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许多众说纷纭的故事，关于他是否参加及其以何种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可谓重头戏。近日看央视电视剧《伟大的转折》，皆随画面用文字显示主要人物的姓名、职务，情节进展到遵义会议出现邓小平，职务显示“中共中央秘书长”。

　　编剧和导演没搞错?没有。遵义会议纪念馆与会者名单里有邓小平，群体塑像里有邓小平，职务介绍他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你敢回避吗?

　　但是，草民不识趣!只晓得许多年来，假冒伪劣无孔不入，历史虚无主义恣意肆虐;只知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无以释怀。尽管曾经发文否定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今天依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镜头中的长方型会议桌，上方主持人是博古和周恩来，正对面是邓小平。他那“正式”的样份，看去比两侧一、二排所有人都“正式”。三天会议里，邓小平自始至终坐在这个位置，作古正经，一脸庄重，不时走笔不时环顾，让所有在场的人不能不刮目相看，消化脑海，记忆尤深。

　　遗憾的是，戏里倒是这么演了，但是，这之后却没有任何人见到邓小平记录的文字。中央决定安排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自己动笔拟定《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主要凭借自己回忆。《提纲》里所列与会人员名单没有邓小平。直到此后陈云1995年4月逝世六十余年里，尤其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多年里，关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与否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也没有见他向谁提起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更不见他什么时候站出来为邓小平作证。

　　陈云凭借自己回忆拟定《提纲》，是邓小平的记录丢失了，还是遵义会议本来就没有安排专职记录人员作记录，当年谁也没有个说辞，就连“延安整风”时期中央编辑“六大”前后两个《党内秘密文件汇编》收入的遵义会议资料也没有现场记录原件，也不见谁有个说辞，而且在以后几十年都不见谁有个说辞。倒是距遵义会议五六十年以后传言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专家学者冒出来个论调：邓小平的记录在“四渡赤水”时丢失了。你信么?五六十年来，一直没有谁说过丢失，五六十年后冒出这种说辞，专家学者真有本事!

　　其实邓小平压根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至于会议上作记录，更是子虚乌有。此话可不能乱说，且听草民悉数道来。

　　本人很关注邓小平的身份，身份不够格何以参加遵义会议?为此我浏览了许多出版物。诸如亲历遵义会议的伍修权1982年发表在《星火燎原》的回忆录《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还有窗《回忆与怀念》(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遵义会议纪实》(199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遵义会议——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天》(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邓小平》(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1999年7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以及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邓小平复出记》、200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2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等等。唯有伍修权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中说“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其它全都说邓小平时任中央秘书长，并以此身份参加遵义会议。

　　上述出版物，除了伍修权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其它均为九十年代以后出版。姑且不管伍修权的说法与其它出版物的说法孰对孰错，认同邓小平的中央秘书长身份，肯定他参加遵义会议则是共同点。但是，邓小平的“中央秘书长”身份出处在哪里，伍修权的话可信吗?其它出版物，包括邓榕著，1997年2月1日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又可信吗?

　　这个问题很严重!且不说关乎邓小平的人格尊严，一世英名;关键是关乎党的历史严肃性和党的声誉。所以很有必要梳理它的出处，看看它是从哪里来的。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意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上党中央秘书长。”这个“相应地，我那时……”，表明邓小平是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的三天会议期间当上中央秘书长的。1982年伍修权说“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是不是受到邓小平所谓“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上党中央秘书长”的启发呢?我们不得而知。(关于伍修权这一说法能不能站住脚，后面再说)。

　　还有一种说法。据《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记述：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之后，干部进行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领导人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看看，邓小平在自己“第二次当上党中央秘书长”的时间问题上，1980年接受意大意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说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1984年在回答有关部门为英国撰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涉及我国领导人传略条目时说的是1934年底，这岂不是前后不一，自扇嘴巴吗?伍修权1997年5月逝世。他的回忆录《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如果不是出在1982年，而是出在1984年以后，真不知他对邓小平的话，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另据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述：“就任中央秘书长不久，父亲旋即参加了遵义会议。父亲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地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邓榕写此书时邓小平还在世，书出版发行前一个月才过世，所谓“就任……不久”这个时间段，与邓小平1984年说的“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相吻合，恰好够格“旋即”(次年)一月中旬参加遵义会议。不管邓榕是否征得老爷子意见，反正她没有采用老爷子“相应地，我那时……”即遵义会议期间当上中央秘书长的说法，同时还否定了伍修权所谓“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的说法。

