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改开”后被拨乱反正“冤假错案”的知识分子又有机会“附”到毛泽东总结的上述五张皮上，甚至转而将继续为工农等无产阶级代言的知识分子诬为“反智民粹”，从而催生新的冤假错案。
例如，苏东剧变期间喧嚣一时的中国右翼学者余某曾写出《我来剥钱某的“皮”》一文，其主旨是揭批封建专制豢养的御用文人(知识分子?)为封建阶级张目。该文刚问世就遭来自称钱某之女的反驳，其主旨则是为乃父正名。我首先有必要申明自己不属于右翼学者(但也未必适合被塞进左翼学者之列，我顶多属于有理难说清的“秀才当兵”)但又同样反感封建专制豢养的御用文人，然后我更想问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该“附”到何处?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发动的政治运动无一是针对工农等无产阶级的，新中国大小运动风向所指都是公然反党方反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与官僚主义之风逐渐上身的少数官员，更不用说少数誓于人民与政府为敌的内外敌人了。如果毛泽东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是常态，其遗老遗少现在还有多少余孽有机会没完没了的翻案?右翼公知一提毛泽东就喋喋不休连篇累牍地诉说他如何仇恨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更有无数自身不知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的喷子公然叫嚣毛泽东本人根本就算不上知识分子，甚至戏说毛泽东当年批胡适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因为她在北大任图书馆管理员时受到过胡适的冷待而心存私愤借机报复。如果问什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人杜撰出来的这类现代版拍案惊奇就足以证明这句话不是没有来由的。这种人罔顾事实贼喊捉贼，企图以自己的无知与妄言颠倒黑白遮掩事实，不断抹黑毛泽东。他们眼里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似乎真如他们所思所作的那样能真假错乱瑕瑜不分，甚至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首先探讨毛泽东算不算知识分子：罗隆基曾在新中国的某个公开场合讽刺毛泽东是山沟里晃悠的“小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主要靠自学的满腹才华堪称涵盖古今且包揽天地。在此基础上才淬炼出了他令人难以企及的叹为观止的惊世才华：人类的知识宝库里从此就有了他洒脱朴实、自然灵秀、雅俗皆备、出神入化、深入浅出、高山仰止而不显陡峭、文采斐然而不事雕琢的行文风格与语言特色;就有了他哲学家的深邃睿智、文学家的老辣成熟、演讲家的激情感召、军事家的纵横捭阖、书法家的恣肆汪洋、诗词家的珠玑华章;就有了他的洞悉世态机敏善变、俯瞰历史谈笑自如、预知未来料事如神、助推历史洒脱豪迈、布局谋篇雄浑缜密、笑傲天下了无败算。说他不是知识分子的右翼公知即便毕生焚膏继晷皓首穷经，终日不食昼夜不寝，日日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经年所得能在任何一方面堪与毛泽东比肩?为人处世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拿自己的无知去说道他人的有知;鄙俗不可怕，可怕的是拿自己的鄙俗去嘲笑他人的高雅;诋毁他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诋毁的人或事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右翼公知就像暗夜里的群狗一听到远方一只恶狗的吠叫就不假思索跟在后面无聊地接应，似乎他们真的能在远隔村庄房舍的暗夜里看到怪力乱神似的。
毛泽东毕生与知识分子结缘，至死不离。早在延安时，到延安未到延安的时代学者文学家许多是与毛泽东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无论置身延安的艾青、丁玲、肖军、成仿吾等一大批文学家诗人还是身在大后方的郭沫若、梁漱溟等文学家学者，都曾与百事缠身的毛泽东有过书信传递或秉烛夜谈的经历，都不乏相互间的探讨切磋与诗文酬答。建国后，毛泽东与柳亚子、郭沫若、臧克家等学者的密切交往与诗词酬答，更是至今还广为传颂的文坛佳话。不仅与文学家与各类学者关系如此，许多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也与毛泽东私交很深，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等学者更是毛泽东家里的常客。毛泽东生日时很少请同事与亲朋捧场，而是专门请上述科学家与部分劳模参加自己的家庭私宴。宴席上毛泽东全无最高领导人的架子，与科学家与劳模们劝酒劝菜，谈笑风生而其乐融融。
现在的右翼公知常拿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建国以后的梁漱溟、俞平伯与蒋介石败走台湾的胡适等学者做手脚，似乎少数个例就能证明他们信口雌黄的谎话话是历史真实。俞平伯之事缘起《红楼梦》的学术讨论，毛泽东不同意他的个别学术观点，但并未对其有任何迫害的言行。俞平伯从那以后在公众场合露面少了，那也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绝非毛泽东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俞平伯一直领着不菲的俸禄，直到耄耋高龄怡然辞世。梁漱溟当年在延安时曾经就自己乡村建设的构想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建国后正需要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为国家为社会共谋良策之时又公然在政协会上要毛泽东当众为自己的见解道歉认错。