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珞珈散人
这两天，独山县举债400亿元、留下一地烂尾楼的新闻引发热议。
早在2019年，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就被媒体披露盲目举债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导致当地政府债务风险激增。
这种“大胆地举债、悄没声儿地跑路”并非孤例。据岛叔这些年的调研经验，“举债式发展”、“折腾式治理”已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惯用套路。
何以至此?
转型
近年来，地方发展模式发生明显变化。
如果说过去地方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区位、产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靠土地、金融、政策杠杆来驱动。
有的地方把此前的发展模式称作“传统发展模式”，各地基于传统优势，通过长期积累，实现经济发展;相较之下，如今的发展模式能在短期内见成效，因而也更受推崇。
比如，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时，通过提供土地、电力，进行税收优化、审批程序优化等，可在极短时间内凭空培育出一个新产业。一些地方甚至喊出“打造百亿、千亿产业”的口号。
这些口号的出现，的确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阶段。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资金、技术、市场空间，再加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东部地区的发展红利逐渐溢出到中西部地区。
一些高能耗、环境污染较大、税收贡献不多的产业，可能在东部地区面临淘汰，在中西部地区却是“香饽饽”。哪怕没有任何产业基础，只要某个地方的政策到位，就会有企业组团投资，在短期内造出一个产业集群。
岛叔调研过的几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均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出在全国市场占优势份额的产业。这些产业能在一两年内落地，完全是基于当地迫切的发展需求及政策优惠。
举债
“转型”为啥要“烧钱”?
一些有“见识”、胆子大的地方官员很难满足于普通招商引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毕竟，产业发展再怎么迅速，也需要一个过程。真要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地方面貌，能“撑起门面”的，只有基建和房地产。
这两个领域投资需求大、对GDP拉动明显，还能让观者“眼见为实”，表面看那叫一个“稳赚不赔”。
可一旦对房地产和基建上瘾，地方政府、开发商甚至老百姓就没了回头路。怎么讲?为了保持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速，教育、医疗等公共投入统统要围绕着房地产转。
岛叔前些年在北方某贫困县调研，该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当年却有总投资约400亿的多个工程同时开工，其中多数以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基础设施)进行。
尽管县城里到处是烂尾楼、当地政府天天忙于处理“老板跑路”等各类纠纷，但既然面子上还算“热火朝天”，也就没人去想欠下的债要怎么还。
尽管“不唯GDP论英雄”的呼声近年来越来越高，但就岛叔所见，“经济增长”已深深融入部分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有人评价：“如果不抓增长率，地方政府就不知道做什么;不考核GDP，就没办法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做客观衡量。”
的确，只要GDP增长，地方经济就会活跃，群众就有更多收入，各级官员会更有干劲，当地也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只不过，这些景象，有些是真相，有些则是假象。
根源
遗憾的是，假象越来越多。
这一方面要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另一方面也与其背后的制度推力密切关联。
首先，地方官员的任期有限，短时间内既要树立个人威望，又要做出政绩，难免“新官上任三把火”。
岛叔听过一个说法：在有些地方，县领导到任的头两年，威望颇高;到了第三年，如果还没有高升的消息，威望就会下滑;第四年若还没动静，就没人愿意再听其指挥。毕竟，主要领导不挪位置，下边一帮人的前程就会被耽误。这年头，谁还等得及?
出于高效治理的需要，有的地方一把手往往用尽各类政策工具，只要其愿意，就可通过合理合法的政策工具来贯彻个人意志。一旦某项工作成了“一把手工程”，地方党委政府就可通过合适的方式(如成立指挥部、调动纪委督查)保障政策落实。
级别高的干部或能通过政府资金、政策倾斜成功推动项目运转;级别没那么高、又想干出政绩的官员，则会想方设法运用政策杠杆、投入1元钱恨不得撬动5元，把地方“门面”做出来。
岛叔走访过的几个中西部县乡村振兴“示范点”，几乎都止步于“盆景”，并无内生发展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因动用政策杠杆过多，背上了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的村级债务。
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治理逻辑说起来也不复杂：地方官员只要运作得当，保证相关项目在自己任期内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爆雷情况，就可以借助政府信用“金蝉脱壳”。
与之合作的融资平台，也并非对政绩工程的风险一无所知。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要的恰恰是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地方工程中的巨大灰色利益，有时会由官员与平台“共享”。
此外，有的地方以今后若干年的涉农项目作担保，撬动地方企业参与社会扶贫，让企业垫资百亿修建基础设施。当地每年的涉农资金何其有限，地方企业心知肚明，但“人在屋檐下”，又不得不响应号召。
俗话说得好：不折腾，不成事;一折腾，就有用。这是政绩工程的“门道”所在。下大力气堵上这“吞金”巨口，独山县们的“奇观”才会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