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必须合乎逻辑，否则就是伪理论，同样的，文学也应合乎逻辑，否则就是伪文学。

　　一、官员的通病

　　(1月30日)：“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

　　(2月26日)：“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方方的结论昭示：如果一个池塘死了一两条鱼,那或许是鱼的问题。但如果一片一片的鱼都死了,那就说明水质有问题了。一部分官员的劣行是个人作风问题，但通病的劣行则必定是体制问题。

　　(2月21日)：“新的主政领导到来，湖北的抗疫方式，一改前面的拖沓和低能。疫情局势在大刀阔斧中，明显扭转。”

　　(2月26日)：“我想起早上也有朋友发来短信，说刘雪荣有“五最”：最早免市卫健委主任的职;最早封社区、封村、封路;最早全市普查发热病人;最早警车开道、沿途警察敬礼迎接医疗队和防控物质;最早把援助医疗队送到罗田三里畈温泉酒店休整半个月!刘雪荣的名字很熟悉，但我忘记了他是谁。百度了一下，方知他是现任的黄冈市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电力工程系的毕业生。”

　　(3月4日)：“换帅之后，政府以铁腕抗疫，效果确实很明显。”

　　后边记叙的事实否定了前面的结论，自打耳光，逻辑相悖。

　　二、拥护改革还是反对改革?

　　(3月18日)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

　　(3月20日)：“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改革开放如果毁在了这些人手里，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

　　(2月24日)：“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凭心而论，我是赞赏方方观点的。但方方的逻辑悖论来了，封城中，方方之所以为弱势群体呼号，说明了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否则，方方的呼喊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方方崇尚的那个“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的人，一甩手就将数以万计的国家、集体企业改制为私有制，使得几千万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一夜之间沦落资本家的雇佣工。就是那个“准备一百口棺材”的人，极力推崇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吓退了腐败，恰恰滋生和造就了大量的腐败分子。

　　(5月3日)《关于极左》：“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

　　请问汪主席，你为几千万下岗职工呐喊了吗?你为弱势群体呼号了吗?你又对这些形左实右的伪改革派鞭挞了吗?

　　没有，你在写《软埋》，目的就是想唆使这些假改革、伪改革者把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成果彻底“软埋”。

　　说你方方拥护改革吧，你又承认改革改出了弱势群体，改出了官僚主义的通病，尽管楼高，车快，武器强大，军队威武，科技发达……。但这些都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

　　(3月18日)“不瞒说，我在湖北，从1993年开始参加两会。由省人大开到省政协，整整25年。我太知道两会前后各部门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害苦的是老百姓呀，而方方开了整整25年的省级两会，作为一个知情的作家代表，早就应该写下“两会日记”呀，焉能非要等到25年后的新冠役情才说出实情?你知情而不批评，岂不是助纣为虐吗?

　　(3月18日)：“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

　　(3月13日)：“仅用官僚主义来形容，恐怕不够。这也不全然是人品问题，而是他们身处于某个机器之中。这架机器的快速运转，导致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他的上级，而无法看见芸芸众生。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文革中，方方是机器中的螺丝钉，改革后，全国的官员们又都成了机器中的零部件，反正都是机器，还不如干脆利落的改革为西方的政治体制为好，免得大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自由。

　　三、纪检委与照片

　　(1月31日)：“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3月12日)：“不瞒说，连纪委的人都觉得我这种人比较适合到纪委工作，廉洁呀，又守规矩，还敢于实事求是说话。”

　　(3月20日)：“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但不是我拿出来，是照片的主人拿出来。”

　　(3月10日)：“我在位的时候，有些违规的事，我都是先跟作协党组商议，希望他们能管。在他们不管的情况下，我只能在网上发声。我只是尽职而已。现在我退休了，他们就是烂成垃圾，也不关我的事。”

　　(3月14日)：“记得前几天看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形容作家的话：“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

　　汪主席，你要“极左”如何说你好呢?说你更年期吧，应该早就过了，说你老眼昏花吧，你又在写日记，还在继续写小说，你不是说写作的最基本、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吗?你一个既廉洁、又守规矩的适合在纪委工作的人，不就是一张无主手机的照片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扭扭捏捏的吗?

　　(5月5日)《关于手机照片》：“我也曾询问过医生朋友，但对方并没同意我披露这张照片。我表示理解，不是所有的东西皆可示众。”

　　汪主席，可不能失信赖账啊，只要不是造谣生事，只要不是谎言，只要能够澄清事实，你的医生朋友为什么不同意批露?

　　还有象你这样一个伸张正义的人，批评的力气从来不老的人，又肯为人民利益发声的人，你的同行烂成垃圾，怎么就不关你的事了?

　　四、天灾还是人祸，延误还是隐瞒?

　　(3月2日)“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对我们隐瞒!”

　　(3月3日)：“二十天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

　　(3月4日)：“惹出大祸的华南海鲜市场，从昨天下午起，开始为期三天的清场和消杀工作。”

　　(3月5日)：“武汉有今天的封城，何尝不是做假的结果?”