这固然体现了梁漱溟本人耿直倔强的性格，但也暴露了知识分子单纯、孤傲、任性、不容世事的先天缺陷。政治与学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学术争论能唇枪舌剑偏执一端，但治国大事岂是那般肤浅率性?凭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与感情，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本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更恰当的方式同毛泽东交流，何须以朝堂之上犯颜批麟的迂腐行为来哗众取宠般表达诉求?梁漱溟在那样的场合用那样的言词、那样的态度抬杠，不要说新政权的一家之主毛泽东不能接受，当时在场的许多学者不也对梁漱溟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吗?如果不是毛泽东的阻拦，梁漱溟还不知要被多少同行诟病呢!梁漱溟晚年就对自己当年的作为有过深刻的忏悔：我那时态度不好，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也就是从那以后，梁漱溟照样当自己的政协委员，享受自己的物质待遇，更未因此受到任何组织处理。再说处死王实味，任何政治团体的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如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充满理想色彩，共产党治下的延安也不例外。关键是你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对待革命队伍里存在的这种事：如果是抱着对革命事业关心爱护的态度就会采取积极健康有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诉求，本来延安整风就是针对党内军内存在的问题开展的，目的是扫除一切不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陈腐思想观念与工作作风。王实味却把延安存在的问题视作敌对阵营里的事一般无限挖苦，这就暴露了个别知识分子身上只顾自己清高孤傲泄愤、为称一时之快而不顾工作大局的偏狭任性。毛泽东最初只派秘书胡乔木对王实味批评教育，但他一点也不检点自己，于是作为一个特殊案例在那个特使历史时期就不得不关押了。至于王实味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康生处死，无论咋说都有点太过分。据说事前一点也不知详情的毛泽东闻听后大发雷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康生等干部愤然斥责：“你们还我一个王实味!”
右翼公知拿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与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改造之事，这只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优越意识的一种惯性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似乎天生就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三尺书斋就是他们的全部天地，舞文弄墨闭门造车就是他们天经地义的工作，受人恭维安享富贵就是他们的职责与本分。因此，脱离人民漂浮在虚幻的世俗高层成了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常规常态。毛泽东反对脱离人民脱离实践的书斋知识分子，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火热的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把这一点作为考量
判断你是否是真正知识分子的试金石。毛泽东始终坚持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早期革命实践中撰写的《湖南农民们运动考察报告》与井冈山时期撰写的系列农村考察报告，早已成了他躬身实践直面基层的教科书式例证。正因对中国的国情民情了如指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才能充分发动人民、依靠人民，从而取得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断胜利。
正是由于毛泽东本人在与基层人民接触的过程中积累的切身体会与经验，他才号召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知识分子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走出书斋、走出实验室、走出办公室，投身于实际生产实践中，投身于血与火的战场上，投身于人民群众中。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感受了解中国的民情与国情，才有可能把自己学得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五七干校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开办的，其中不仅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更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连此类促使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做法也能被视为仇视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那么我们是否也能这样质问此类知识分子，识文断字者难道是天生的在骨子里就瞧不起劳动人民，拒绝倾听人民的声音、了解人民的疾苦与实际需求?难道你们天生就是不打折扣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双料贵族?
