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病毒是一种思想领域的病毒，40年前开始在中国流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风貌和形态。

　　方方病毒并不特指武汉“坐家”写日记的方方一个人，而是指方方这一代从80年代开始发迹的仇恨社会主义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

　　毛主席常讲，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方方病毒也不例外。

　　当方方病毒在如今遭遇人人喊打的局面时，87岁高龄的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挺身而出”，接受凤凰网访谈，力挺方方，教训中国人“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关于刘道玉对国人“民粹主义”的指责，笔者就懒得评论了。反正这帮老人“友邦惊诧”惯了，国人现在敢对“洋大人”横眉怒目，必然会引起这帮老人的极度不适——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就应该屈膝下跪，做个温顺的小绵羊，虔诚的小学生。

　　最近的方方日记舆论战，网友们形象性送了方方“带货女王”的称号，那些挺方方的知识精英大多被翻出了以往的反毛、反G言论。

　　针对这一现象，刘道玉先生称：

　　“中国近现代没有这种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隐私的辩论，动不动就是围剿，写匿名信攻击人身，扒人家的隐私。”

　　看到这里，笔者实在忍不住要发笑。这位老校长老糊涂了吧，带货女王的“朋友们”被挂出的言论，都是他们公开发表的微博、论文，何来“隐私”一说?

　　公开发表的东西，自然是公共舆论宣传的，你总不能对民众搞单向输入，禁止受众输出不同意见吧?这就是你们标榜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格”?

　　至于方方的大别墅，这是涉及到环境保护以及公有土地产权归属的事关公共利益的大问题，更加不是方方的隐私了，她不该解释说清楚吗?在你们天天吹嘘的美国，公民是没有任何财产隐私权的，你的账户突然有一笔神秘的大额收入，FBI马上会上门问候，因为美国政府要收税就必须掌握这些。

　　方方双标，没想到方方的老校长更加双标。

　　针对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本身，刘道玉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的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朋友断绝往来，等等。他们这些“辩论”习气怎么来的呢?我只能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寻找原因，这就是中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老校长这话，一则诛心：凡事扣上中国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的帽子，强迫国人跟着他一起“吃屎”;

　　二则完全不学无术：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毛主席说：“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待人的条件之一。”那十年，有些做法背离了毛主席的指示，但比起法国大革命的场景，还是温和的多得多。

　　法国大革命虽然暴力，但它本身的正义性是毋庸置疑的，是弱者对强权的反抗;强权戕害弱者的时候比这残忍十倍、百倍。

　　刘道玉声称，日记争论导致，“有的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朋友断绝往来”——这个场景，笔者真是闻所未闻。

　　“坐家”老校长的想象力远高“坐家”作家一筹，看来“编故事”这是有师承传统的。

　　“坐家”作家只是口口声声喊“极左”，担心“WG重来”;“坐家”老校长索性直接描述上他们对那十年的丑化——“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朋友断绝往来”——在老校长口中，这就不是“重来”了，而是已经来了。

　　但毫无疑问，抗疫模式、方方日记的确是前所未有地引发了大部分平时不关心政治的民众的热切关心与讨论，甚至是争论。

　　这难道是什么坏事情吗?

　　说到这里，笔者又想起毛主席在那十年的一段话：

　　“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xxxxxxxxx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xxxxxxxxx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这大概就是精英们四十年如一日反复抹黑、丑化的“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朋友断绝往来”，这种现象有没有呢?有，但也仅仅是你们在文学作品、回忆录中举出的个例，对于总体形势而言，说是大好为过吗?

　　普通老百姓、工农群众都开始关心、讨论国家大事，而不是讲闲话、扯闲篇，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于人民群众来讲当然是好事，毛主席告诫说你们不想吃二遍苦就要关心国家大事;对于那些意图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话语权的精英来讲，则是天大的坏事，群众都关心讨论这些问题了，他们也就失去了话语垄断、牟取暴利的权力了——刘道玉和他的学生方方均属此类。

　　刘道玉1933年生于湖北的一个农村，是新中国培养的化学专业的高材生。1955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就脱产专门从事肃反的学生干部，被评为肃反积极分子;1957年当上了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穷究下来，反右扩大化是不是也有老校长一份责任呢?就是在那十年，老校长也是一路红人，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历任校文革教育组组长;武汉教职工战斗兵团司令;北京大学文革联络组组长;工宣队任命的校教改组组长。

　　1977年，刘道玉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据说是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光辉事迹基本也是在这之后。

　　俗话说，物以类聚，我们来看看老校长满天下的桃李对老校长的评价，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位老校长：

　　方方：很庆幸自己求学是在刘道玉时代的武大中文系，而不是现在这个充满市侩气、俗不可耐的文学院……

　　邹恒甫：本人1987年从哈佛大学回武汉大学讲西方经济学，给刘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刘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

　　易中天：他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

　　1990年的前一年，刘道玉被免职，相关人士的评价就不引述了。90年后，刘道玉重新出道，在国外享有了很高的盛誉，被英国剑桥名人中心聘为终身会员和名誉顾问;在国内也再次被重用，参加“863”高技术评审会议并承担一项重点课题任务，参与教育改革，2011年后担任教育基金会会长。

　　当年极左，如今极右——这段经历跟吴敬琏等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看来也是个“两头真”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制造出方方病毒奇怪吗?不奇怪，他为方方的辩解，更像是为自己的辩解，为自己转行极右风光海内外“叱诧风云”的时代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