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美国反华势力对我围堵日亟，手段迹近下流，中国民间的的爱国热情也随之高涨，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反华势力的愤慨以及对政府采取反击措施的支持。

　　余涅认为，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是极为宝贵的，这才是中国外交最大的“资源”和最深厚的底气之所在，应该倍加爱护、倍加珍惜才对，孰料却出现了对此相当不屑的声音——

　　“民间围观吃瓜为宜，政府有足够力量回击美方挑衅。”

　　短短一句话，轻蔑、不耐烦、以及某种对“失控”感到恐惧的感觉，都尽在其中了。

　　这句话听上去也好生耳熟，余涅信手一查，果然是有出处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爱国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接见学生。他搪塞说：

　　“抗日是政府的事，同学们应回去安心读书，学生应该相信政府一定会出兵抗日。”

　　“抗日是政府的事”，其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就是“抗日与老百姓无关”。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什么害怕民间的爱国热情，将其视为一种必须加以摆脱的麻烦?

　　在余涅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蒋介石一直沉浸在一种不可救药的失败主义情绪之中，认为“战必败”，根本就没有胜利的信心。

　　其二，要动员全国人民抗战，就必须改良政治，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必须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蒋介石代表的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也不肯放手。

　　所以，蒋介石宁肯对日妥协退让，也要压制人民的抗日热情。

　　今天，穿越了将近90年的时空，余涅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声音，真是有点“莫名惊诧”了。

　　对待群众对爱国热情，是尊重、保护，还是害怕、压制?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

　　抗战期间，在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毛主席采取和蒋介石截然相反的态度。

　　毛主席认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他的军事名著同时也是哲学名著的《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指出：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余涅认为，国共两党对待人民群众的不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战胜利后两党的不同命运。

　　当然，群众在被发动起来之后，部分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盲目性，这就需要教育、需要引导，需要做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而不是把群众视为“群氓”，侮辱性地要他们“围观吃瓜”，禁止他们实质性的介入。

　　几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除了一些网红学者以个人的名义所作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解读外，有没有权威的、系统的可以被作为“形势报告”来对群众进行教育的材料呢?

　　没有。至少余涅没有看到过。

　　不对群众进行教育、引导，就不能避免盲目性，然后再以出现了盲目性为由压制群众的爱国热情，这不就使得自己越发陷入孤立之中了吗?

　　余涅认为，“民间围观吃瓜为宜”还折射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精英已经是“民间”的对立面而不再是“民间”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外在于“民间”了，是“你们”和“我们”了。

　　一方面，他们离不开“民间”的供养，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恐“民间”搅了他们的好事。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民间围观吃瓜为宜”，一切由他们来包办、来垄断，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天下居然有如此好事?

　　余涅还真就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