毛泽东的一片苦心却遭到了极度的扭曲，右翼公知对文革的清算堪称倒行逆施。巴金、季羡林等大知识分子更是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以所谓的“牛棚”来形容五七干校，干校里的生活工作劳动条件与环境虽然比不上你们在繁华闹市里那般优越，可干校周围农村里的广大农民吃的住的穿的用的哪一点能与你们所说的“牛棚”媲美呢?难道你们与农民之间天然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逻辑行之永远吗?你们这种旧社会里出身豪门大家的知识分子，享受惯了从娘胎里出来就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的生活，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滋润生活形式，所以让你们稍稍走向基层体验一下民众的生活就会让你们如同临深履薄一般颤惊、抱怨、怀恨、控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生存条件那样艰苦艰难，虽然你们不可能再有过去本家生活里的那般奢侈豪华，但新政权对你们的待遇相比之下远比那种从血与火中滚爬出来的许多老革命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层次。只因安排你们短暂地深入基层体验一下老百姓的生活，你们就牢骚满腹怀恨在心，像控诉莫大罪恶一般地控诉文革，控诉毛泽东，控诉五七干校?如果你们暂时寄身的五七干校是牛棚，那么无数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或即便生活在城市也是时代寄身在棚户区里的基层民众，他们的生活居住之地又该叫什么“棚”或什么“窝”呢?难道他们生来就该是这种苦命而你们生来就该是那种甜命?让你们在远比民众不知要好多少倍的五七干校里劳动锻炼几天，你们就贬低自己的锻炼之所是牛棚，你们到底是在提高自己还是在贬低自己还是在辱骂更多的居住生活条件远不如五七干校的广大工农群众?
难怪现在完全置身于物质贵族、精神贵族行列的现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贺卫方等右派，无一不是见风使舵鼓吹“改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英明”决策而不失时机地辱骂毛泽东时代的大众共同富裕政策。是的，人民一旦与你们一样富裕了就没有了你们所谓的高尚与尊贵了，知识分子一旦与民众相结合则你们这种为了少数富人的高明“理论”就无所适从了，中国一旦正儿八经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泥巴腿子们就没有了卑贱而与你们这种高贵者平起平坐了。难怪你们歇斯底里地反对毛泽东，反对真正的共产党，反对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引领中国的既定发展方向!
毛泽东因其熟谙历史了解国情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践行一系列改造中国的“初心”，相关制度设计的正确性经过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已是不容置疑的。
但“后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伟大的政治家要真正实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都是多么不容易，就连文治武功盖世绝伦的毛泽东想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也是何其艰难!毛泽东的赤诚无私爱民之心与他采取的一系列爱民举措不就是因为得罪了现时代的官僚权贵与知识精英，三十多年来频遭这伙奸人歹人恶人们的诋毁辱骂栽赃诬陷吗?刀笔吏之可恶虽古已有之，但较之于今天这般乔装打扮的同行新人，古之刀笔吏实在有点自愧弗如小巫见大巫!“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宜相互否定只是说说而已吗?
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说话办事都是紧紧围绕着爱国主义的核心落实的。这一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新中国冲破西方国家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的那批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学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时刻把人民装在心中，为了这一点能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与优厚的生活待遇，自愿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他们在新中国的艰苦岁月里与全国人民一道过着艰苦异常的生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两弹一星的功勋中有不少就是海外归来的爱国学子，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中凝聚着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他们健在或去世都从未抱怨建国后的任何运动、斥责同样寄身过锻炼过的五七干校，甚至没说过毛泽东共产党一个非字。钱学森晚年看到少数学者对毛泽东大肆污蔑诋毁、许多领域放弃毛泽东思想而忧心忡忡：中国要是丢弃了毛泽东思想就彻底不行了!试想，一个当年为了回国尽瘁而遭受美国中情局关押阻扰长达五年之久、甚至一度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的杰出科学家，他对新中国的成长历程何等了如指掌感同身受而刻骨铭心!他的这番话足以说明，一个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与祖国几十年风雨同舟中是如何以自身的感受来警示告诫后人的。钱学森的骨气与才华、成就与贡献在同辈乃至后辈中罕有能出其右者，他高尚卓越的品格完全有资格让那种无底线跪拜美国、投靠美国、视美国如自己亲生父母的汉奸贼子自扇嘴巴自感卑下自照镜子而生些许羞耻之心。钱学森那一代付出大索取少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作出的巨大贡献，足以让那种获取国家利益不小而对国家实际贡献乏善可陈的现时代知识分子们羞愧汗颜!
当今中国的右翼公知及其研究机构拿着美国人赞助的残羹冷炙而对美国人感恩戴德，一点也不记得了身后生养自己血肉之躯的祖国大地;当今中国右翼公知拿自己生活中遭受的一点点挫折来肆意攻击国家民族及开国领袖，他们唯独忘记了知识分子生来就应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职责与使命了。古人尚且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但当今中国以“精英”自居的所谓知识分子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节操与基本原则。他们为了讨好洋主子只知道往自己国家民族身上泼污水，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英雄人物极尽诽谤污蔑之能事，以此讨得人家的一杯半盏下巴口水。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点什么实事吗?
