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情况，1月12日，中国向全世界公布新冠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疫情警告，1月20日中国宣布新冠病毒能够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5日湖北封省，中国从科学的角度，世卫组织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都向世界明白无误传递了疫情的情况，都说明疫情的传播速度出人意料，不得不用停止社会交往这种最强硬的手段来应对。
但是，到3月12日这整整两个月期间，西方什么也没有做。在我看来，西方哪怕只做两件最简单的事，一件是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一件是立即部署加大口罩和检测试剂盒的生产，这两件事不会对经济造成任何影响，但却可以大大降低新冠疫情的传播，不至于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在西方的不可收拾的局面。
3月 12 日，英国政府在发布会上提出了“群体免疫”策略。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科学顾问约翰·埃德蒙兹(John Edmunds)认为，群体免疫是长期抗疫的有效方式。14 日，来自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发表公开信，呼吁英国政府立即采取包括隔离在内的强力干预措施。来自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海外机构的学者也参与了签名。截至当地时间 3 月 16 日 09:20，公开信已得到 460 名英国科学家和 35 名海外科学家签名支持。
西方的医疗专家判断失误，西方政治家的漫不经心，西方民众对生命的漠视，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都有大量的报道，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西方是怎样无视疫情警告的。有关部门、有关媒体应该梳理这些事实，可以用来以备不时之需。
西方的群体漠视，造成了西方新冠疫情的大爆发大流行，这个时候，一些西方医疗专家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群体免疫，并且被多数西方政治家所认可或默认。除了疫情初期的群体漠视，推出群体免疫对策是西方面对疫情的第2个重大错误，可以说西方的疫情对策是一错再错。从逻辑上说，能够解释西方这种决策的可能原因只有两个，一个叫愚蠢，另一个叫别有用心。
一、自然群体免疫的第一个荒谬之处在于，免疫能力是不确定的，用不确定的结果作为医学对策，这不是科学，而是杀人。
所谓群体免疫的原意，是指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历史上发生过的流行病，在感染了2/3的人之后，会慢慢自动停下来，使剩下的人得到保护。这种自然的群体免疫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大量的人员死亡，它比战争造成的灾害还要严重。人类通过研制疫苗，给大量人群接种疫苗，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模仿这种自然的群体免疫，以避免灾害的发生，避免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将自然群体免疫作为一个医学对策是极其荒谬的，这是因为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有限，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实验研究来确定，新冠病毒到底是像有些流行病那样，通过一次免疫可以管数年，还是像流感那样，病毒通过不断变异，使免疫力不再起作用，疫病会反复爆发。
人类通过研制疫苗，人工干预获得免疫，有的流行病可以管好几年，而流感疫苗只能管一年，甚至只能管当年冬季。也就是说自然群体免疫，感染新冠病毒并痊愈后，他所获得的这个免疫是否还有传染性?是否真的有免疫力?是否这个免疫力能够维持到第2年，这都是不确定的，用不确定性作为对策，无异于杀人。
据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主持人克里斯·科莫当地时间4月16日晚亮相CNN的《全球市政厅》(Global Town Hall)节目，他说自己患新冠肺炎后，“尽管自己的状态已有所好转，但科莫仍旧表示，自己和妻子处于双双隔离的状态，这是因为他对抗体并不了解，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对病毒免疫，即便是安东尼·福奇或是其他医学专家，也不了解抗体的作用机制，以及免疫时间。因此，自己和妻子现在仍只能隔离。”
科莫患新冠肺炎痊愈后，按一般理解获得了抗体，但在家里仍与妻子处于隔离状态，就是听从了医学专家的劝告，并且符合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所正式确定的观点。如果连当时的免疫力都不能确定，那么怎么能确定这个免疫力可以持续到第2年呢?而在此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即使是在中国也是十分混乱的。
根据《参考消息》4月26日题为“世卫组织：尚无证据表明新冠抗体可使人免受‘二次感染’”的文章：
【世界卫生组织25日发布的每日疫情报告说，迄今尚无证据表明拥有新冠抗体的康复者可免于“二次感染”。
世卫组织指出，通过自然感染对病原体产生免疫是一个多步骤过程，通常需要1至2周。感染病毒时，人体首先出现非特异性的固有免疫应答，巨噬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可减慢病毒感染进程，甚至阻止症状出现。在此之后，人体出现适应性免疫应答，产生与病毒特异性结合的抗体，即免疫球蛋白;还会产生T细胞，识别和清除受感染细胞，即细胞免疫。
