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在美国恶意挑衅、不断霸凌我国之际，笔者写了一篇“批霸”文章，嘲笑特朗普一心搞“美国优先”，却让美国人民“遭受了新冠‘大难’”。没想到就这么一篇文章，竟然引来了一伙自诩为“毛派”、“左派”的人攻击，批笔者是“胡说八道”，说“新冠发源武汉是铁一般事实”;批笔者是“五毛”;最后，甚至提出：“坚决做带路D消灭五毛”!

　　悲乎!连敌我、是非都颠倒的人，还敢自称“毛派”、“左派”，岂非令人笑掉大牙。连做中国人的爱国底线也不要，自甘做“带路党”的还能是什么人? 不就是“洋奴”一个，“走狗”一条!

　　这个世界只要还未进入共产主义，只要还存在着国家这个实体，就必然存在着爱国主义。干革命也好，信仰什么主义也好，也必然是“民族的”，爱国主义旗帜绝对不能倒。丢弃了爱国主义，必然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王明为什么会犯错? 重要的一条，就是脱离了爱国主义底线，不管对错，一概听命共产国际，在日寇入侵中国的情况下，还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无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在他对《清宫秘史》这部影片的立场、态度上，反映得最为鲜明。

　　《清宫秘史》是1948年下半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是一部以戊戌变法为主线，反映上起中日甲午战争，下止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剧。影片讲述了光绪、珍妃与慈禧之间的宫廷内斗故事，肯定光绪支持维新变法思想，揭露、否定慈禧。影片通过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权力;对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则充满了仇视，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

　　1950年3月，影片在上海、北京上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高层领导人也先后看了这部影片，但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先是刘少奇观后对胡乔木(时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表示：这是一部宣扬爱国主义的好影片。其后毛主席观后，却对胡说，这是一部宣扬卖国主义的坏影片，主张批判。“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判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 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的团结!”(《戚本禹回忆录》第602页——603页)于是就这样压下了。

　　1954年，毛主席支持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唯心主义，又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往后，毛主席再一次说道：

　　“《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但仍未被批判。直至1967年3月底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才得以批判。

　　毛主席为什么要讲《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并坚持要对它进行批判呢? 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是，中国的问题靠谁来解决? 是靠自己，还是去乞求洋人? 是自力更生，还是引狼入室?

　　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早在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主席就有“以天下为已任，不靠外力”的思想：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宫秘史》肯定“维新强国”主张，这没错;错就错在主张乞求外力。剧中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

　　主席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戚本禹回忆录》第603页、604页、602页)

　　是啊，你不满现状，你有权去反对，也应该去改变它;但绝不应该有吴三桂思想，去做“带路党”。

　　二是，影片不该污蔑、攻击伟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血泪史。面对凶恶的敌人打上门来，作为一个爱好和平、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要不要起来反抗? 敢不敢抱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进行战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义和团先人们，选择了战斗，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当亡国奴!这就是爱国主义。正是因为义和团先烈们的英勇牺牲，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才保住了这个国家未被肢解、瓜分。诚如侵华八国联军统帅瓦徳西最后也不得不发出感叹：“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徳西：《拳乱笔记》)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所以没有沦落到真正亡国这一步，不可谓不是义和团的功勋。

　　毛主席在看了《清宫秘史》后非常生气。针对影片污蔑义和团英雄是：“迷信”、“暴民”、“暴乱”后，他不无气愤地写道：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国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 还是各国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 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百年后的今天，诸多不肖子孙竟然颠倒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是非界限。把爱国者称为“爱国贼”、“五毛”;恬不知耻地自甘做“带路党”。他们拚命美化帝国主义强盗为“文明”;而污蔑自己祖先义和团的爱国行为是“愚昧”、“野蛮”。

　　你既然是中国人，劝君还是莫做“带路党”!这不仅为当今国人所不齿，更必将会遗臭万年，被子孙后代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