　　(3月8日)：“我和我们，都想知道，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隐瞒。”

　　(3月16日)：“尽管后期控制得力，但拆解开整个疫情发展的关键点，你会看到“瞒”字无处不在。可是为什么要瞒呢?是人为故意，还是疏忽了。”

　　(3月23日)：“比较好玩的是，以前甩锅，是官员甩专家，专家甩官员。现在好，全都可以一齐甩到美国去了。”

　　汪主席呀，论笔战，你是个职业作家，干的就是写字的事。你的日记既然是约了稿的，下笔就应该慎重些了吧!这里提醒三个概念：

　　一、“失职”与“渎职”不能混合一谈;

　　二、“过失”与“故意”不可相提并论;

　　三、“延误”与“隐瞒”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谓“延误”既可能是无意识的，亦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但“隐瞒”则必然是刻意的，“延误”与“隐瞒”的定罪量刑可是大有讲究的，就如“过失”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有着天壤之别的，在没有确凿的“隐瞒”的证据之前，一个作家就不能作有罪推定。难怪西方社会光速出版了你的封城日记，如果你将役情定性为“隐瞒”，必须举出科学的证据，否则，说你造谣惑众一点也不过分。

　　还有“惹出大祸的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只是新冠肺炎的发生地，你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华南海鲜市场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如果不是病毒源头，你又怎么说华南海鲜市场“惹出大祸”呢?譬如，抗日战争的战场在中国境内，你难道能说“惹出大祸的中国领土”吗?不可以吧!你这样一个整天把“常识”挂在嘴上的人，怎么就连这点常识都忽略了呢?

　　还有一个原则问题，是哪一级政府，哪一级官员“一齐甩到美国去了”的?

　　五、颂歌、感恩与冷笑话

　　(2月13日)：“小哥晚上说，匹兹堡市向武汉捐赠了18万只医用口罩，已通过中国国航班机运来。他们还计划陆续安排更多的医疗物质。你今天写一下好不好?我说，好呀。美国匹兹堡跟武汉是友好城市。很多年前，我曾两次去过那里，非常喜欢那边的氛围。但对于小哥来说，是不是友好城市，他也无所谓。他的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在匹兹堡生活。身在疫区最中心的他，想要对匹兹堡的捐赠表达一下谢意。”

　　(2月6日)：“接着网上盛传，美国吉利得研究的新药瑞德西韦(中国专家为其命名为‘人民的希望’?)在金银潭医院启动试验，传说效果很好。武汉人都很激动，如果不是遵守规则，不能出门，大概早就上街狂欢了吧。”

　　(2月25日)“一位教授告诉我，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说，治疗新冠肺炎，目前可能唯一真实有效的药物就是瑞德西韦。”

　　“听说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病好了也不想出去。因为方舱医院空间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点都不缺玩伴。此外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还不收钱。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说起来，有点像冷笑话。”

　　(3月22日)：“医生朋友说：‘中国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全世界都可以借鉴。我们给他们一点帮助，他们对华裔中国人的仇恨就少一点，化干戈为玉帛。’又说：‘哈佛附属的麻省总医院的方案，我就是在群里看到的，美国还真是高水平。’”

　　(3月12日)“它让人看了更加不适。某个方舱医院，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其中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月14日)：“我觉得都是自己的孩子，将心比心，如果我有孩子在海外，我也会叫他回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英雄的。这件事，完全可以包容。他往家里逃，说明在他心里，自己的国家是可以依赖的。这不正是他的信任感和爱国心吗?”

　　(3月24日)：“非常有意思的是，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时，而中美的医生们却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商量怎样拯救病人，讨论用哪些药物对于降低死亡率确实有效，哪种治疗方式更好。”

　　一问：方方怎么了，看到美国吉利得研究的新药瑞德西韦就象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看到医护人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更加不适?而方舱医院就是“冷笑话”。

　　二问：为什么“我们给他们一点帮助，他们对华裔中国人的仇恨就少一点”?照此的逻辑，难道新冠病毒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吗?

　　三问：海外华人虽皆为炎黄子孙，但并不能说没有背祖忘典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对于出国留学生以及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理应帮助他们逃难，欢迎他们归来，但对于那些学成后为他国服务，对于那些在中国赚了钱改变国藉的明星，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的富二代，难道“逃难”正是体现了他的信任感和爱国心吗?”

　　四问：，是中国政客指责美国在先，还是美国政客甩锅中国在先?难道你有证据证明病毒源头就是中国吗?