　　邓小平所谓“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有什么依据，能不能成立，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情况。

　　十二月中旬，中央红军来到贵州黎平，政治局召开会议只有12月18日一天，目的是抓紧这一天时间解决处于险象环生的红军去向问题。会议场面之火爆，争论之激烈，一天里打了大半天嘴巴仗。之后距年底不过十来天，生死未卜的红军从黎平马不停蹄转兵黔北，疲于奔命，谁说几个头儿有闲暇、有心思一定要在会上或会后启动人事安排，商量决定任命一个所谓“中央秘书长”出来?其间还有个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从下午开到第二天凌晨，也是对红军去向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个个面红耳赤，最后才决定按毛主席说的办，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哪里还有时间来讨论选个什么“中央秘书长”出来，关键是要这个“中央秘书长”干什么?能解决红军燃眉之急吗?

　　《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说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之后，干部进行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请问有原始档案记载吗?没有历史依据，只管围绕邓小平的话来编故事、杜撰呀?

　　邓小平当“中央秘书长”不嫌累，这里说的第二次当，前面肯定有第一次，因为时间早得多，不仅风光灿烂，还可以拿来作为第二次的红地毯。

　　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在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时谈到：“我二十三岁时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2009年4月，《秘书工作<秘书参改>》)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001年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此事，说：“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

　　邓小平只管自己说得出口，也不想想有据可查的共产党中央早年的机构设置和人员任职情况一旦曝光，会戳穿他的老底。

　　中央最早正式出现“秘书”一职是党的“三大”，设五人中央局秘书，由毛泽东担任。1925年1月党的“四大”，秘书开始带“长”，曰“中央局秘书长”，由彭述之担任。1927年5月党的“五大”，中央局改为中央政治局并第一次设中央秘书长，由周恩来担任。时隔三个月召开“八·七”会议，李维汉当选中央秘书长，至1928年7月“六大”周恩来复任，九月由李立三接任，到1930年9月整整两年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下课为止。

　　就是说,1927年5月到1930年9月间，根本没有邓小平挤进“中央秘书长”的缝隙。以上人员无一不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邓小平1945年“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前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够格么?说起来这是个常识，脑子进水的人也能看出破绽。问题在于有人不顾常识，麻麻杂杂，耳食之言，非要以讹传讹!

　　1927年8月至1929年8月，邓小平在党中央混迹两年，其间后期有一年多时间，倒是担任过长脸的带“长”字号职务，即“中央事务局秘书长”。(参阅《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此书由中央组织部编撰，中央党史出版社于2000年1月出版，全书约1500万字，第二卷里说，这期间“邓小平任‘中央事务局秘书长’”。

　　看看，“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是不是子虚乌有?

　　关于伍修权说的“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能不能站住脚，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邓小平的《红星报》主编是怎么来的，算个什么官。

　　1929年8月，中央事务局秘书长邓小平，被“王明中央”作为中央大员派往广西担任起义军政委，同张云逸、韦拔群一起领导“白色起义”建立红七军。但是起义前他临阵逃离(参见1961年出版的莫文骅著《回忆红七军》和1964年军队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邓小平后来杜撰的逃离之借口，是“向中央汇报工作”。回到上海不久，邓小平再次受命赴广西作为起义军政委协同军长俞作豫领导“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结果起义惨遭失败，部队溃逃中他再次擅离队伍当逃兵(见1968年邓小平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一是起义前一是起义后，两次当逃兵的托辞都是“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怪不得《邱会作回忆录》记载，“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鉴于邓小平的表现，“王明中央”极度不满，很是冷落他，半年不与他见一面，按他自己的说法：“我除了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朋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因为处境窘迫难过，1931年8月，他主动申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先前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来1932年7月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不想这个部长仅仅当了两个月，到五月份，因支持毛主席反对“左”倾路线被“王明中央”打成“罗明路线”，整出个“‘邓毛谢古’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撤职下放到宁都县和乐安县当巡视员(可算他的所谓“三落三起”第一落)。不久，军委总政治部正副主任王稼祥和贺昌出于怜悯，将他解放出来安排到麾下当文秘(有人抬举成“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结果两个月里闲得无聊，遂“主动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邓小平这番话见《反“罗明路线”事件》和他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当时是潘汉年，邓小平作为宣传部干事主编《红星报》，属于潘汉年直接领导。

