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小行长一天花销40万，吴桂贤副总理开会喝不起茶

　　——“深水”区里照“初心”

　　不久前，媒体曝出烟台汇丰银行反腐案：《烟台银行腐败窝案再发酵：原行长违纪被调查 三任董事长“前腐后继”接连落马》

　　恒丰银行首任董事长姜喜运一审获刑死缓半年之后，其继任者蔡国华也站上了审判台。

　　6月9日上午，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恒丰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国华，在山东东营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涉案金额高达约103亿元。

　　恒丰银行大笔剥离不良资产，就是因为前后两任董事长的违法违规、以及的长期业务激进做法，导致该行产生了巨额的不良资产。该行公布的年报显示，2018年，恒丰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635.61亿元，不良率高达28.44% 。而当时该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为- 894.75亿元。直到2019年，该行大幅向山东资产剥离1439亿元不良资产后，2019年末的不良资产余额仍高达149.66亿元，不良率为3.38% 。

　　烟台银行自1997年11月成立，2012年初，其胜利路支行行长的刘维宁将价值4.36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取走后外逃，成为轰动一时的“烟台银行票据案”。成立以来，有4人担任过董事长。然而除了现任董事长吴明理外，前三名董事长均已被查。

　　值得关注的不是涉案数额多少，几十亿几百亿早已不再吸引眼球，大众已产生“审美疲劳”。是案值得一议的，是案犯的奢侈手把——这位大咖“每天报销花费40万元”！

　　“涉案超百亿!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被控五宗罪，蔡国华的如烟往事剧情堪比美国大片。光明网曾在2019年12月发布评论员文章称，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平均每天报销花费40万元，也算是公开报道中的记录了吧。十几年前，中石化时任总经理陈同海每日挥霍4万多，月均100多万，年均1500万，理由竟是“我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花这点算什么”。现在看来，在蔡国华面前，陈同海只是“小巫”一枚。一个把银行亏得一塌糊涂的国企高管，也仍是穷奢极欲，将掌管的国企当成私人提款机，让贪腐没了边沿。”

　　区区烟台市的一个小行长，多大的的官?“2012年2月，叶文君在烟台市财政局局长任上晋升烟台市政协副主席，从而跻身副厅级官员行列。”

　　副厅级，比比著名公知方方还低半级呢。

　　不由想起当年被废黜的副总理陈永贵和吴桂贤的“寒酸”。

　　原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当了副总理后只拿西北国棉一厂的67.2元工资，参加国务院开会喝茶要交1角茶叶钱，吴一开始不知道就喝了茶，后来知道这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

　　堂堂大国副总理，参加国务员会议居然因为舍不得付一毛茶叶钱，不得不借口说自己“不喝茶”！

　　寒酸的毛时代，寒酸的副总理，居然如此“上不得台面”。

　　难怪被中国公知精英寒碜三四十年！

　　大老粗出身，怎么配党副总理！

　　另一个大老粗，也有同样遭遇。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不仅老婆孩子仍是农村户口挣公分吃饭，他自己也没转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工资。大寨大队按出满勤工值给他每月45元，另外中央给他每天1.2元生活补助，一月36元。他开会也是“不喜欢喝茶”，喝白开水。

