气蓬勃的中国，我们为何不能用我们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我不否认方方支持者们的初衷或许是善良的、也是正义的，但是这种正义实在浅薄。

　　就像二月初李医生死后一样，当时整个网络群情激奋，多少人举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存在一个声音”的大旗不允许出现与他们相左的声音?

　　不少人直接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刷“反了吧”，而以方方为代表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更是将人血馒头吃到底。

　　我当时还真以为会有人丹书鱼腹篝火狐鸣，搞一次阿拉伯之春的国内版，白担心了许久。

　　稍微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些愤怒的文人们的笔下，从头到尾就是“你上啊，你们上啊，你们怎么还不上啊!?”

　　用嘴巴办事总是最简单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注定了他们最多只是网络上哗众取宠的键盘领袖，而永远无法成为真正革命的领导者，无论任何形式。

　　再说他们所批判的。

　　一个国家，一个人类社会，无论再繁荣再伟大、制度再优越，总会有黑暗面，世界上不存在乌托邦桃花源。

　　包括中国，黑暗是绝不会少的，贪官污吏是绝不会没有的，恶人是绝不会全部消失的，我觉得这应当是每一个人类的共识。

　　奈何有些人过于擅长以小窥大见微知著，每一件事都能上升到否定国家、否定制度，动辄烂透了、没救了。

　　而他们能够想到的解决方式，也无外乎移民——从一个社会主义的韭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韭菜，或者再来一次执政党、制度的更新换代。

　　他们绝不会想到去努力去改变，因为他们眼里看不到光明，他们只是一个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者，而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理想践行者。

　　当然了，世界上不存在哪一个政权能够长盛不衰，总是一代代更迭，再伟大的国家都有谢幕的一天。

　　承平日久，问题越来越多，内部开始腐朽、而后虫生，像当日的苏联、像如今的美国。

　　我们将来或许也会有日暮西山的时候，但为了不在我短暂的人生中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会希望我能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和悲观绝望。

　　至于造反革命更是荒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应当比我们更清楚战争的代价。

　　我不觉得现在已经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中国还走在蒸蒸日上的路上，这片土地仍旧富有希望与光明。

　　而在本就太平的天下，为了不一定能够成功，也绝对不会长久的又一次轮回，掀起一场更大的动乱，值得吗?

　　值不值得是由结果来定的，但这过程中牺牲的人难道会少?贫穷大多时候不至于死，而战争带来的可不仅是贫穷。

　　何况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群狼环伺的世界局势下，我们还有兄弟阋墙的机会吗?

　　老大哥趟雷惨死的尸体就在前方转角的路口。

　　说回武汉日记这本书。

　　毛选中间有这样两段话，方方们或许比我们这些小辈更应该有所了解：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

　　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一半对一半"。

　　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全面、客观而理性地看待世界，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学过的东西。

　　歌颂与批判，光明与黑暗，并非对立，而是应当并存。

　　可是以方方为代表的老一辈小布尔乔亚们，吃的是社会黑暗的这一碗饭，文章里句句字字离不开黑暗，时间久了，眼里也只看得到黑暗，思维局限在那么一个极端，甚至于都无法接受黑暗与光明共存的世界，要么全是前者，要么全是后者，

　　所以他们也能够十分自然地因部分黑暗否定光明(对内)，或是因部分光明否定黑暗(对外)。

　　他们立场先行而又过于感性的大脑，将他们浅薄的善良与深切的愚蠢结合在一起，成为了阻碍社会发展的莫大灾难，是所谓儒以文乱法，是所谓文人误国。

　　就如同这一次的疫情中，在人民群众与党员拼命对抗病毒的同时，方方躺在后方坐享其成，写着无病呻吟的批判日记，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骂。

　　而她的追随者们还要给她戴上精神领袖民族脊梁的高帽，还觉得方方受到了极左们、受到了国家的迫害，当代鲁迅、当代杜甫的夸赞也说得出口。

　　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醒悟过来，从来都不是国家容不下他们，而是人民容不下他们，拒绝自我阉割的年轻一辈容不下他们。

　　那些骂的声音就是人民群众的声音，与所谓文革无关，与国家迫害无关。

　　继被时代抛弃之后，他们也即将被人民所抛弃。

　　接下来他们还能够做的，就仅仅是抱团取暖，用精神胜利法维持着自己岌岌可危的优越感。

　　其实他们若仍像从前那样，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只卖弄自己的那些文字，凭借着过往的经验倚老卖老，年轻一辈未必能这么快的觉醒。

　　可惜他们这一次的步子迈得大了些，好为人师、为贫苦大众或者说“被蒙蔽的愚民们”指点迷津的欲望强烈了些。

　　各个方面懂的、不懂的都要掺合一脚，以文学倒推政治，站在一方自己给自己布下的认知牢笼中指点江山，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这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对方方们身为作家、长辈的双重滤镜碎了一地，而除开这个滤镜再看他们的文字……

　　且待小僧伸伸脚。

　　最后也借用一段鲁迅的话。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自己，改造社会，再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以后勿cue我迅哥，你们最多也就只能跟周作人比一比，人家是向日葵，而你们，“向美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