世卫组织说，如果适应性免疫应答足够强，则可以阻止病情发展为重症，或防止同一病毒的“二次感染”。迄今大多数研究表明，新冠康复者体内拥有新冠病毒抗体，但其中一些人血液中的抗体水平非常低。由此推断，细胞免疫可能对病人的康复也至关重要。
世卫组织强调，截至4月24日，尚无研究对新冠病毒抗体是否赋予人类对该病毒的免疫力进行评估。此外，对人体内新冠病毒抗体的实验室检测需要进一步验证，以确定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针对一些国家政府建议将抗体检测作为发放“免疫护照”或“无风险证书”的基础，从而允许持证人能够出行或恢复工作，世卫组织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抗体介导免疫的有效性，进而无法保证此类证书的准确性。
世卫组织警告，那些检测显示拥有抗体的人们也许自认为可免于“二次感染”，进而忽略公共卫生建议。因此，使用此类证书可能增加病毒继续传播的风险。】
世卫组织的这个报告明确指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支持携带新冠肺炎病毒者可免于二次感染，也就是说获得免疫力纯属无稽之谈。
在新冠肺炎初起时，西方医学界普遍认为新冠肺炎是大号流感。如果认定新冠肺炎与流感的相似度很大，那么流感已经证明了，冠状病毒是会不断发生变异的，人不会因为得过一次流感就永远免疫。
流感需要当年打针当年免疫。提倡通过60%的人感染来获得自然免疫力，第2年和以后这个免疫力是否还有效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提倡群体免疫的意思就是，今年先把“该死的人”死了，明年如果疫苗出来，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如果出不来，再把“该死的人”死了。如果疫苗一直出不来，那就坦然面对，让那些“该死的人”都死光。
人工的群体免疫是为了避免自然群体免疫，而实施自然群体免疫政策与屠杀无异，提倡自然的群体免疫，就是群体灭绝行为。
二、自然群体免疫的第二个荒谬之处在于，大量人员感染会造成医疗系统崩溃，造成更多的人死亡，病死率远远超过正常值。
自然群体免疫的结果，不仅仅是使那些所谓“该死的人”死去，而且使大量“不该死的人”也死去。
请看下面这个表，截止到4月29日，新冠疫情全球病死率为6.97%，略高于湖北的病死率6.62%。
表1：中国与主要国家新冠疫情病死率分析
数据来源：2020.4.29 北京时间9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统计数据
是发达国家疫情对策的一错再错，使得他们的病死率高的吓人。其中法、英、意、西四国都高于10%，几千万人的国家，死亡人数都超过了2万，是有14亿人口的中国死亡人数的好几倍。美国的病死率是5.76%，加拿大的病死率是5.83%，高于中国在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情况下的病死率。德国的病死率虽然低于中国，但死亡的绝对数已经超过中国，按人口基数算，已经是中国的10多倍了。
七国集团中唯一的东方国家日本，虽然政府的应对也是非常不得力，但是日本人民有戴口罩的习惯，他们的自我防护做得非常好。尽管如此，日本的病情还在发展中。日本的例子说明，人民的自我防护意识和政府的及时有力应对缺一不可。
在自我防护意识上，东方人和西方人有本质的差别。在人民的自我防护意识和政府的及时有力应对的结合上，中国和韩国处于最高等级，日本则差一级，而整个西方都处于等而下。为什么一个总是认为终结了历史的政治体制，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前会表现得如此差劲，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说。
西方发达国家的病死率还没有像中国那样经过修正，是因为许多在养老院和家庭中去世的人没有计算在内，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许多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被记入流感去世了。
4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在分析了14个国家新冠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后认为，新冠病毒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数字高出近60%。
这14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等。《金融时报》将这些地方3-4月间的死亡人数同2015-2019年的同期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除丹麦以外，所有国家多出来的死亡人数都远超官方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
比如像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疫情期间的总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60%、51%、42%、34%。报道认为官方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会受该国确诊、检测手段的有效性限制，像中国等国家已经对死亡病例数进行了修订。
金融时报的调查结果是，这14个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比平时多了12.2万，而他们官方统计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为7.7万。《金融时报》由此推测，如果世界各国漏报水平均与这14个国家相当，那么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将从当前的20.1万上升至31.8万。