　　这些“荒唐”事，早已淹没在沧海横流的伤痕牛棚控诉大海中，年青一代的头脑里，充塞的只是些红卫兵挥舞皮带打人镜头。

　　吴陈二位，因为政治不正确成了匆匆的历史过客。

　　即使是“四人帮”的首恶分子，在级别待遇上也是照此办理，可见毛泽东时代的严格。他每月拿原来的68元工资，上海原单位另给他每月补贴15元。

　　当然这不能改变他在政治上的罪大恶极。有意思的是王洪文的没有品格的腐败：

　　当年人大会堂宴会后，常规将喝剩的茅台酒倒在一个瓶子里半价出售，王洪文凭着副主席的特权经常站这个便宜。王被审判后，此事曾见诸正式文件，并非小道消息。

　　堂堂党的副主席，居然贪这样的小便宜。

　　与公费日销40 万“能挣会花”的烟台行长比起来，实在没品！

　　公知们给出的解释是：彼时穷，想贪也没钱嘛！

　　解释毛时代社会治安好，用的也是这一逻辑模式。

　　可叹的是，大家都信。

　　所好十八大以来开始转机，苍蝇老虎一起打，各行业反腐纷纷进入深水区。

　　“反”，进入深水区；“思”，是否也要进入深水区。

　　比如：

　　一，群众监督与反腐的关系

　　过去，毛主席一直坚持国家机构的改革要依靠群众的方针，通过依靠群众监督国家管理，加强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和当家做主意识，以防止公仆蜕变成主人。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一打三反、等等，都是发动群众集中解决干部教育问题的大举措。

　　毛时代的“运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反腐”，它包含着锻炼群众和教育干部的战略目标，远非司法反腐可以涵盖，其社会意义深厚得多。可惜，这点被人们忘却了。

　　群众运动，大轰大嗡，整老干部，冤假错案，毛主席的战略思考被妖魔化了。从打土豪分田地起，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从来末起过好的作用”，从何说起!

　　取消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剥夺了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权，等于拆除了防火墙，给特权腐败敞开大门。像烟台，一个小小的支行头头，在严密的金融管理背景下，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卷走三四个亿。一个小小行长每天公款花费40万，而群众居然心安理得地熟视无睹，这不是大众的监督管理权长期被剥夺的直接结果吗？

　　个人一句话，可以废除宪法中“四大”条文。

　　仅仅管理层叫好不行，获得拥戴与治理国家，还不是一回事。

　　二，回视单纯职能部门反腐模式

　　群众运动大轰大嗡，职能部门依法反腐，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才能根除腐败。

　　法制建设40年，也该健全了。

　　社会治安，官场腐败，治理得如何?

　　社会治安，看“今日说法”案例，案犯没有前科的不多，金盆洗手者罕见。

　　反腐问题，十八大前，人们看到的是愈反愈腐。

　　坚守初心，是不是也要通过实践检验回视反思?

　　法律是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阶级社会里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照搬西方法治一套，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吗？

　　多年法制建设，执牛耳的精英，多出自西方亲炙。

　　反腐量刑，80年代是1万1 年，记得一位县委书记就因贪污30万被判无期。随着腐败的与时俱进，如今几亿几十亿也已死刑不上大夫了。然而，盗窃的量刑，“以一千至三千元为起点,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以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为起点,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却一直未变。

　　“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侯”，古人尚不以为然，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能允许这样的“公平”吗?

　　幼女保护，过去风行过“嫖宿幼女”，在地方司法实践中，还有过“临时性强奸”一说。这都是为富豪权贵量身定做的。

　　司法实践中，据说有偿的律师辩护可以保障司法公平。凡是富豪或与富豪相关，总有身价不菲的大律师的身影出现，顾CJ、李z等等是有名案例。近期，陈有西为王振华涉嫌猥亵女童案做无罪辩护，出场费是1200万，这公平，对于靠被迫出卖青春糊口的弱势阶层，做梦也不敢妄想。

　　烟台行长蔡国华，为让某某报社撤一条涉及恒丰银行的稿子，封口费也是出手1000万。

　　阶级话语敏感后，这些社会现象，叫“倾斜”，叫“强势弱势”。

　　三，从初心出发，彻底改变“笑贫不笑娼”的生态环境。

　　根除腐败，必须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建设腐败无法立足的社会生态环境。

　　“笑贫不笑娼”生态环境的铸成，非一日之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环境，是滋生腐败的沃土。多年来，官场盛行逆淘汰，弄得你不腐无法立足。一个小小行长，轻而易举地搞个几十亿，一个小小的科员，捞的现金可以用卡车装。“先富”，不能让它太容易了。

　　反腐不能限于抓贪官，仅扬汤止沸不行，釜底抽薪才是根本。这根本，就是回归初心，回归共产党人的初衷。

　　资本冲动无止境，“安邦”式定国，必然导致乌克兰式的富豪寡头专政。俄罗斯社会财富的一半“先富”到六七个寡头手里后，即使普京，也难于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