　　以上便是《红星报》主编的来历和它的官阶。伍修权的说法成立吗?说“列席会议”就够格吗?更为重要的是，就算需要一个会议记录员，不管咋个排，邓小平都排不上号。当时除了中央主要首长，有两个人最有条件担当会议记录，一是何克全即凯丰，二是潘汉年。

　　何克全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撇开职务不说，单凭他长期负责青年团和党的宣传工作，写了很多重要文章之名气，作为会议记录人是完全合格的。如果不安排与会正式代表作记录，潘汉年就是不二人选。他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革命军报》总编、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时任中革军委纵队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是邓小平的直接上司，真要安排专人司职会议记录，潘汉年绝对是不二人选，怎么居然就让邓小平钻出来雀巢鸠占呢?

　　所以，伍修权的说法站不脚，不能成立。至于他为啥要这样说，肯定有原因，这里就不必细究了。

　　据军史专家王健英介绍，他采访过遵义会议的警卫人员，证实邓小平在会议进行中曾两次进入会场，一次找刘伯承，一次送《红星报》，结果两次都被警卫人员当场赶出去了。也许人微言轻，王健英老先生的话没有谁采纳，都相信邓小平自个儿说的了。

　　据刘英说：“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注意，刘英这里说的是“中央队”。刘英后来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到，说李富春告诉她，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到前线，叫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1986年41期《瞭望〈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还有1992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和200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英自述》，均记载有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一事。

　　中央红军在撤离苏区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设立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也称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刘英这里说的“中央队”，不管是指安排在军委纵队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个“中央队”，还是指“中央纵队”本身，这个“中央队秘书长”都不是邓小平需要的，因为它不够格参加遵义会议，所以我们到看他自己的表白一律是“中央秘书长”，而从来没听他提到过什么“中央队秘书长”。

　　显然，刘英说的中央队秘书长，绝不等同中央委员级别范围的中央秘书长，而且这个工作并不多么重要。刘英接替邓小平，正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有意成全她与张闻天的好事，能够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和照顾张闻天工作和生活作出的决定。

　　虽然邓小平自诩两任中央秘书长没有任何历史档案佐证(网传某某怎么说，不足为信，俱皆谣诼)。但是，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离世后，中央次日发布《讣告》介绍邓小平生平时，还是特别提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两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过，后来中央的《悼词》摈弃了这一说法，只说他参加了遵义会议。

　　按说，作为大官的大事，亦即党的历史大事，只要党史军史大拿和专家学者认真履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没有整不伸、理不清的问题，再乱的乱麻也能理个头绪出来澄清真象。可笑又可悲的是，他们无不以邓小平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为前提设置，然后据此臆测推论、编造、甚至作弊，这哪里还有什么真象可言!(此类例子一抓一大把，恕不例举)。如此，岂不是放任我等小民今天冒出来钻空子?真担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还有件事值得一说。刘英接替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调到林彪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当部长。政治部相当于师级，属下宣传部相当于团级，邓小平这段经历在各种搜索引擎和众多出版物随便一搜就能见到。想想就奇了怪了，中央秘书长是中央级大官，难道邓小平犯了什么重大错误被连连贬职四五级，贬落到林彪一军团政治部所属宣传部当个部长?这实在说不通啊!但是，如果再搜查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信息，比如什么时候担任的，是哪级组织安排的，具体是管什么事的官，却无从得知，怎么搜怎么查都无从得知，现出来的都是“中央秘书长”。我就想，是不是邓小平官大，把中央队秘书长的“队”字打来吃了，忽悠“中央秘书长”成了真理，而刘英官太小，她的“中央队秘书长”被当成谬误了。不是吗?还有什么解释吗?

　　须知真实的历史是，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的整个长征途中，从通道会议始，至到达陕北，三军会师长征结束，前前后后中央召开了二十来次会议，没有一次有邓小平的戏份。这点，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和《长征》均有表现(两剧除编排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其它中央会议再没有邓小平厮混的身影，基本与邓小平自己所说的长征中“跟着走”相吻合。

　　遵义会议意义重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从此中国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与会人员将其作为政治资本，倒是绝对拿得出手。邓小平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了“拿得出手”，不惜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真不怕落得一世滚滚骂名啊!

　　回头再说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也不过专门安排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罢。之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不见他的身影;之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再到会理会议全剧终，皆没有他的镜头。这是实事求是，是对历史的尊重。谨此，我要给编导点个赞!

20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