真正能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全身心投身到国家繁荣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为国家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英雄们表示极大的敬意并在实际行动上全力向这样的英雄们学习看齐，力争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做出那样的贡献，而不是躲到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在小圈子里自封的“上流社会”，更不是出卖灵魂“附”富于买办的犬儒文痞走狗奴才。
我素来佩服知识分子以“附”见长，但各色“附”孰是孰非?我由此联想到朱学勤的《我不是知识分子》一文的开头：“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五七年是个右派，在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从来只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一直传到千里之外，传到我耳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
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万没料到他还有这么一手，这一下轮到我为难了。直到今天，我也琢磨不透，怎么能把这两件事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只好这样想：人只要离开具体环境、具体利益的纠缠，都会浮现出与具体行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可见距离的重要。人性中多少东西，只有在拉开足够的距离后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看不够的，就是人性;最不能把握的，也是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给人性预留各种可能，各种不可预测的故事。”
的确，“人只要离开具体环境、具体利益的纠缠，都会浮现出与具体行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所以“只能给人性预留各种可能，各种不可预测的故事。”钱某之女为乃父正名情有可原，但钱某的“民国遗老”历史定位很难翻案，否则钱某之女若穿越到文革之港台又将难逃“民国遗少”之嫌。类似于余某揭批的《河殇》余孽漏网之鱼在苏东剧变后打左灯向右转的“华丽转身”，和平演变“沉船派”遗老遗少变脸翻案而已。尤其是最近急于为余某的中国某名校博导杨某洗白的知识分子，无论杨某的孩子、弟子是否在其中暗箱操作甚至“御驾亲征”，中国教育行业的祖师爷总结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道理还有必要对他们多讲吗?余某这根“毛”早已“附”到帝国主义者的“皮”上，杨某的孩子、弟子扎堆攒“毛”洗白会否形成新的名校学阀(毛泽东总结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当代加强版)式封建阶级之“皮”并让后来的学弟学妹们“附”和壮胆?余某式知识分子通过“学术”渠道移民美国而摇身一变为帝国主义者，他的学弟学妹们留学美国后“出口转内销”会否扎堆形成“近亲繁殖”的“学术”封建阶级?“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一旦垄断“学术”话语权又何以保证不会打左灯向右转?他们一旦“离开具体环境、具体利益的纠缠”(比如出国)又会否讲出“不可预测的故事”?极左“五毛”与极右“美分”如一丘之貉，隔山圈地久矣!至于被两类叫兽教出各色头衔光环的孩子、弟子们，《科学怪人》里有一段独白值得参考。“教授，我向您忏悔，我被极端自私的欲念支配了头脑，害苦了您。您真不该把我造出来。但把我逼成这个样子，难道人们，包括您，就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你们不能相信我、宽容我、接受我?开始我也是充满仁慈的啊!您已离开了人世，我也要了却我的一生，我不愿再受悔恨与痛苦的折磨了。”
“百度知道”网站上有一问“突然想问下为什么极左就是极右?”唯一的应答罗列了中国特色知识分子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转型“附”态：高层风向左摆，他们就是极左;高层风向右摆，他们就是极右。换个大家都熟悉的词汇，那就是投机者。这群人，日军来了能为“大东亚共荣”奋斗，然后挣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抗战胜利了，他们能摇身一变，变成曲线救国，然后压榨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新中国成立了，他们能成为武斗先锋，保卫革命果实的红卫兵;等改开了，他们又迫不及待的清算文革，然后挣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现在他们能成为意见领袖，人民的良心，迫不及待赶快挣出一份家业，最后出国……时代在变，但他们的目的从来不变。总之，这群人一生追求进步，进步在哪他们就在哪。至于他们的良心、立场、脑子?这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能随时喂狗吃的玩意。
余某移民美国后的吃里扒外警示我们：知识分子公派留洋之前务须严格政审，尤其是要经过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这两关;国内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务须夯实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对其中的阳奉阴违者加强甄别并及时清理门户;培养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接班人务须用好正反两类教材，对正面典型不夸张而对反面典型不掩饰;知识分子务须以公务员的标准到基层挂职锻炼，尤其是在“精准扶贫”等重大政策安排上对五七干校扬长避短。
落实上述四个“务须”，知识分子冤假错案才不至于“剧情”无限反转。
