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责？鼓吹“破公立私”的方方们该承担什么责任？--橘子洲头

　　此次方方日记舆论战，让方方的朋友们纷纷站出来亮了个相，其中就包括《财新》杂志。

　　又是专访，又是开专栏，《财新》对于方方日记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方方的第一篇日记就是在财新博客上发表的，其后被《财新》一路加持、开挂，被各个系的舆论热捧：

　　关注方方博客的人都知道，方方在日记里、在博客上一直叫喊着追责，例如：

　　对玩忽职守者该不该追责?之前(包括1月底2月初的文章)，笔者早就说过，当然该追责!例如武汉中心医院，又如某些专家……

　　但仅仅这样的追责够吗?远远不够!方方也认为不够，但笔者与方方的追责方向却是恰恰相反的。在《方方日记舆论战：没有胜利，只有结束……》一文中，笔者指出，方方所要“追责”的，“恰恰是中国的制度，尤其是残存较重社会主义气息的那部分”——而这正是此次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

　　是谁把预防为主的人民卫生体系改成了治疗为主的盈利医疗体系，进而导致病毒的蔓延?是谁造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而在初期玩忽职守?恰恰是方方们、以及方方的豢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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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方方时，方方讲述自己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码头做装卸工的经历，回忆当时的心境，方方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让贵族出身的方方与那些“粗鲁”(这个词正是她的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形象)的泥腿子为伍，竟然能逼得她去自杀。

　　可想而知，贵族子弟方方对于陈永贵、吴桂贤当副总理会是怎样的态度。她在散文集《雅兴》中收录了一篇散文《由陈永贵想到的》，其中写道：“一个原本朴实无华的农民，历史的洪流却硬是将他塞到副总理的职务之上，是他的幸运，还是历史的悲哀?”

　　一生致力于反剥削、反压迫、反权威、反官僚，探索怎么让工农当家作主的毛主席走了。

　　在毛主席走后，是谁几十年如一日编造伤痕文学，反复不断地攻击、抹黑工农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以及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历史?恰恰是方方们!

　　在方方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下，陈永贵们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终于可以不用再看群众脸色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能不大摇大摆地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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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中国抗疫，公立医院所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5月10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在凤凰网超级财经周连线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说道“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在市场化的医疗体系中，无论东西方都是“财神跟着瘟神走”。传染病来了，公共卫生就被重视;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就少。

　　毕竟，市场化的医疗盈利、至少“保本”才是第一要务，以至于92年就定下任务把医疗卫生事业搞成支柱产业;而只有治疗、特别是过度治疗才能赚钱，预防则是不赚钱的。在这方面，公立医院至少还保留着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公益色彩;私立医院则是放开拳脚，大肆将医疗产业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魏则西。

　　对此，曾光在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指出：

　　可以说，对于公立医院的去留，上至曾光这样有良知的专家，下至亿万普通老百姓都是有共识的。

　　网民们纷纷在网络上反问，去年十部委的“限公令”能收回吗?现实并不乐观。

　　3月18日某报报道《重塑医疗信用社会办医在路上》强行洗白私立医院，这篇报道罗列了私立医院的抗疫“功绩”，其中拿得出手的私立医院抗疫成绩单中，重点提到了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然而，看了4月16日的央视新闻，才知道这是抢了军方医疗队的功劳。

　　4月15日，《华夏时报》刊发了一篇访谈：《一位三甲民营医院院长的担忧：疫情后公立医院再现“扩张热”，社会办医成长机会恐被挤占》，引述私立医院老板的话，“如果政府不计代价地投入资金建设大型公立医院”，“会把现在偏小、偏弱的社会办医院成长的机会挤占、剥夺了”，为私立医院站台，还呼吁把基层卫生系统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开放给私人办医。

　　近日，为了鼓励所谓的“社会办医”，重庆出台了《重庆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5年)的通知》以及《重庆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步子之大，红利之多，引发了各界关注”，在帮助解决社会办医医疗人才培养、发展等问题的同时，又通过鼓励医联体内社会办医优先承接三级医院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业务和政府购买服务促进社会办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