根据医学专家的估计，病死率超过5%，10%甚至百分之十几，不是正常的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新冠肺炎病死率为3.5%，多出来的部分完全是由于检测不及时，治疗不及时，缺少重症治疗手段造成的，而超大量的传染数字，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
因此所谓群体免疫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根本的谬误之上，第一，它没有计算大面积传染，甚至达到人口60~70%的传染，造成医疗崩溃的后果，而医疗崩溃一定会带来社会崩溃。第二，它事先设定了一部分人群是该死之人，就像新教事先设定一部分人群是上帝应许其应该下地狱的人群一样。显然西方的医学伦理是建立在独特设定基础上的，关于这些设定是什么，我们以后再说。
三、自然群体免疫的第3个荒谬之处在于，它的基数是不确定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然免疫的结果是全球患病，全球死亡人数将超乎想象。
自然群体免疫需要总人数的60~70%患病，问题在于，这个60~70%的人群基数到底指的是什么?
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无法预先阻断世界交往的情况下，如果设定本国人数为人群基数那是非常愚蠢的。美国在疫情初期阻断了与中国的交往，结果后来证明，纽约地区的疫情是从欧洲传进来的，说明在现今世界中，这个人群基数，必须以世界人群为基础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群为基础，这再次说明，自然群体免疫的基本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西方国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被迫都走向了中国的道路，戴口罩、勤洗手、居家隔离、封城等等。西方白白耽误了两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
有人说提出群体免疫是由于西方在第1个阶段的失误，造成人员大量传染后一种不得已的举措，我不相信这种说法。种种迹象都表明，多数医学专家都把新冠疫情看成是一个放大了的流感疫情，既然流感疫情一直都不用人工干预，每年死的人有多有少，多数都是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疾病，他们活着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么一个大号流感，死的人多一些，就像是死人多的流感年份，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还有一个可能的愚蠢想法是，2019年到2020年这个冬季，流感死的人特别多，在美国死了2万人，在德国，据《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也死了2万人，其他西方国家没有找到相关数据，那么既然已经死了这么多人，许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已经死了，这个大号流感很可能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在我看来，西方流行病学本身就存在着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和科学问题，它非常重视统计数据，但却忽视了统计数据后面的生命和事实。
这一次新冠疫情，从根本上说是西方流行病学的一次大失败，西方流行病学专家和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在这次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愚蠢，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这次疫情再次教给了我们，不要迷信科学，不要迷信专家，特别是不要迷信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那些学科，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思考比那些数字有用的多。
四、瑞典实行群体免疫的结果证明群体免疫是失败的实践
瑞典怕是目前唯一仍然坚持自然群体免疫政策的国家，曾经有超过2000名科学家的联名写信反对这种政策，但瑞典政府一意孤行，瑞典人民好像也愿意遵从这种政策。瑞典是唯一没有限制人活动的国家，边境没有关闭，餐馆、购物和工作都照常进行，政府只是鼓励人们尽量在家工作，勤洗手，没有要求戴口罩。
4月22日，瑞典卫生部长认为过几个星期就会达到群体免疫。下面这个表格，是截止4月29日瑞典和北欧其他国家疫情的一个比较，丹麦、挪威、芬兰都没有采用自然群体免疫的政策，尽管他们的管控政策并不严格，但是瑞典和北欧其他三国的区别已经非常明显了。
表2：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新冠疫情病死率分析
数据来源：2020.4.29 北京时间9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统计数据
瑞典的病死率为12.0%，远高于其他三国，瑞典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按人口基数算，是其他三国的3倍到6倍。据报道，瑞典死亡者一半是居住在养老中心里的老人。
以下段落摘录自微信公众号“北纬59度的温暖”4月4日文章《新冠病毒阴影下的瑞典“特色”防治》，两位作者都生活在瑞典，一位是医学博士、临床医生，另一位是瑞典皇家理工大学物理博士、工程师。