　　六、极左与极右

　　(2月28日)：“所以，无论极左骂或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昨天跟易中天学长闲聊，我说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深表同意。”

　　“他们出手来攻击我，我自然是要反抗的。我懒得理那些极左流氓，但这些披着官员外衣的极左，我干嘛不反抗。反抗的结果，不是我输呀，是他们输。他们现在也知道，不好随便去骂一个作家的。你看看以后那些退休高官还敢不敢随便跳出来批一个作家的作品?那是自己把自己搞臭的事。”

　　(3月14日)：“集结了他们所有的队伍，差不多每个人都写了文章。但是读者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他们混乱的逻辑，畸形的思想，扭曲的观点，低劣的文字以及下等的人品。”

　　(3月20日)：“最后我还要重复一句：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改革开放如果毁在了这些人手里，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

　　(5月3日)《关于极左》：“他们的文章，仍如当年一样充满文革式语言。为打倒我，以及对我污名化，他们甚至不择手段，采用各种造谣及诬陷方式，这些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极左。”

　　方方不仅是职业作家，还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化妆师，一句话就把自己装扮为既不极左又不极右的人，文革结束了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有成群结队的、有组织的“极左”，他们既仇视改革，又想回到文革，既祸国殃民，又断送改革，而且还会传染，对于这些“极左”与“极右” 比之于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呀，你这个文字水平高超，写作技巧卓越的作家，理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呀。最起码可以写文章理性批判呀，然而，你汪主席不仅是美化自己的化妆师，还是一个“双标”高手，别人批评你，就是打棍子，戴帽子，如果在运动式文革中，恐怕你早就杀将到“极左”的门上去了吧!在你的60篇日记中，除了没有“他妈的”，什么耻辱柱、极左流氓、祸国殃民、仇视改革、粗暴语言、卑劣手段、 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水平低劣、嚣张无比、黑社会、混乱的逻辑、畸形的思想、扭曲的观点、低劣的文字、下等的人品、新冠病毒、随意凌辱……。另外，批评你的人还是疯狗：

　　(2月19日)：“顺便说说，极左对我的攻击，似乎人头越来越多。且不乏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但我是一个喜欢讲常识的人。这一阵对常识二字，提得也多。有人问，常识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一只狗跑来咬你，你拿起打狗棒，打狗。狗逃回去，叫了一群狗过来咬你，其中还有大狗和疯狗。这时候，常识会告诉你：闪人!把地盘留给狗。让它们自己狂吠，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因为吠声高低不同骨头分配不同，而相互自咬。而你呢，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像隔离病毒一样，与会咬人的群狗隔离，这就是常识。”

　　就是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私批修，打倒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用语或许比你的用语更文明些吧!

　　(3月8日)：“记得‘文革’中，我女儿的爷爷是华中师大的教授，红卫兵冲到家里要揪斗他。这时奶奶要爷爷在家待着，自己挺身而出，跟红卫兵对着争吵。红卫兵拿奶奶这个女将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退去。”

　　可见，文革中的红卫兵并不可怕吧!

　　运动式文革虽然不搞了，但网络文革从来没有停息，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否则，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还批判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

　　你说“不好随便去骂一个作家的”难道平常的人就可以随便去骂吗?鲁迅先生当年就称胡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吧!

　　(5月3日)《关于极左》“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汪主席，虽然你日记中说曾讨论过文学的阶级性，并没有得出结论而不了了之，但你并不能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作家都有阶级立场，总会成为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难道你的《软埋》不是为地主阶级喊冤叫屈吗?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承载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阶级内容。土改丧失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右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都是写进《党章》、《宪法》与《决议》的，你这个讲常识的人，一句话就想抹去文学的阶级属性，怎么能将“土改”、“ 反右”、“文革”与改革混为一谈呢?

　　七、封城与科学

　　在抗击疫情中，方方是不赞成封城的：

　　(2月26日)：“第六、武汉封城禁足这么长时间，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忍受快达到极限。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管控公共卫生危机，首先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不能以政治任务来取代专家的专业指导。”

　　“‘不惜一切代价’本质上不是科学决策。”

　　“我们不应该也不能仅靠拍脑袋设定一个疫情管控的目标。”

　　(2月27日)“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在听到有人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时，不要以为你是那个“我们”，你只是那个“代价”。

　　(3月5日)：“王医生走后给武汉留下了“可防可控”四个字。这四字和“人不传人”搭配起来，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

　　(3月15日)：“是的，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这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来的感恩者应该是政府。”“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接下来，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

　　方方所讨伐的正是“可防可控，人不传人”的专家，而延误疫情就是没有尽快的隔离，实践证明，隔离与封城就是防止疫情扩散最有效的措施，而方方一边控诉“可防可控，人不传人”，一边又对封城说尽了风凉话。

　　纵观方方日记，其实是一地鸡毛，尊敬的汪主席，你可以说我“极左”，但你不要说我没有看过你的日记，还是你的名言说得好“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我是太赞同这个观点了。以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所无法明白的东西，请先看着，先琢磨着，不要忙于结论，更不要开口即骂。”

　　(5月6日)《关于外版》：“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

　　你的日记一边写，翻译在等菜下锅，西方光速出版了你的日记，以你的直觉，正常吗?人民可以容忍你竭尽全力的骂街，但不会容忍你轻描淡写的骂国!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