【“以瑞典目前的应对策略，硬生生把一个短期歼灭战打成持久战，恐怕对经济会造成更深的伤害。瑞典政府或许有做病毒扩散规模和死亡趋势的模拟，但拉长抗疫战线对于经济可能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是否有做相应的模拟却未见诸报端，也未见有专业人士就此做任何评论。从逻辑上来讲如果他们有做相应的工作，并且假定模拟数据支持瑞典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那么政府一定会请专业人士出面解释安抚民众瑞典的抗疫政策是经过科学评估做出的决策，能够更好的平衡抗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那么从实际情况上来看，既然瑞典政府没有放出来这样的声音，恐怕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根本没有做相应的工作，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进一步加强抗疫应对措施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学家、瑞典公共卫生署主管Anders Tegnell(以下简称安某人)为瑞典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建议，而该流行病学家常常语出惊人，全然不顾已有的中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和事实经验。例如疫情初期其断言儿童不易感，不传播新冠，不用关学校，很快我们就知道瑞典确诊的病人从0岁到99岁都有。安某人还断言潜伏期不传播，没症状都可以上班上学，不用隔离，后来安某人也改口承认潜伏期后期也传播了，但是仍然不支持隔离封城，因为他觉得已经太晚了作用不大了。安某人还说跟新冠病人同处一室不需要防护，保持社交距离足够，事实是很多新冠患者是家庭聚集发病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安某人硬是按自己的解读随意歪曲。作为瑞典最权威的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流行病学家，笔者不认为安某人只是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瑞典国家电视台记者Johannes Björklund拿自己亲生父亲现身说法，试图宣传老年人得了新冠就在家静静等死是对自己最好的做法。该记者的父亲67岁，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去年曾经被抢救过，目前看上去健康状况良好。但是记者和其家人却一直诱导父亲亲口说如果得了新冠就待在家里(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讨论，记者父亲并没有感染新冠肺炎)，而且记者还一个劲强调这样是对老人自己最好的选择。为了迎合瑞典国家政策的主旋律丝毫不顾礼仪廉耻和人伦的基本道德，瑞典社会密而不宣的对老年人的态度可见一斑。笔者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即使社会中会存在不敬老的情况，但在面对全国公众的镜头面前，对自己的父亲施加压力让其承诺如果感染新冠肺炎不占用国家医疗资源献身，这是超出想象力的场景。当然，瑞典的社会道德显然和中国存在不同的标准，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恐怕还是可以拿出来做正面宣传的为国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否则瑞典国家电视台的记者不至于会专门撰文报道并在国家频道的新闻网站上上传相应的采访视频。
前几天还报道了瑞典的索马里移民死亡率比较高，潜台词是普通瑞典人不用担心新冠，但是后果是导致索马里移民受到更多歧视。此外，还广泛存在对病人等弱势群体的歧视，西方人不戴口罩的一个重要原由是专家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那么如果戴口罩就相当于给自己挂了个招牌宣告自己是不健康的。
……瑞典的媒体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在舆论传声筒方面配合非常默契，从来不会质疑这些数据，也不会去暗访调查背后的真相，政府部门给什么就报什么，给多少就报多少，不给的就不报，跟政府不同的先自我检讨，这和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
……
作者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瑞典实行自然群体免疫的两个直接结果，即老年人和索马里移民死亡率高。没有任何歉疚的淘汰老年人来源于马尔萨斯主义，而种族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面对疫情，西方的各种毫不在意、延误和错误的应对之策，难道仅仅是愚蠢吗?在西方对策的后面已经隐隐的闻到了血腥味儿，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因为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历史和文化告诉我们，从马尔萨斯主义到种族主义这条线很粗很长，向前它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向后一直到特朗普政府，这条线构成了西方的第二个群体意识，而且是比宗教主义更根本的群体意识。特别是现在，移民问题成了西方社会问题的核心，新冠疫情难道不正好是一个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机吗?
自然群体免疫是伪科学，流行病学的伦理基础值得怀疑，至于到底哪些人是应许的该死之人，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说。
于中宁
2020.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